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度“后真相”时代大学生意识形态工作提升策略（2024年）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度“后真相”时代大学生意识形态工作提升策略（2023年）,供大家参考。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也指出，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迅猛发展及社会转型的几大变革催生了“后真相”时代的到来，使得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愈加严峻的现实挑战和困境，意识形态工作任重而道远。

一、“后真相”时代：大学生意识形态工作的新场域

1992年，史蒂夫特西齐（ＳｔｅｖｅＴｅｓｉｃｈ）在《美国》杂志上首次提出“后真相”（Ｐｏｓｔ－ｔｒｕｔｈｅｒａ）一词，用以讽刺美国政府在海湾战争中使用操纵媒体愚昧大众的低劣手段。从构词上分析，“ｐｏｓｔ－”直译意思为“在之后”，但在政治新闻领域语境中，“后真相”形容的是一种␌成见在前，真相在后”␌情绪在前，客观在后”的畸形舆论生态。2016年，在英国“脱欧”和美国总统这两大政治事件中，众多社交媒体平台以工业化流水线模式生产、传播、散步大量误导性新闻，通过点赞、分享等病毒式传播方式掩盖主流媒体所传播的事实真相。␌后真相”一词的使用量激增，成为2016年度热词。为此，伦敦大学教授威廉戴维斯（ＷｉｌｌｉａｍＤａｖｉｓ）在《纽约时报》的评论中正式提出人类进入“后真相”时代。（Ｐ119）他认为，传统主流媒体长期以来视若珍宝的“真相”逐渐失去了主导社会共识的力量。通过对事实进行重新“包装”，隐蔽地设置观点性而非事实性的议题来迎合大众的关切热点和情感诉求，由此挑动“情感化想象”，从而放大和强化某种观点与偏见。事实和真相的“虚无化”为秉持极端立场的政治人物操控民意提供了外部条件。

（一）真相的隐藏：依附于大数据算法的信息盲区

网络信息技术使任何信息都可以在瞬间被成千上万的用户搜索到，并在网络中不断碰撞、重组、生成新的信息，为舆论造势创造了有力的生成条件。在信息技术的大数据时代，“算法推荐”导致受众所接收到的信息都是经过数据测算和精准推送的，曾经选择或者喜欢的信息被不断重复，片面、主观甚至虚假的非官方信息铺天盖地，甚至可能完全掩盖全面、真实、科学的主流官方媒体信息，导致受众在看似开放实则封闭的舆论环境中，固化了既有的错误认知和偏见。

（二）真相的消解：凌驾于事实真相之上的情绪主导

“‘后真相’时代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情感、个人信念优先，理智与事实真相滞后，在判断上呈现情理倒序性的特点。”“后真相”不是“真相”的对立面，而是在接近真相的过程中，人们无法理性准确地判断对错，往往根据情感和情绪选择信息，遵从了“事实让位于情感，服从于价值判断”的反向逻辑，呈现出情感消解事实、情绪操纵行为的倾向。当受众的主观性成为判定信息真实的重要标准，信息是否被视为真实就取决于它是否得到了受众的情感认同。若信息传播者与受众彼此建立了良好的信任机制，受众就会认为接受到的信息是真实的；
反之则不认同信息所传播的真实。

（三）真相的脱离：隔阂于不同网络空间的信息对抗

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人都是信息传播者”，改变了传统主流媒体意识形态话语权“一对多”和“自上而下”的传播状态。在这个虚拟的网络空间中，民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多种价值观争相演绎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话语争夺战，弱化了受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甚至主流官方媒体的辟谣往往起到相反效果，陷入“塔西佗效应”的公信力困境中。主流官方媒体的公共领域解释力被削弱，受众便带着“质疑”转向非主流媒体寻求可以证实他们主观愿望和情感的信息，进而滋生了极端观点和非理性舆论。

二、“后真相”时代：大学生意识形态工作的新挑战

意识形态工作不是孤立存在的，深受所处历史阶段和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作为“网络原住民”的新时代大学生，网络信息来源和获取渠道多；
思想开放、思维活跃，对新兴事物充满热情和好奇；
主体精神和个体意识较强，处事更加独立。但他们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取向尚未成熟，思想不够稳定，是非判断和辨别能力有待提高；
生活、处事阅历、经历不够丰富，立场不够坚定，情绪不够稳定，易受外部环境和他人影响；
理性意识不够强，想问题办事情有时偏重感情。“后真相”时代感性取代理性、观点先于事实的特征与大学生群体特征相契合，更容易不断放大大学生意识形态中的负面因素，给大学生意识形态工作带来艰巨和复杂的影响。

