论贺拉斯的“教”与“乐”与孔子的美育思想

摘要：贺拉斯与孔子作为中西方文学的集大成者，为后世留下了卓越的财富。着重从贺拉斯的“教”与“乐”与孔子的美学思想出发，从寓教于乐观、合适原则与中和之美、生活背景、哲学基础以及对后世的影响进行比较。

关键词：贺拉斯；孔子；寓教于乐；中和之美；合适原则；哲学；影响

中图分类号：I106.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0-0098-02

一、寓教于乐观

1.贺拉斯在《诗艺》中说“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可见贺拉斯明确肯定了文艺既具有教育功能，又具有娱乐功能，并对二者采取并重的态度。

孔子的美育就是审美教育、艺术教育，因而美育与教育密切相关，美育在教育中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作为教育家的孔子是十分注重美育的，其美育思想贯串在教育思想、教学方法、教育实践活动中，主张寓教于乐式的教学方式。教学效果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于教学方法的选择和运用。通过艺术化、审美化的方法来进行教育，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好方法。

2.教。从广义的范围来说，应该包括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意识和个体意识的综合。如果从文学创作的实际过程来看，“教”应该是诗人（创作者）表达自己的目的意识或情感，而这也是欣赏者（接受者）的对象。当这种意识外化为诗（艺术作品），它就在文学交流中、在审美意识交流中起到中介作用。从诗人创作的审美意识到诗的过程是一个创作的过程，它由一个个具有诗人个性特点的意象融合成意境，从而达到朱光潜先生的“诗境”。这种物化结构形成固定的“诗境”结构，这个结构在诗的意境的结晶物的笼罩下，并且最终在欣赏者的头脑中外现为诗境。这个诗境首先在诗人的头脑中呈现，然后由语言、文字、节奏等因素“物化”成诗。诗，就是审美价值发生、展开与实现的中介，是诗人的思想与感情熔铸的“一度审美”的“教与乐”，此时，也在欣赏者的“二度审美”中重现为“教与乐”，在读者的头脑中得到价值的传承。此时，诗人的情趣和意象都会在诗中体现。诗人就乐在其中。这样，作品的审美价值、艺术价值就实现了，传统意义上的“教”与“乐”也就整体实现了。“诗人之乐”并不是“读者之乐”，这个“乐”要传达，就需要采取一些具体的形式或结构，如语言风格、时人的欣赏趣味等等，这样才容易被人们接受。在“诗人之乐”通过诗传递给欣赏者时，同时“诗人之教”也得以传达。可以说，教和乐在诗人的思想中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个整体的传达就要作品以欣赏者“喜闻乐见”的方式或内容为条件，这就是接受者之乐。此“乐”也是“诗人之乐”再现的前提，也是“诗人之教”影响欣赏者的前提。否则，没有接受者之乐，诗人的教与乐都难以实现。这也就是诗人的“一度审美”在欣赏者的“二度审美”中得以实现，以诗人的各种目的和意识为内容的“教”才能内化为欣赏者以“乐”为条件的目的和意识。正如李健夫教授说的：“艺术家一度审美中的艺术创造与表现为欣赏者的二度审美提供了对象，可以说二度审美是对一度审美的再审美，是一度审美价值实现的再实现与价值增生过程。”

孔子在其六艺的教学内容中也提到“乐”这一概念，其中的“乐”，显然指周代的乐舞。先秦时期诗、乐、舞三位一体，“乐”是它们的总称，因而可泛指文艺。以“乐”为教育内容就是以文艺和审美作为教育内容，具有美育性质和特征。孔子不仅以“乐”作为教育的一项科目，而且教学所使用的教材亦是文艺作品或文艺性很强的历史典籍文献。

二、中和之美与合适原则的统一

“中和”，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范畴，“中和之美”更是古代文艺学美学的核心范畴。孔子用“中”，既有本体论意义又有方法论意义: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论语·尧曰》）

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

在孔子看来，中庸是一种思想，运用于实践就是追求完美的方法，体现于行为就是一种美的德行，观照人生就是一种崇高的境界。孔子认为，中是正确的，而庸可以理解为用。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恰当，不过分，是一种规范和尺度。二是适应一定客观形势的达观通变。中庸原则绝不是简单消极的孤立不变的守中，而是有机的调节，积极的变通。这一思想运用于文艺学美学理论，就是“中和之美”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贺拉斯在《诗艺》中说：“如果画家作了这样一幅画像：上面是美女的头，长在马颈上，四肢是由各种动物的肢体拼凑起来的，四肢上又覆盖着各色羽毛，下面长着一条又黑又丑的鱼尾巴，朋友们，如果你们有缘看见这幅图画能不捧腹大笑么？”贺拉斯意在说明，艺术创造是事物形象的重新组合，但这种组合不是胡乱拼凑，不伦不类是不“合适”的，事物形象在整体上要有统一性。

