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践行与发展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使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代表工农大众、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以极大的努力，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7年9月23日蒋介石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团结救国的必要，表明了他的抗日立场：“集中整个民族力量，自卫自助，以抵暴敌，挽救危亡。”至此，从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标志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受到全国人民和民主党派的热烈欢迎。它的伟大意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但这次国共两党的合作，是双方都有军队、政权的合作，是既无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又无两党见诸于文件的共同遵循的共同纲领。这些特点，必然会造成统一战线中的矛盾和冲突，必然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尖锐复杂的斗争局面。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及每个党员，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要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努力，又要在统一战线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上的独立性，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聂荣臻元帅在领导与创建晋察冀抗日模范根据地的过程中，很好地践行与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晋察冀抗日模范根据地也逐步建设成为“新中国的雏形”。
一、统一战线与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相结合。即建立晋察冀边区政府
平型关大捷后，毛泽东指出。目前应以全力布置恒山、五台、管涔山脉的游击战争，而重点在五台山脉，中央决定将聂荣臻留在五台山区创建抗日根据地。聂荣臻认为，根据地是游击战争的依靠。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根据地的问题特别重要。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往往因为不理解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开始时轰轰烈烈，最后不得不归于失败。所以，当聂荣臻受命留在敌后的时候，尽管战局瞬息万变，仅留下3000人的兵力，有千头万绪的事情要做，但首先着手的是在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创立一块进可攻、退可守的抗日根据地。
1938年1月10日，晋察冀边区在阜平隆重召开了军政民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代表，各抗日军队、抗日阶层和蒙、回、藏等少数民族的代表。代表们从深山僻壤，从冀中平原，从游击区和敌占区。跋山涉水远道而来，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大会开了6天。会议通过了统一全区军事、行政、财政经济、文化教育、民运工作等各项决议案。用民主选举的方法产生了边区政府——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
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成立，是聂荣臻率领军民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全边区政权系统、政策法令得到了统一，实行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社会秩序开始稳定。有了政府，人民群众就有了靠山，同时，也使八路军在华北坚持敌后抗战，有了一个坚强的依靠。
二、统一战线与军事斗争相结合。即建立晋察冀军区
根据地的斗争。是以军事斗争为中心展开的。1937年11月在山西五台县成立了晋察冀军区，不久迁至河北阜平县。军区成立的第二天，毛泽东给聂荣臻发报。电报中说：“阎将无力再过分干涉八路军之地方工作，故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不靠国民党发饷，而靠自己筹集供给之。”
军事力量是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三位一体的结构。主力部队是开创和保卫根据地的支柱。地方武装主要是地区队和基干游击队，他们同民兵一起，就地坚持，就地游击，支援主力兵团作战。根据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原则。晋察冀根据地除广泛开展游击战打击和消耗敌人外，还抓住有利时机，在运动战中歼灭了大量敌人。