（一）遭遇“圈层化”的话语传播困境

“圈层化”是指基于算法的聚合推送，通过追踪和分析用户的网上行为，将既定的信息呈现在其面前，使得用户长期沉溺于大量的同质化舆论信息中，由此而产“圈层化”效应。“圈层化”的传播结构，把地缘、业缘、血缘、趣缘不同的个体集结嵌套进信息技术搭建而成的社交圈层中，圈层中传播的信息都是经过筛选过滤的，由此带来信息选择的固化，从而陷入“信息茧房”的困境中。受众仅在自己特定的圈子里接收和分享信息，极易产生话语交互屏障，容易淡化并割裂与其他话语间的交流。大学生仍处于人格完善期，是自我意识和独立思维发展的高峰期，“圈层化”的传播模式将既定的信息呈现在大学生面前，使大学生在接收信息时表现出立场先行倾向，在庞大的信息洪流中偏于关注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并不关心事实真相，对严肃的主流意识形态思想则更为抗拒。主流意识形态传统单向性的话语传播方式被挡在信息“茧房”之外，信息无法送达至学生个体，造成群体中偏狭的观点不断蔓延甚至极化。在这种“后真相”时代场域中，以说教、灌输为主要方式的传统教育的效果并不尽人如意，面临边缘化的危机。

（二）陷入想象式情感诉求的信任异化

在“后真相”时代，“信任共同体”是在信息渠道闭环、信息内容碎片、意见表达平台增多、受众话语权提升的互联网空间中，基于价值立场和兴趣爱好而建立起来的“想象共同体”。在这种共同体中，受众难以理性判断事实真相，反而极力寻求利于个体情感的表达空间。信任以情感或情绪触动为条件，不断以彰显自我的标签重塑“事实”，并伴随群体的情绪化表达片面地理解社情民意，一定程度上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话语权力构建产生影响。

网络时代的娱乐化倾向让大学生偏爱“浅层化阅读”，不喜欢探求真伪，相比于传统严肃化、过于政治化的意识形态话语，他们更倾向于人云亦云的故事情节，开始排斥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容易对中国国情和社会现象产生片面的、单向的、曲解的认知。网络信息的快速传播导致受众对“真相”的拟态化传播速度远远超过主流官方媒体，大学生率先接受到群体传播的“真相”，当主流官方媒体客观公正的“真相”到来时，他们无所适从、难以判断，在错误思潮的推波助澜下，极易在群体盲从之中形成对主流官方媒体“对立认同”，导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信任异化。一方面，大学生对传统主流官方媒体和公共权力机关缺乏应有的信任，导致风险无限放大，形成对公权力的“污名化”；
另一方面，即使知道群体传播的信息是虚假的或不真实的，但为了迎合朋辈群体的情感诉求而选择盲目信任。大学生群体中出现的这种拒斥公共信任及其价值共识的现象，也是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难以提升的重要原因。

（三）诱发与强化知行不一的矛盾

大学生心理发展不成熟，理性思辨能力尚且不足，难以对错综复杂的网络言论和行为进行严格把关，其价值观极易在信息真假难辨的“后真相”浪潮中受到影响，从而导致心态失衡而情绪躁动，盲目做出不理性的行为。此外，网络的虚拟化特征弱化了个体既有的社会身份和社会角色，使个体的网络行为更加隐蔽化、合法化，加深了大学生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中知而不行、知行脱节的现象。当大学生应激性的意识形态言语以强势方式占领事件舆论主导权时就会制约群体的自主行为，引导群体采取共同行动，即“认同———排斥”机制，继而决定了哪些信息足以塑造舆论、哪些信息被无视。所以，在“后真相”时代，大学生群体中出现拥有相同立场和方法的人群规模越大，左右群体言行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换言之，大学生即使接受了正确的政治观和价值观教育，但却在面对热点事件或突发事件时，易受到圈层情绪传播的影响，使得一些意志力不足的大学生信仰缺失、思想道德失范，出现违背原有教育目的的行为。

三、“后真相”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提升策略

在“后真相”时代，提升和保证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成效，需要牢牢掌握大学生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在意识形态的传播手段、情感危机的化解、知行统一等方面采取针对性的方法策略。