贺拉斯说：“我决不愿仿效这样的工匠，正如我不愿意我的鼻子是歪的，纵然我的黑眸乌发受到赞赏。”艺术作品的生命力不是来自作品的各个部分的简单拼凑，而是来自它们的有机统一。

在总结希腊艺术规则的基础上对于艺术创作形式方面提出了著名的“合式原则“。“所谓‘合式’，就是要求在艺术上做到协调一致、妥帖得体，恰到好处，叫人感到合情合理，无懈可击”。

综上，中和之美与合适原则的相同之处表现在两者都要求恰当、不过分，事物整体上达到统一性。不同之处在于，中和之美突出的是主体性的要求，而合适原则主要是在艺术创作方面。

三、生活背景与哲学基础

1.贺拉斯生活的罗马早期，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帝国的军事统治，停止了苛捐杂税和没收土地，集中力量在军事、交通、贸易、政治、法律以及农业、建筑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使奴隶经济出现繁荣，文化上也进入鼎盛时期。在这样一个君主集权的国家里，歌颂统治阶级必定是文学创作的最重要方面。而孔子生活在群雄争霸的春秋战国时期——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是先进的封建生产关系战胜落后的奴隶制生产关系的时代。学术上诸子蓬起、百家争鸣空前活跃。此时想要全面施行仁政必是遥不可及。

由上可知，贺拉斯的生活时代注定了他的诗艺思想是要为整个君主统治服务，而孔子生活年代的分崩离析，其思想更加注重个人的修养。

2.贺拉斯之前的柏拉图认为，现象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摹本，只有原型是永恒不变的真实世界。亚里斯多德虽然承认现实世界的真实性，但是他的质料与形式说仍然是原型与摹本关系的变形。质料如果没有形式的统摄，是杂乱无章的，只有经过形式规定的质料，才能由可能性变为现实的东西。贺拉斯教化观念的产生多受到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哲学的影响。

孔子透过对夏、商典籍的整理与对周文化的反省，开启了儒家哲学的广大思想内涵，其与弟子们的讨论，被整理成《论语》、《易传》等原始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作。孔子创造出"仁"的哲学，在政治、教育、伦理等日常生活作息与言行举止中，发挥人类的德性本能，建立人与人间适当的人际关系的观念；对于天人关系的思考与应对，基本上是接受鬼神的存在，尊重天命的指示，但是全然以一理性化的意义认定天与鬼神的作用，天自身彰显的只能是道德理性，而鬼神亦只在提供资讯上对圣人有所帮助，而不能干涉圣人的德性事业。也摆脱掉世人以现世得失与情绪为主而对天的赞颂与咒怨的态度,而以理性的认知建立适当的天人关系，既重视其崇高性，更强调其道德性。

可见，贺拉斯主要是受西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理念世界、质料说的影响。而孔子主要是中国“天人合一”的思维特点。

四、影响

贺拉斯的“教”，既指社会道德教育，又指文化开发，诗的“教”的功效应是崇尚美德、简朴、正义、秩序和法律，应促使人接受文明，为人神划界，为夫妇立定礼法。教是目的，教必须通过乐的手段才能实现，教化功能在诗和艺术作品中不应脱离使人获得愉悦的具体形象，欣赏者总是在审美体验和审美感受中得到陶冶、教化的。“寓教于乐”思想对18世纪启蒙运动以及古典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是衡量艺术作品优劣的标准之一。

孔子美育思想对中国文艺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孔子之后的中国古代文艺发展基本上沿袭了“尽善”“尽美”的模式，强调文艺的教化性质和教育作用，表现出浓厚的伦理道德化倾向。一方面，孔子将文艺纳入到伦理道德思想的轨道中，纳入到教育的轨道中，使文艺成为伦理道德化和教育的工具，形成了“文以载道”的模式。孔子文艺观也就成为中国历代正统的文艺观。另一方面，孔子的美育思想也影响后世的文艺家能寓教于乐，将作品倾向性隐寓在艺术形象中，正确处理文艺的审美作用与教育作用的关系，文艺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关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使文艺表现出自身的特点和个性，从而促进了文艺发展。因此，孔子的美育思想对文艺发展有很大影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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