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史学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

摘要:梁启超首倡“新史学”,呼吁“史界革命”,是中国史学由传统转向近代的开创者、奠基人。要研究中国近代史学,梁启超是绕不过去的标志性人物。根据梁启超一生的治学实践活动,其史学思想的发展可以以1900和1920年为界分为史学“萌芽”阶段、史学“成熟”阶段和史学“反思”阶段。

关键词:梁启超;史学思想;三个阶段

梁启超(1873—1929年),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等。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政论家和资产阶级史学家。

梁启超首倡“新史学”,呼吁“史界革命”,是中国史学由传统转向近代的开创者、奠基人。要研究中国近代史学,梁启超是不可忽视的标志性人物。对梁启超史学思想的研究,大部分的学者都以《新史学》为开端,以欧战为转折点将其史学思想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这样的分期,既抹杀了梁启超的部分史学成就,更影响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思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鉴于此,本文根据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情况和梁启超的治学实践活动,以1900和1920年为界,将其史学思想发展历程分为“萌芽”、“成熟”和“反思”三个阶段,以达到正本清源,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梁启超史学思想萌芽阶段(1895-1900年)

1890年,梁启超赴京会试路经上海,初步接触到西学,眼界打开。后经人介绍结识康有为,马上被其“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所吸引折服,立即拜康有为为师,开始走上维新之路。

在这一时期,梁启超没有专门的史学著作,其史学思想主要散见于他在一时期所写的各种政论文章中,《变法通议》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著作。梁启超以西方的进化论作为自己史学的指导思想,认为撰述历史,必须体现历史的演变规则。他把西学中的庸俗进化论与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糅合在一起,提出“三世相演”说,他认为人类历史演变过程共经历了“多君为政之世”、“一君为政之世”和“民为政之世”三个大的阶段,地球上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并按照三世相演、循序以进的原则向前发展,“未及其世,不能躐之,既之其世,不能与阏之。”[1]

同时,梁启超独创性的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君史”、“民史”观。1897年梁启超在自己撰写的《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中指出,历史“有君史,有国史、有民史”,西方国家“民史”盛行,中国历代各史大半是“君史”,对于国家盛衰强弱的原因没有明确交代,只“不过为一代之主作谱牒”而已,已经不符合现实的需要了。

总体上来看,在这一时期,梁启超的主要社会活动是协助其师康有为进行“变法图强”,其史学思想还处于萌芽阶段,并没有形成独立系统的史学思想体系。虽指出旧的史学已不符合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但仍认为要循“拾级而升”的机械次序和程式发展,从学术角度讲是不严谨的,不成熟的,属于还在传统史学里打转。但它把史学提高到治理国家和改造社会之有力工具的高度,对“君史”与“民史”作了明确的界定,实已蕴含以后《新史学》论述的基本观点。

二、梁启超史学思想成熟阶段(1901-1920年)

1901年和1902年,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梁启超就发表了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史学巨著——《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它的发表,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的诞生。

大约从1901年发表《中国史叙论》开始,梁启超将精力逐渐转向史学,《中国史叙论》共八节,除第一节“史之界说”外,其他七节所论述的都是编撰新型中国史所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包括“中国史之范围”、“中国史之命名”等。《新史学》全文共六节,分别是: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等。

在这里,梁启超非常重视史学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作用,认为在一切学问之中,唯史学的功用最大,提出 “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次为大!”。

梁启超对封建旧史学进行了激烈的批评,提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姓之家谱而已”,从整体上对旧史学给以全盘否定。他认为中国的旧史学是愚弄人民的工具,是“霸者的奴隶”。他在《新史学》中,将传统史学的缺点归纳为“四弊”、“二病”。所谓“四弊”,就是:“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缘此四弊,复生“二病”:“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 并谓由此“四弊二病”而对读者产生“三恶果”,即“一曰难读,二曰难别择,三曰无感触。”批评众多的史学家墨守成规,不求创新变通:“《史记》之后,二十一部,皆刻画《史记》;《通典》以后,而八部皆募仿《通典》,何其奴隶性至于此甚耶!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以故每一读而恐卧,而思想所以不进也。”

在猛烈的批判封建旧史学的同时,梁启超大力鼓吹要建立资产阶级的“新史学”,要“为史界辟一新天地”[2]。他首先对史学进行了新的界说,认为“欲创新史学,不可不不明史学之界说。欲知史学之界说,必可不先明历史之范围”。在他看来,历史者第一要“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第二要“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第三要“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其次,梁启超第一次提出了史学研究中的主体与客体问题,“凡学问必有可观主观二界。客观者,谓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观者,谓能研究此事物之心灵也;和合二观,然后学问出焉。史学这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也,其主体,则作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同时,梁启超又表达说:“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来者焉。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而“史家所以尽此义务之道,即求得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在这里,梁启超实际上是从历史哲学和认识论的高度对史学的研究对象、内容、性质和价值进行了重新界定,为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发展建构了基本的框架。

