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莫瑞森人文主义思想考略

[摘要]理查德·莫瑞森是都铎王朝前期的重要人文主义者，却迟至20世纪晚期才被历史研究者重视。莫瑞森接受了人文主义教育，著文支持亨利八世镇压求恩巡礼骚乱，积极宣传和为宗教改革辩护，以新教徒身份支持爱德华六世的宗教改革，这体现了他忠君、讲究实用和世俗的人文主义思想及其与宗教改革产生的张力，推进了英国近代人文主义世俗化。

[关键词]宗教改革，人文主义，张力

[中图分号]K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7）02-0052-05

在欧洲，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都是文艺复兴的结果，同时二者也相互交织。英国也不例外。一方面两者互相推动，人文主义促进了宗教改革，在宗教改革中人文主义内涵不断拓展。在互相作用中，都铎早期英国人文主义逐渐世俗化，可见，“英国人文主义很早就发展了一种实践的趋势”。另一方面两者是独特又对立的，人文主义代表一种回到生活的古典态度，关注现世世界，以实现一种自由思想和自由行动的个人发展的理想。宗教改革不仅关注天上，也关注尘世，进而在政治实践中人文主义与宗教改革交融在一起。“在改革后，新教历史学家迫切地抓住中世纪文化的概念，因此通过人文主义者发展了人文主义并且把它当作反对罗马教会的宣传工具。”同时，人文主义在宗教争论中获得发展。人文主义从关注人自身到社会整体，变得对公众教育感兴趣，提倡对人进行人文主义教育，人文主义者在作品和宗教改革及政治实践中表现出来了人文主义思想。与格罗辛、林耐克、科利特等一样，理查德·莫瑞森（Richard Mori-son，约1513-1556年）也在意大利学习，回国后他们或者传播人文主义思想或者服务于宫廷，展现了人文主义的世俗内涵。一、理查德·莫瑞森人文主义思想的来源

理查德·莫瑞森是直到21世纪才被史学家重视的廷臣。莫瑞森是一个完美的学者和著名作家，身为外交家、神学家和政治家，也是一个忠诚的福音派和天才的人文主义者，被大多数近代早期历史学家所熟悉，在都铎思想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在1536年以前，1541年和1547年之间以及1553年之后莫瑞森的活动记载都很少，为此相关的史实有待进一步考究。对他的出身地的争夺是其中一个例子。“莫瑞森出生记载不明；埃塞克斯郡、牛津郡、赫特福德郡和约克郡都提出他们郡是他的出生地。”1525年秋天莫瑞森在牛津大学的主教学院学习人文学科。约翰·巴尔认为，不能确定莫瑞森是否在伊頓学院这所国内最好的学校学习，似乎找不到任何证据来证明；但他可能在北部的一个语法学校接受教育。这个贫困学者莫瑞森后来被授予一个小牧师职位，这能够提供给他助学金支付其学费和生活费。他参加了在牛津、剑桥和帕多瓦组织的学术团体。他还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不断保持对思想的兴趣，与各种学者通信讨论时政，如约翰·贝克萨、格斯的达米安诺、约翰·高斯和约翰·斯特姆等。很多学者向他请教，其中有他的朋友兼姐夫克里斯托弗·黑尔斯。他与托马斯·克伦威尔、凯瑟琳·帕尔、萨默塞特公爵和诺森伯兰公爵、约翰·卡尔文、海因里希·布林格，以及殉道者彼得·菲密格理等同时代的主要政治和宗教人物是朋友，通过信件交流思想并相互影响。16世纪30年代早期，他在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学习期间，与迈克尔·斯洛克莫顿成为好朋友，可惜后来因为他们对英国宗教革命立场不同而友谊破裂，前者主张新教改革，后者坚持天主教信仰。“1536年莫瑞森离开意大利回到英格兰成为托马斯·克伦威尔的门徒。”他作为托马斯·克伦威尔的秘书，辅助克伦威尔处理行政事务和践行人文主义思想，在玛丽当政时恢复天主教信仰而被迫流放到欧洲大陆。