聂荣臻意识到，要充分发动群众，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壮大力量。他认为，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后，还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只有争取了群众，扩大了武装力量，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为革命的深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军区成立之初，八路军住在五台山的寺庙里。聂荣臻亲临寺庙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和抗日救国纲领，加上八路军进驻寺庙后，非常爱护文物古迹，对僧侣们态度十分友好，众僧看在眼里，深受感动。在聂荣臻的感召下，五台山寺庙成立了由青年僧人组成的抗日自卫队。以后，晋察冀军区专门把这些和尚僧侣组织起来，建立了一支连队，人称“和尚连”。
在晋察冀。有不少带有地域色彩的部队名称，如“阜平营”、“回民支队”“灵寿营”“平山团”等等。聂荣臻曾给边区的部队起过这样一个名字，叫做“子弟兵”。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称呼，军区创办的《抗敌三日刊》后来人们习惯称之为《子弟兵报》。这样称呼，就把部队担负的任务和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了，更能体现军民的鱼水深情，战士们保卫家乡，就是保卫边区，就是保卫祖国。
收编杂色武装，也是晋察冀武装力量发展的一个方面。聂荣臻回忆说：“我们创建根据地之初。大家常用这样一句话形容杂色武装之多之广：‘司令遍天下。主任赛牛毛’。几个人，几条枪聚在一起，就可以自称司令。特别是河北省杂色武装很多，仅北平到保定的铁路两侧，就有十几股较大的杂牌军队。”到1939年底，经收编、改造，各路杂色武装基本上都销声匿迹了。
到抗日战争胜利时。晋察冀军区的主力部队从3000人发展到32万余人，扩大了100倍；民兵发展到90余万人：先后调往其他战略区32个团和25个架子团。
三、统一战线与土地政策相结合。即减租减息、交租交息和奖励富农发展生产
聂荣臻为了充分发动群众，率领晋察冀边区政府领导群众贯彻减租减息政策，并将这个运动普及到边区各地。1938年2月9日，边区政府即颁布了《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规定地主之土地收入，一律照原租额减收百分之二十五；债主之利息收入，一律不准超过一分（即百分之十）。此外，额外附加一律废除，高利贷一律禁止。
1939年1月。聂荣臻在中共晋察冀分局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做报告时又强调，要保障人民已得的利益。各地必须彻底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他明确指出，要从政治上压倒和在经济上削弱封建势力，这是根本措施。由于党、政府和农会在群众中的工作日益深入，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政治地位大为提高，减租减息形成了广泛的自觉性的群众斗争。他们大量揭露了顽固不化的地主分子、汉奸特务分子，和违背统一战线及政府政策、法令的违法犯罪分子。
减租减息政策的贯彻，大大减轻了封建剥削对贫苦农民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使人民有了新的生机，从而对发动群众起了关键作用。但有的地方也出现了政策界限不清的做法。聂荣臻发现后及时向干部们指出：“我们是要吃牛肉还是要喝牛奶的问题。吃牛肉一下把地主、富农的财产全没收，不是很痛快吗？但这样做，只能是帮敌人的忙，会把地主、富农都赶到敌人那边去，又将形成中央苏区时‘赤白对立’的现象。危及到我们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我们认真搞减租减息，只要地主、富农执行政府规定的政策，就团结他们一道抗日。这是挤“牛奶”的办法，慢慢挤，细水长流。”聂荣臻的举例生动鲜明、通俗易懂。很快被广大干部群众接受。
晋察冀孤悬敌后，几乎得不到任何物资接济，因此聂荣臻非常重视组织军民生产。在他的倡导下，边区政府一开始就鼓励群众发展生产，植树造林，兴修水利，改良耕作方法，开垦荒地，多打粮食，支持抗日，改善生活。到1939年，又颁发了《奖励生产事业条例》和《垦修滩荒办法》，号召平原地区少种棉花，以防被敌人掠夺利用，要求各地多种粮食，发展手工业。尽量自织土布，以满足军需民用。有的地方还号召一人养只鸡，一户养头猪。早在1938年初，边区便开始组织合作经济，建立各种合作社，群众自愿集资合股，实行民主管理。当时，合作社主要经营消费品和组织运输。1939年春，边区政府颁布了《合作社暂行规程》，使合作社经济进一步健全发展。群众性的互助合作经济，便利了农民的生产和交换，减少了奸商和高利贷的盘剥，而且有利于进行有组织的对敌经济斗争。
四、统一战线与经济文化相结合。即建立边区银行。创办“抗敌剧社”。办刊办报，创办学校