此外,梁启超还论述了“史学与他学之关系”,其内容涉及地理学、政治学、宗教学、心理学、物理学、天文学等。他认为对史学者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宽阔的视野,“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关系”是不够的。他还曾经打算撰写一部中国通史以区别旧有的中国历史撰述,但他的这一计划除留下一个框架外,终未能实现。

梁启超的“新史学”以进化论史观为指导,把传统经史学放在审判的位置上并努力摧毁之。其史学理论体系尽管带有明显的片面性,但其批判旧史学的真正矛头是指向当时已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社会制度、旧的专制政体,是为了唤起民众的爱国心,保种保国,救亡图强。因此,“新史学”强烈的批判意识,其政治意义大于学术意义,现实意义大于历史意义。

三、梁启超史学反思阶段(1920-1929年)

1918年底至1920年3月,梁启超游历欧洲诸国,亲眼目睹了一战后欧洲社会的悲惨景象,直接了解到了西方学术的发展状况。回国后,他对自己曾深信不疑的进化史观产生了怀疑。此外,由于梁启超退出政坛之后,其主要精力主要集中于学术研究,使其能够沉下心来对政治与学术、致用与求真等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和反思。

这一阶段,梁启超的史学研究获得了极大的丰收,其主要史学著作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先秦学术年表》、《中国文化史》等,尤其是《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3]

梁启超在1922年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对史学做出了新的界定:“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 后来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进一步说:“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这与《新史学》中的定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梁启超把历史现象看为人类社会活动的体相,而不太侧重“进化”二字。

梁启超晚年对新史学的因果律也产生了怀疑,要“把过去的事实重新的估价”。1923年他在《关于文化史研究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演讲中说:“因果律是自然科学的命脉,从前只有自然科学得成为科学,所以治科学离不开因果律,几成为天经地义”,“史学向来并没有被认为科学,于是治史的人因为想令自己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我是这里头的一个人”,我所下历史定义便有“求得其因果关系”一语。“我近来对立卡儿特著作,加以自己深入反复研究,已经发觉这句话完全错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他认为 “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这里强调历史的“资鉴”作用,并非简单重复传统史学中讲的“资鉴”,而是对历史的新的认识。以这样的历史方法论出发,梁启超对传统史学进行了重新估价,从宏观的角度对清代学术发展过程给予新的梳理,对重要的学者和学术成就作了深入具体的分析比较客观的分析,其主要论述《清代学术概论》至到今天,仍然是研究清代学术的学者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梁启超晚年还十分关注中国近代新兴学科考古学的进展,不仅积极推荐考古人才,并给与大力帮助,还曾亲笔致信给阎锡山,请他给在山西阴村考古的联合考古团给予官方的支持。在与主持山西考古的李济进行热烈的讨论后,兴奋的给尚在哈佛大学研究考古的次子梁思永写信认为“以考古学家的眼光看中国,遍地黄金,可惜没有人会拣,真不错。”并建议梁思永回国,“跟着李、袁二人作工作,一定很有益”。[4]

梁启超晚年史学思想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变化,这一方面与他退出政坛,专事学术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也是当时中国学术界、史学界在接受西方新学理之初的一种必然的反映。无庸讳言,梁启超庞大的思想体系还有许多不严谨的地方,但总体上来说,梁启超晚年丰富的著述为近代史学拓宽了领域,有力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发展,其积极地吸收和接受西方先进的学术思想,并且勇于否定自我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纵观梁启超的学术生涯,史学是其一生用力最勤、贡献最大、成就最辉煌的学术领域,从其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影响来看,其无愧为“影响最为广泛的史林泰斗”[5]。梁启超逝世以来,学者们对其史学思想的研究,无论是综论性还是专题性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这些研究者对其史学思想发展阶段界定的不准确性,导致这些史学成果主要集中在《新史学》发表以后的梁启超的史学思想研究上,这既不符合一个人学术思想的发展规律,也影响了对梁启超史学思想的正确评价。本文对梁启超史学思想发展三个阶段的划分,既从内容上丰富了梁启超的史学思想,也使梁启超思想发展的轨迹更加清晰,这对全面认识和评价梁启超史学不无裨益。

注释:

[1]曹德本等:《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39页。

[2]张越:《新旧中西之间: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学》,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第201页。

[3]侯云:《20世纪中国史学思潮与变革》,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08页。

[4]陈其泰:《史学与民族精神》,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501页,这是梁启超引用考古学家李济的话。

[5]转引自陈其泰:《史学与民族精神》,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486、4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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