众所周知，鹿特丹的伊拉斯谟到英格兰讲学，与英格兰人文主义者信件交流，对英国人文主义发展作出贡献。但是，意大利人对英国的影响也很普遍，比如，曼图拉的巴蒂斯塔的作品已经对都铎教育具有实质的影响，并且意大利思想对都铎英格兰后期的思想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英格兰的莫瑞森把整个生命投向了意大利，阅读人文主义者马克·安东尼·萨巴里克和马基雅维利的作品。“莫瑞森是第一个提及马基雅维利的印刷作品的英国作者，并且他在16世纪50年代仍旧阅读马基雅维利作品。”莫瑞森善于接受意大利的人文主义思想的养分，关注现实世界和谋求出路。“这个时期的思想文化更为多种多样的，莫瑞森汲取了古典和近代大陆思想，尤其是这些意大利的潮流。”其中重要一点是汲取意大利的世俗的人文主义思想，这对英格兰的政治问题具有指导意义。另外，莫瑞森对贵族的观点与同时代的人文主义者朱安·路易斯·斐微斯的观点很相似，可以推测他在牛津学习时已受到他影响。1540年，莫瑞森翻译了斐微斯的《智慧导言》，强调了贵族和美德的联系：真正的和完美的贵族要具备美德。美德也正是人文主义廷臣所要具备的素质。莫瑞森搜集书籍建立了一个相当大的图书馆，成为都铎人文主义者的重要标本。由此种种可见，莫瑞森从意大利汲取思想营养，成为一个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廷臣。

莫瑞森同时是亨利时期最好的宣传者，以亨利八世的最多产的宣传者著称。他谴责反对亨利八世政策的重要人物，比如托马斯·莫尔、约翰·费舍尔以及雷吉纳尔德·博勒。莫瑞森在《论七圣事》主要关于路德的圣事解释，汲取了路德的早期思想而不是其后期的思想。莫瑞森把真正的圣事地位只分配给了洗礼、忏悔和圣餐，对其他圣事表示保留看法。莫瑞森为了和罗马天主教坎特伯雷主教雷吉纳德·博勒撇清关系，反驳博勒的不支持亨利离婚，写了《叛国者博勒先生之书》为亨利宗教改革辩护。他还以赞美诗的形式灌输臣民服从于国王专制的思想。他还写了一本《摘录簿》和其他一些为宗教改革辩护的文章等。莫瑞森的文笔是亨利政策的推广和说服广大民众的重要手段，为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创作发表的辩护文章体现了其忠君、世俗、实用的人文主义思想。

莫瑞森接受人文主义教育，身处人文主义学术圈子和宫廷圈子，阅读各种人文主义作品和结合现实进行创作，形成了他关注世俗、崇尚美德以及追求实用的人文主义思想。

二、理查德·莫瑞森人文主义实践的路径

到16世纪20年代后期，亨利八世认为，20多年前即1509年加冕时娶的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婚姻无效。他安排廷代尔等学者翻译研究《圣经》，希望从中寻找离婚的合理证据和实践他的新主张。他还任用沃尔西，提拔克伦威尔、莫瑞森、塞西尔，终于解决了离婚问题，拉开了宗教改革序幕。亨利发现克莱蒙特七世教皇犹豫不决，与教皇为离婚事件争吵后也无果。亨利决定托马斯·莫尔和主教约翰·费舍尔中谁要死，而不是公开赞同与罗马的分裂和王权至高无上。为了摆脱教皇的司法审判，亨利决定与教皇分裂，以保证教皇同意判决婚姻无效，表现了作为君主的现实眼光和果断决定。“在这场离婚运动中，与罗马分裂，制定宗教法令，在修道院的解体以及在中立化中，有时候毁灭敌人，亨利的作用是充分的和决定性的。”哼利八世的宫廷所要面临的继承人以及国家长期发展问题，都需要都铎君主和廷臣在政治中的现实性举措和果敢实践。