（一）建立畅通传播渠道，突破“圈层”提升意识形态工作效果

1.拓宽发声渠道，实现意识形态教育话语主客体沟通。在网络环境中，个体的言论很容易被淹没，但集体的言论就可能产生一种声势，这是谣言和非主流意识形态流传的原因，更是主流意识形态制胜的法宝。一是应设立自己的官方发言平台，正确选择意识形态发布平台、发布内容，保证内容的真实性和传播载体的有效到达率，通过传播主体的身份确认获得话语主导权。二是要提高意识形态的鉴别力和敏锐度，深入各种网络新媒体平台，收集大学生的“意见集”，对大学生普遍关注的焦点进行核实，如大学生起初在知乎平台探讨的是小众话题，但当话题探讨的人多了就形成热点事件或现象，当有人将其搬至网络或微博等平台，就可能产生更大的舆论效应。三是要组建政治站位高、新媒体能力强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主动适应新时代的媒介技术手段和大学生信息需求变化，用先进的文化感染学生，唤醒大学生的自觉意识，使主流意识形态渗透到整个学生群体中，鼓励引导大学生主动发出正能量的声音。

2.启动舆情响应，借助关键时机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赋予了更多人意见表达的权利和空间，但在网络中，越是沉默的话语越容易被吞没———真相与谣言在“沉默的螺旋”中不断拉扯与对抗。恐于“网络暴力”带来的冲击，许多高校在舆论热点事件发生时，选择默不发声或逃避回应，以期通过时间效应达到“冷处理”的效果。其实不然，“后真相”时代需求多元变动的特点强化了“注意力经济”，在舆论集中生成的热点事件中，主流意识形态更需抓住契机吸引舆论注意力。高校在大学生关注的社会现象、热点问题，尤其是备受关注的危机事件发生时候，应该主动作为，第一时间回应关切，还原事件真相，对不实谣言及时澄清，对国外社会思潮中黑化、污化中国的不正言论及时批驳。比如，2019年昆明理工大学“李心草事件”发生后，由于学校没有第一时间对外公布事件真相和校方采取的措施，不明真相的网民制造了一边倒的舆论，甚至上升至对公职部门和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讨论，出现“有诉求靠媒体曝光”的倒逼式舆论生态。解决高校与学生的信任危机，必定要求高校以现实问题的合理解决来修复，只有在危机事件中合理回应学生对事件的质疑，才能将“质疑”转为“信任”。

（二）多措并举精准施策，化解“危机”赢得大学生的情感信任

1.实现精准定位，深入分析大学生意识形态特征与情感诉求。意识形态话语要耦合大学生的需求就要精准分析大学生的思想特点，了解大学生的情感诉求，分析情感要素在意识形态表现中的驱动性作用，并针对性地开展情感互动式的意识形态话语引导。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全面介入人类社会生活的态势下，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为意识形态工作开启一扇视野天窗。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教育部印发的《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更进一步为提升意识形态教育信息化指明了政策导向。高校可以运用大数据深入调研大学生意识形态特征和情感诉求，在尊重学生平等地位和情感诉求的基础上对症下药，有的放矢，从而赢得学生的信任感。其次，要推动意识形态工作的技术性转型，巧借技术之力及时获取校园意识形态舆论信息，建立大学生意识形态特征基础数据库和“谣言库”，有效识别和监测大学生的意识形态问题，分析大学生意识形态在现实与虚拟环境下的变化轨迹，预测发展变化，合理疏解以防控未来风险。

2.实现对症施策，开展分类施教的意识形态教育引导工作。在“后真相”时代，受众表达意见的空间趋于细分化，话语权力散落在不同的个体之中。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必须以精准的教育导向和开阔的思维开展大学生意识形态工作，逐个击破“原子化”“散乱状”的话语权力场，开展分层分类的意识形态话语引导。一方面，意识形态话语载体的细分必然导致不同社交领域的意见领袖也呈现出更专业的趋势，为此高校的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培养出不同社交领域的意见领袖，巧用其深研的话语在大学生中开展意识形态引导工作，以他们自身的专业性来帮助大学生解决问题、疏导大学生的困惑，并培植大学生利用正向思维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不同群体的大学生对意识形态的认同度及其自身的外化表现形式不同，高校要针对学生意识形态特点进行群体分类，不断提高大学生群体的知行合一的素质。深度挖掘高校优秀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青年故事，组建主流意识形态宣讲团，做好典型示范宣传与“现身说法”相结合，用学生群体善于接受的语言互相感染，强化优秀学生群体的示范“领跑”作用，让大学生感受意识形态引导的柔性温度，以情感体悟理解高校输出的主流意识形态。此外，高校还需要紧紧抓住意识形态工作的“长尾”群体，为他们制定个性化教育引导方案，设计精细的教育管理目标，精准转变特殊群体的不当观点，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三）打造综合性言说话语，解决“矛盾”推动知行合一取得成效