1937年冬，晋察冀革命根据地的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国民党政权不仅不给以支持，反而挖空心思地进行限制。当时，由于边区民主政权尚未建立。人民还没有自己的货币。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不仅流通着中央、中国、交通银行的“法币”，而且还有几省的地方流通券，以及各县自制的土票。由于这些杂币同时流通，严重地阻碍着刚刚建立起来的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为了解决晋察冀边区的军政费用，打击伪钞，保护边区人民的财产。巩固和发展边区经济，更好地坚持敌后抗战，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和晋察冀军区决定，迅速建立晋察冀边区银行和印钞厂。边区银行的成立在日后的经济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聂荣臻强调指出：“武装建设与文化建设是不能对立的，文化加军事加政治就等于革命军队的战斗力”，“需要战斗力就一定需要文化”，“我深知文化工作是整个革命事业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我们的革命根据地不仅在政治上是最光明的地方，在文化上也应该是最先进的地方”，“我们要有力地抵制敌伪腐朽文化，使扼杀进步文化的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相形见绌。”在聂荣臻坚强有力的领导下。晋察冀边区的文化建设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抗敌剧社”的成立，《抗敌报》（后更名为《晋察冀日报》，《人民日报》的前身）、《晋察冀画报》的创办，极大地丰富了边区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也涌现出大批如邓拓、沙飞、汪洋、田华、田间等文艺界知名人士。
聂荣臻还十分重视边区人民的政治文化教育，他支持宋劭文和主管文化教育的边区政府委员娄凝先等。普遍发展了小学、中学和冬学、夜校，村村办有“扫盲班”，帮助不识字的农民学文化。文化教育活动，不仅遍及边区各地，还发展到一些游击区和敌占区。到1939年底，据不完全统计，北岳区和冀中区共办有7000多所小学，7所联合中学，中小学生达三四十万人，晋察冀还创办了华北联合大学和抗战建国学院两所高等院校，培养了大批各类干部。边区军民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对建设边区、保卫边区产生了积极影响。
五、统一战线与争取外援相结合。即援华医疗队与反战同盟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敌后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成长壮大，引起了国际友人的极大关注。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一到晋察冀便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之中。通过一段时间的交往，聂荣臻发现白求恩是一位很有头脑、责任心很强、有坚定信念并且极有个性的人。事隔不久。白求恩通过对晋察冀医疗现状的考察，提出了要建一所正规的模范医院的要求。聂荣臻虽然觉得建立正规医院为时过早不符合现实情况，但也考虑到白求恩对游击战争环境的特点还了解不够，而了解客观事物要有个过程。于是他把军区卫生部长叶青山、供给部长查国桢找到白求恩面前，下令他们想方设法，协助白求恩把模范医院建起来。模范医院建成不久就遭到敌机轰炸，于是白求恩设计出一种名叫“卢沟桥”的药驮子，用几匹牲口，驮上药品和手术器械。实际上是个流动医院。在战争环境中，“卢沟桥”为及时救治大量的伤病员。发挥了重要作用。聂荣臻很欣赏“卢沟桥”，深感白求恩是位既忠于革命事业又富有创造精神的共产党人。白求恩逝世后，聂荣臻冒着敌人的炮火为他举行厚葬。亲自写了一篇情真意切的祭文。白求恩临终前送给聂荣臻的羽绒被一直保留到他去世，现在珍藏在聂荣臻元帅陈列馆。
除白求恩外，英国物理学家、北平燕京大学教授班威廉夫妇，导师林迈可夫妇，北平电灯公司工程师布朗基斯等，冲破敌人封锁来到晋察冀。此外还有美国花旗银行的经理赫鲁，以及南斯拉夫、荷兰、法国、奥地利等一些国家的专家和商人来到边区。这是继卡尔逊、白求恩、柯棣华、英国驻华参赞司品烈、美联社记者赫乔治、奥地利医生傅莱等之后，又一批来到边区的外国朋友。外国友人的到来，为边区培养了很多专业技术人才（特别是无线电技术方面）在对敌斗争中起了很大作用。
聂荣臻十分重视“反战同盟”的成长。对日军的宣传品，都是由“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由日军被俘人员中的进步分子组成）”、“华北朝鲜独立同盟边区分盟”、“朝鲜义勇军”的成员设计拟制的。他们深知日军内情，宣传品内容丰富多采，针对性强。如传单先说一些贺年、祝贺樱花节的话。然后再说别的道理。慰问袋除宣传品以外，还装有日本国内的招生广告、“通行证”、边区产的土特产品等。宣传品是用日文写的，日军都看得懂。他们有的还成功地在堡垒附近与日军进行了樱花节联欢会。所有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引起了日军士兵及一些下层军官的思乡厌战情绪。对伪军政人员，武工队通过关系，召开多种形式的座谈会，或用喊话筒对伪军据点喊话，告诉宣传品放在什么地方，有的伪军还与工作队员对话对歌，叫今后多告诉他们一些好消息。特别是武装工作队召开的伪军政人员家属座谈会，气氛活跃。他们对日军必败，伪军政人员应及早弃暗投明的道理听得都很入耳。有些敢于顽抗的伪军政人员，武工队坚决予以镇压。
聂荣臻战场上救日本孤女美穗子的故事成为千秋佳话，他给日军的一封信也对瓦解日军士气起了很大作用。1942年5月7日，聂荣臻还亲自为“反战同盟”题词一幅：共同奋斗，打倒日本军阀，消除战争，实现和平。建立中日两国人民真正的友善
8年抗战中，聂荣臻模范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在晋察冀抗日模范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不断践行与探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思想理论体系，极大地丰富了党的爱国统一战线内容，时至今日，聂荣臻在抗战中的统一战线思想仍然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