亨利离婚案和解散修道院，以及圈地运动等原因带来了社会的动荡，爆发了求恩巡礼骚乱（The Pilgrimage of Grace），即以约克郡起义为开端，北部诸郡联合形成九支武装队伍求恩，国王通过与其代表共同协商答应起义者要求，而后国王反悔并且镇压起义的事件。期间亨利面对巨大的反抗，一开始他想要屈服让步，后来果决镇压。莫瑞森在克伦威尔的命令下创作以回应林肯郡起义，他的《为煽动叛乱所带来的毁灭而悲痛》③主张服从亨利和他通过的王权至尊议会法案，表现了自身的忠诚和爱国思想。“莫瑞森通过想象英格兰作为一个具有人格的人物，调停林肯郡起义者的军队和皇室军队。”有人批评他攻击1536年的林肯郡起义的文章，莫瑞森在回应中谈到，这些人通过他们自身可以找到问题的原因，即修道院的腐败引发了起义。莫瑞森“通过写作证明借由上帝之法和人之法，他们注定要死：我不愿意同意人们认为修道院要被摧毁，因为谈及苦难的深渊中发出呼喊声，在午夜到来，它给瘸的、贫穷和瞎的人救济”。这里莫瑞森肯定了修道院作出救济的积极贡献。但同时“被解散的修道院的修士和修女谴责他们自己性行为不检点：这是为什么修道院被摧毁”。修道院本身存在的道德伦理败坏，表明了莫瑞森坚持反对林肯起义和支持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政策的原因。他从对方弱点找到突破口，具有很强的问题解决能力。对于与求恩巡礼叛乱相关的宗教问题的态度间接体现了莫瑞森的忠君、实用的人文主义思想。

英国宗教改革往往牵涉到臣民首先忠于国王还是教皇的问题，为此，英格兰国王制定了叛逆法。叛逆法是指自1535年2月1日起，蓄意侵犯国王的尊严和称号，如否认国王是英国教会的最高领袖、把国王当作异教徒、教会分裂者或暴君等，均属叛逆罪，将处以极刑。叛国罪就是违反了叛逆法而定的罪。在都鐸时期，人们很容易以叛国罪而被定罪。爱德华·纳威里与他的堂兄亨利·博勒一起被控谋反，被认为是与亨利·博勒的逃亡在意大利的弟弟雷吉纳德·博勒合谋。杰弗里·博勒爵士被牵连其中，因为他不支持亨利离婚而且在镇压恩巡礼骚乱中违背国王命令而没有镇压起义。莫瑞森在《猛烈抨击反对巨大的和最令人厌恶的罪恶，叛国罪》中声称当“杰弗里·博勒爵士被关在塔中的时候，国王和枢密院都不怀疑公爵，他的哥哥蒙塔古（Montagu，即亨利·博勒）或者爱德华·纳威里……在所有事情中是有罪的”。莫瑞森暗示杰弗里爵士处于两难境地。如果说出实话，他将必须承认他的哥哥蒙塔古和埃克塞特侯爵和爱德华·纳威里爵士是叛国罪。“如果他撒谎，他否定所有的事情，他的良心将会受谴责。”莫瑞森关注个人和注重现实，善于观察推测人性，分析到位。同时莫瑞森“写到了埃克塞特的坚定否认态度：他在法庭是僵硬的表情，坚定地否定大多数控告他的事情，然而在一些事情上他表现迟疑和犹豫了，因此所有人会看到他的表情，确证了他的言语带有很多犹豫否认的意味”。莫瑞森对于人性的敏锐把握体现了其美德和现实的人文主义精神。“莫瑞森的《猛烈抨击反对巨大的和最令人厌恶的罪恶，叛国罪》努力利用国王的过去支持索尔兹伯里的玛格丽特女爵、埃克塞特侯爵和杰弗里·博勒爵士的历史来批驳，以及全面地谴责他们的忘恩负义。”噗瑞森对于叛国的憎恶，展现了其正直品质和德行，同时也注重现实功用，积极配合亨利八世，表现了其对国王的诚实和忠诚以及世俗的宗教改革者的特征。