1.坚持多元共生，丰富大学生意识形态引导的话语载体。意识形态在传播过程中被认同的关键在于人们认同其所表达的相关信息的意指，“即认同意识形态及其相关信息背后的意义。”虽然语言不等于意识形态，但是主导话语权的语言优势可能被用来传播价值观念。语言的使用者可以利用语言表达上的修辞优势获取意识形态的传播优势。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全然改变了意识形态的话语载体，高校应该顺势而为，在有效运用思想政治理论教材、哲学社会科学杂志和期刊、报纸等传统意识形态话语传播载体的基础上，主动抢占微博、微信、抖音、知乎、Ｂ站等众多国内外新媒体平台，优化宣传教育平台，打造网络意识形态传播阵地。广大教师作为意识形态话语构建的主力军，要善于利用课堂讲解、教学辅导和日常沟通等契机，将意识形态引导融入教学实践中，引导学生话语权的走向，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强化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2.坚持守正创新，改进大学生意识形态引导的话语表达。话语表达方式回应的是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怎么说”的问题，高校要在大学生感兴趣的内容中寻求突破，守正创新，才能有效输出主流意识形态。既要在内容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促进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对党和国家的认同，又要有力推进意识形态话语言说方式的转型，借用网络语言，用大学生喜闻乐见的语言和表达方式解释意识形态内容，把抽象的理论言语转变为生动的语言，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大学生愿意看、愿意听、愿意接受的教育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经常使用平实、简明的话语来传递党的执政理念，类似“点赞”“撸起袖子加油干”“蛮拼的”等鲜活的、接地气的语言有效地拉近与大学生的距离，成为被大学生选择的信息内容，从而穿破圈层壁垒，送达至大学生群体。另一方面，“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要加强高校教育工作者的知识和思想素养，以教育者的自身魅力去吸引和教育大学生，能够最大限度地与大学生产生思想与情感的共鸣，使意识形态的教育达到润物无声且深远持久的效果；
要利用其学术研究和理论教学的优势与时俱进地解读相关的政策法规，并在行动上积极响应国家及各政府部门的号召，增强理论课内容的现实性与思辨性，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和政治智慧，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3.坚持语境强化，实现意识形态教育引导的常态化。语境是话语言说的情景，是由时间、地点、方式、对象等一系列要素构成的对话双方所处的文化背景。人的思维结构有一定程度的封闭性，需要以强势的主体性去激励和唤醒。而有意地创造恰如其分的意识形态语境就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力量。“所有的意识形态面临的决定性问题不是‘是什么’的认识论问题，而是‘做什么’的社会实践问题。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之本在于对‘原本’生活世界的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我们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让教育‘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一是要打造校园主导型的主流意识形态氛围，通过改革创新校园文化传播机制，借助学生在校学习生活所接触的各种场景，在校园环境、教室、运动馆、餐厅、宿舍楼，甚至各类办公软件或ＡＰＰ等所有生活所及之处，以图文、音乐、视频、文创产品等方式融入意识形态话语要素，创造一个“时时可得、处处可及”的意识形态教育引导语境，让学生在不断的视听觉冲击中反复激发和固化正确思想，切身感受国家政治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合理性，从而达到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二是要实现“文本”向“实践”的转化，拓展课外实践资源，在强化主渠道“第一课堂”教学的同时增加“第二课堂”“第三课堂”的互动与体验，开展有效的社会实践活动以推动课堂教育与课外教育的深度融合。同时，高校要注意在社会实践中融入地域、民族及文化特色，结合大学生感兴趣的方式予以创新，深化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凝聚力。

总之，在“后真相”时代，高校大学生意识形态管理不再是单一的管理手段的研究，更应该把握意识形态工作规律，充分发挥高校主流官方媒体舆论引导作用，防止大学生情绪受到不真实信息的误导和影响；
注重大学生情绪的理性引导，鼓励多元主体的观点和诉求，收集大学生的意见和观点，掌握大学生舆论分布和意识形态演化的规律，促进高校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和融合，通过积极主动、双向互动、平等对称的沟通，获得大学生的情感信任，化解负面舆情，精准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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