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的治学思想

摘要：章学诚是乾嘉时期著名史学家，在当时考据训诂之学流行的社会思潮下，他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系统而又独特的治学思想。在治学目的上他强调“明道”“经世”，认为治学的目的就在于探究社会的发展规律，为现实社会服务；在治学态度上强调“为学之要，先戒名心”，只有戒除名利之心，才可能在治学道路上有所成就；在治学方法上认为“札记之功，必不可少”，强调正确做笔记的重要性；另外认为“学贵博而能约”，对博约关系也阐述的非常精辟；而其创新独到之处尤其表现在其“以文济史”的思想上。章学诚的这种治学思想对我们当今的学术研究也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关键词：章学诚；《文史通义》；治学思想

章学诚是乾嘉时期一位著名的史学理论家，自近代以来一直是史学史研究的热点，出现了一大批富有见地的论著，对章学诚史学思想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成就巨大，但是，完整而系统的研究还不多。本文即从四个方面对其治学思想给予初步的探讨，以期能较系统的概括其治学的精辟独到之处。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是乾嘉时代著名史学理论家。所撰《文史通义》一书，是一部全面总结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名著，与唐刘知几《史通》并称于世。其中，他对“经世致用”的强调和对“六经皆史”的高唱，对“史意”和“史德”的首次论述，对方志学理论等的阐述都给整个史学赋予了崭新的内容和意义。

然而，另一方面，章学诚所处的“乾嘉盛世”，却是考据训诂之风盛行，思想匮乏单调，最缺少生机之时。惟独他却以世俗时运为重，“逆于时趋”，追求学术“贵专”，重“自得”，意在“经世致用”的思想。这种难得可贵，态度严肃的治学理念，在今天仍有可贵的借鉴意义。本文即从其治学的几方面理论谈起，进行一些基本的归纳。

一、治学目的——“明道”“经世”

“经世致用”是我国传统史学中的一个优良传统，从孔子作《春秋》，司马迁著《史记》，司马光著《资治通鉴》，无不反映出这一精神与思想宗旨。章学诚继承了我国史学这一传统，反对当时学术界务考索和腾空言两种不良倾向，强调“史学所以经世”，认为治学的目的，是为了“明道”、“经世”，“非为人士树名地也”。他说：“学术无大小，皆期于道。”至于什么是“道”，他解释说：“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可见，他所说的“道”是指事物的客观规律。也就是说，做学问的目的，是为了探求客观真理，以通今致用，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这在认识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水平。

章学诚“明道”“经世”的治学目的，划清了“学古”与“古学”的区别，鄙视争名趋利，为学术而学术，表现其一声“煌煌升斗，终岁奔驰”以治学的旨本与态度。可见，章学诚一生含辛茹苦，孜孜治学，无非是使短短百年之生，对国脈民命有所裨益，其“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的思想也确实无愧于中国古代大圣人孔子“吾欲托着空言，不如见著实际之深切著名也”的明训。故虽“经世致用”之说不始于章学诚，而他却于此执著最坚，阐发最深，不得不说是“经世致用”的集大成者。

二﹑治学态度——“为学之要，先戒名心”

人，总是企盼辉煌；事业，也总是力求辉煌。时尚之心，名利之图，往往反映在治学之中，认为只要著书立说即可名利双收。可章学诚从治学是为了明道经世这个大前提出发，认为既然治学是为了阐明世道，立言垂后，那么只要“其道果明于天下而所志无不申；不必其言之果为我有也”。告诫学者治学的态度必须严肃认真，作文也要“良工不示人以璞”，不要将尚未成熟的作品轻易发表。他提出“为学之要，先戒名心”，即做学问写著作要在学术上取得成就，首先必须力戒名利思想，淡泊以明志。

章学诚一生即是如此，从不追名逐利，虽然穷困潦倒，藉笔墨为生，但仍能坚持治学，“撰著于车尘马足之间”，把学问当作“饥之可以为食，寒之可以为衣”的东西。而事实上，章学诚毕竟生活在曾经屡兴文字狱和考据学盛行的乾嘉时代，当时社会风气被严重的宋学空谈义理，汉学专事考据思想所淹没。当时许多学人，为了追求个人名利，大多盲目趋附风气，往往不顾自己有否专长，故意标新立异，读书少而著作多。可尽管如此，最后章学诚仍然坚持反对学者盲目趋炎附势，认为学者应按自己的专长治学，“与一代风尚所趋不必相适合者，亦势也”。章学诚的这种态度，对于抵制当时的文化专制，显然是有进步意义的。

三﹑治学方法——“札记之功，必不可少”

学者基本功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其学术研究的成败。章学诚十分重视学者的基本功，他所说的基本功，大致可以概括为才、学、识三方面的训练。在谈到这三方面的相互关系时他说：“才须学也，学贵识也。”这是因为“学问文章，聪明才辩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识也”。这里，他所谓的识，是指学者的思想观点，也就是学问文章的灵魂。无论才也好、识也好，章学诚认为都必须通过学才能获得。

“存记札录”是一种“藏往以蓄知”的主要手段，章学诚还指出做札记的方法：其一，他认为札记不是一般抄书，而是读书过程中有了心得体会随时加以笔录，这样才能“日有积焉，月有汇焉，久之又久，充满流动，然后为文辞，浩乎沛然，將有不自识其所以者矣”，“此则文章家之所谓集义而养气也”。其二，要做到“三多”即多做札记，多动脑子，多为思考，这样就不是为做札记而做札记，而是有蓄待发；其三，做札记应有取舍。他说：“大抵文章学问，善取不如听善弃。天地之大，人之所知所能，必不如其所不知不能，故有志于不朽之业，宜度已之所长而用之，尤莫要于能审己之所短而谢之。是以舆薪有所不顾，而秋毫有所必争，诚贵乎其专也。”即要求人们做学问、搞学术要主次分明，择一而专，成为专家。如果没有取舍地样样都去研究，结果将是一事无成。

章学诚“札记之功，必不可少”，确是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有效手段，对我们至今仍有很大的帮助。

四﹑博约关系——“学贵博而能约”

章学诚《文史通义·博约》篇开明宗义道：“沈凤墀以书问学，自愧通人广座，不能与之问答。余报之以学在自立。人所能者，我不必以不能愧也。”这反映出章学诚治学过程中的博约思想。所谓博与约的问题，是指学者追求知识面的广博与精约之间的关系问题。章学诚把博与约之间的关系看成是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他认为“学贵博而能约”。

章学诚认为博是为专精服务，精才是立学成家的最终归宿；反之，博是专精的基础，只有博才能专精，“未有不博而能约者也。”以现在话来说，博与约（专精）犹如一个三角形，只有三角形下底宽大，三角尖顶才能更尖（专精），故博与约两者是治学过程中相互依存的统一体。说明学者在做学问、搞学术中，必须由博返约，才是一条成功之路。

综观章学诚的治学思想，他对“明道经世”思想的高唱，对世俗名利的漠视，对博约对立统一的阐述，对文辞性情的重视，对学术批评严肃而又慎重的态度，都让我们感受到了乾嘉文化专制时代的一股逆流之风，更是一种文化的清新之风。而当今的学术领域也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学术研究与现实脱节或在解决现实问题上的作用甚微、学术创新乏力以及学术腐败等等，针对于此，章学诚的治学思想无疑会给我们指出一条革新的大道，对我们的学术及研究都有着伟大的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王印策（1985-）男，河南永城人，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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