莫瑞森在亨利八世时期没有明确和公开自身信仰，“在爱德华六世统治下他公开为一个新教徒，这是安全的，但是在新教徒被看做异端的16世纪30年代他表现出强烈的新教观点”。爱德华为了推行宗教改革于1547年成立王室专门调查委员会。爱德华加冕时，克兰默的布道表明了他如何看待教会发展的方向，后来殉教。作为物质财产所有者，莫瑞森控制了30多个教区的赞助并且也被授予了几个高级牧师有俸的赠送权。莫瑞森并没有普遍利用这些赞助谋利。然而，莫瑞森也是世俗的，他支持国王的政策而没有为了信仰成为殉道者，玛丽上台后，莫瑞森逃离到欧洲大陆躲避追捕。在爱德华统治期间的一个积极的新教徒休·拉蒂默，在玛丽治下成为新教的殉道者。“亨利八世统治结束时以及在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的新教改革，本质上是非教条的、父权制的和平民的，而不是强调神学的、经院的和祭师的。”玛丽却是支持天主教的。这造成了人文主义者莫瑞森在不同君主统治期间，对于宗教改革中的灵活态度和表现方式的转变，注重现实和关注世俗世界。

莫瑞森忠君爱国，赢得了亨利八世的信任。亨利八世驾崩之时，授命莫瑞森呈递国书给丹麦国王并且在大公会中宣布爱德华六世继位。他在爱德华治下享有一年20磅的津贴。在1549年5月8日成为宗教改革阵地牛津大学的委员。1550年6月被授封骑士。7月莫瑞森出使西班牙成为皇帝查理五世宫廷的大使，公主伊丽莎白的老师人文主义者罗杰·阿斯卡姆成为他的秘书。“两人一起阅读希腊语作品，莫瑞森还向家人推荐阅读马基雅维利和奥奇诺。”莫瑞森的大使身份给他带来接触人文主义思想的机会。玛丽上台标志着莫瑞森服务于宫廷的生涯结束了。玛丽是要恢复天主教主义，而莫瑞森坚持新教信仰，为此莫瑞森逃到欧洲大陆，从此后期生涯很少受到英国人注意。在大陆他在著名的新教研究者菲密格理指导下学习，与人文主义者约翰·奇克、安东尼·库克在斯特拉斯堡一起交流新教思想，一直到1556年去世。莫瑞森和他同时代的人文主义者的观念不一致。“对于莫瑞森的许多同时代的人文主义者而言，比如托马斯·埃利奥特，反对把暴政建立在一个强大的和受教育的贵族基础上；对于莫瑞森，它是建立在社会各个阶层坚持遵循经文的基础之上，虽然他确实认为贵族和绅士应该成为领导者。”莫瑞森的思想体现了其对现实的深刻认识且具有指导意义。都铎王朝廷臣不少是贵族和绅士，成为都铎王权构建的中坚力量。

三、理查德·莫瑞森人文主义思想的意义

身为宗教改革者，莫瑞森是著名的白马会馆群体一员，他们阅读宗教改革者的作品，“不仅仅有路德和墨兰顿，而且有胡斯、欧科兰帕迪烏斯、威克里夫、茨温利、布更哈根、布仁提乌斯、乌尔班努斯·赫格斯、布塞、塞拉里厄斯、弗兰西斯·兰伯特·阿维尼翁及其他人的；他们共享《不同政见者的联合》（Unio Dissidentium）和《基督教的经济》（Oeconomica Christiana）的复印本”。莫瑞森了解宗教改革时期的重要改革家的思想，在宗教改革中积极运用和实践，也被认为是具有“更多世俗倾向的作者”。他忠诚于国王，推动宗教改革和人文主义思想不断世俗化。“宗教改革乃是实行变革的三个主要因素的最大的一个，它赋予16世纪的变革以新的含义。”宗教变革带来了最为重大的变动，推动了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也必然带来英国在风俗习惯、法律、信仰，以及国家自身的本质上的革命，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英国内战过程中。

宗教改革带来了王权的加强。1529年亨利八世开始宗教改革时，所有真正的英国男人和女人被描述为“基督徒”而不是“天主教徒”：“天主教徒”的术语暗示一种可被替换的和带来争斗的信仰的存在。但亨利八世的主教们在1529年之后的几年，并没有把他们自己看作“天主教徒”。这表明亨利的宗教改革对天主教会本身产生影响，带来天主教徒的自身反省。《至尊法案》要求所有人遵循1534年的继承法和发誓绝对服从国王。国王下令修道院解体，却引来了骚乱和不安。亨利八世拉开宗教改革的序幕，主观上想要收住是不可能的，这就像“一个人会从一个高高的塔上匆匆的扔下一个人并且当他在半空时命令他停下来”一样不可能。亨利来不及完全解决宗教改革问题，又要面临求镇压恩巡礼骚乱，这凸显了迫切需要解决问题的紧急性，臣民大多数同意他已经确立了的王权至上，但也随之带来国家和社会各方面问题所包含的王权与民意的张力和矛盾。大多数人包括克伦威尔和莫瑞森，同意了或者说甚至服从了。“克伦威尔看到了他掌权期间采取的政治措施只是作为真正新教改革的准备的基础，所有这些在亨利1538年以后的行动措施和1540年克伦威尔的倒台中流产。”莫瑞森作为克伦威尔的随从为亨利服务。他作为新教徒推进了爱德华六世新教革命。人民普遍更拥护一个普世的新教革命，他们中许多人对玛丽时期的主教们的回应感到苦闷而被迫遵循。玛丽推行的恢复天主教所采取的血腥措施带来了人民的恐惧。亨利八世、爱德华六世和玛丽在宫廷中都利用君权在推进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运动。“在那个过程中，懦弱和害怕，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发挥了一个重要作用。”宗教改革在这三代都铎君主时期给人民带来了思想震荡和信仰困惑，随着宗教改革的政治变化产生了宪法和国家的变化，通过议会，国王如今成为英国国教的最高元首，加强了王权。

同时，廷臣莫瑞森在都铎王权巩固上也发挥了作用。莫瑞森作为亨利八世的宣传者著文支持其宗教改革。亨利八世统治长期以来被分裂的意识控制。当时英国人文主义与新教思想是分开的。英国人文主义是伊拉斯谟福音，非教条的而且确定的和可识别的，贯穿亨利时期的思想文化。“亨利是否是一个虚弱的国王，很容易受这些他身边的人影响，或者一个强大的国王以他的意志来控制分裂，亨利的宫廷在他的政治史学史中显得突赫。”直到爱德华统治下，莫瑞森才公开作为一个新教改革者发挥作用，推动了人文主义发展，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在互动中共存和发展。六年后玛丽上台，他只能逃亡欧洲大陆。莫瑞森的廷臣生涯很好地阐释了都铎前期英国人文主义的发展和内涵拓展。英国的人文主义正是伴随着都铎前期的几代君主的宗教改革的演进变得更为世俗的，在亨利八世时期教育哲学为标志，渐渐变成世俗贵族的以及留有很少福音教义。伊丽莎白实行的中庸宗教政策正汲取了她的父亲、弟弟和姐姐在宗教改革中的经验教训。迈克科尼认为“尽管亨利统治末期和爱德华的新教政府的宗教改革群体不断激烈争论，他们（人文主义者）的努力为英国宗教协定奠定了适度的基础”。都铎几朝的人文主义内涵不断发展变化，讲究实用，追求适度，注重国家稳步发展，成为英国人文主义的题中之意，推动了王权的巩固和英国近代国家的形成。

[作者简介]袁梨梨，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史、文艺复兴史。

[责任编辑：杨莲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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