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与传承：中国“工匠精神”断代工程研究
摘 要：在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嬗变的过程中，由于西方制度霸权，遂将中国拘囿于“被现代化”的轨道之中，终使包括“工匠精神”在内的传统范式遭致遮蔽、断裂甚至丧失。在另一维度，职业教育长期执守“能力本位”理念则将本已疏略的“工匠精神”进一步“悬隔”。鉴于“中国制造2025”的总体背景，在厘清框架、审视困境基础上，提出回归“匠道”、融合“三维”、嵌入“课程”的中国“工匠精神”重建与传承的核心路径，并在对主体层面“共同体”、方法层面“张力空间”、成果层面“转译平台”三个层面的思考中凸现该项工程的技术要旨。
关键词：工匠精神；断代工程；职业教育
作者简介：路宝利（1969-），男，河北香河人，河北科技师范学院职教研究所所长，教育学博士，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论、职业教育思想史；杨菲（1985-），女，河北順平人，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教育学院教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心理学；王亚男（1989-），女，山东烟台人，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教育学院教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原理。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职业教育原创困境与范式转换研究”（编号：15YJA880045），主持人：路宝利。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6）34-0005-10
“中国制造2025”须臾离不开本土“工匠精神”之积淀，即便在手工业史上，设若没有“匠道”支撑亦不会有“匠艺”之精湛、唯美与卓越。遗憾的是，自德国工业4.0提出之后，每谈及此事，我国学界或流连于德国中经宗教浸濡的“职业主义”[1]，或津津乐道于“斯托阿迪瓦”[2]等欧洲“匠人”，本土史上铸剑名家“钟离”、制琴名家“雷氏”等鲜有人提及，魏晋马钧、宋代李诫等技术革新者与工程典籍始撰者更是无人知晓，自然其间内蕴的通艺通道、德艺兼求、维新守庸等本土“工匠精神”渐被遗忘。换言之，在中国百余年“被现代化”进程中，本土“工匠精神”连同传统匠人、匠艺、匠制等一同“断裂”，终使其渐失原初的根基与自然的进程。问题是，“中国制造2025”或许可以部分“仿效”德国汽车、瑞士手表与日本电器之工艺，但断然不可“全盘照搬”他国的“匠人”体系，其间尤以“工匠精神”层面如是。而在另一维度，职业教育过度推崇“能力本位”则使“工匠精神”在一定意义上再一次失去重建与传承的机会。当下，如欲在西方话语主导的“智能制造”时代有所作为，尤需在本土与世界、传统与现代、匠道与匠器诸“张力”空间中寻求中国“工匠精神”断代工程应对之策。
一、“断裂”与“悬置”——断代工程“缘起”
中国传统“工匠精神”遭致打击具有“双重”意味，一方面，即在欧洲框架主导的“被现代化”进程中，呈“整体性”被遮蔽、中断、遗忘甚至丧失；另一方面，本应在职业教育领域得以传承却始终没有将其有效地“课程化”，遂而一直处于“悬置”之态，这即是“工匠精神”断代工程提出之故。
（一）“断裂”——“被现代化”逻辑
当下言及制造业之质量水平，于中国，除卫星、高铁、核电等为数不多的高端领域外，多以德国、日本诸国为典范，原因在于，除日本电器、德国汽车等诸多品牌冠盖全球以外，更有青岛“德国‘亨利安家族’所造挂钟百年精确如初”、青岛地下管道工程中“德国油纸包之前瞻”等颇多赞誉。叩问此事，每每溯及技术、工艺背后锐意臻美的“工匠精神”，而德国匠人“标准化动作”、日本匠人“一生专注一事”之说等皆“铺天盖地”而来，更有主导匠人文化之势，如此等等。事实如是，“德国制造”、“日本制造”质量毋庸置疑，然由此疏略中国本土“工匠精神”的自觉挖掘与重铸，遂而转向西方话语“替代”不仅错误，甚至含蕴深重的危机。
在手工业史上，中国断然不缺“工匠精神”。事实上，一部《马可·波罗游记》业已将中国悠久的精美创制展示给欧洲殖民者，在另一维度，“李约瑟难题”亦是在赞誉手工时代无与伦比的“中国制造”之时发出的“问辩”。事实的确如是。明代以往，中国以杰出技术与卓越发明著称于世：勿言农业技术的辉煌创造，诸如原始瓷器、商代后姆戊大方鼎、汉代造纸、魏晋百炼钢、唐代赵州桥、宋代印刷术……等领先于世的手工业技术皆不胜枚举。在《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一书中，英国学者罗伯特·K·G·坦普尔曾慨叹：“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数属于中国人。”[3]显然，坦普尔所言主旨中国手工时代杰出的技术文明。由此推断，设若没有“工匠精神”，缘何有如此多的技术“经典”持久地扬名于世。
问题是，本土“工匠精神”遭遇欧洲工业霸权之后，并未与现代工业制度自然发生“耦合”，遂而“中止”了自我“现代化”的步伐。工业革命之后，西班牙、英国等欧洲诸国率先启动了具有世界意义的“现代化”进程，且在生产力发展层面以短短300年“超越”了积淀万载的农业文明，诚如托夫勒所言：“工业制度是历史上的一场洪水——短短三百年，使此前的一万年黯然失色。”[4]在此殖民地框架中，中国被迫卷入“现代化”之列，西方“现代化”模式遂主导了本土进程，并有选择地“控制”殖民地国家的“现代化”质地、结构与其间诸要素的“此消彼长”，殖民地国家“现代化”自然进程被中断，本土因子被遮蔽，本属不同民族的“异质现代化”只得隐性存留，遂而彰显出世界“同质化”取向。其间，沿袭农业文明的杰出手工业体系及其内在的“工匠精神”自然排挤于主流产业之外。
更为严峻的是，当17世纪启动的产业革命与科技革命由西方传教士有“讯息”传至中国本土时，基于中国封建王朝持久的盛世与世界影响力，尤其是明代中期处于“世界顶峰”的惯性使然，并未令世人对于来自西方的“现代化”自觉意识得以觉醒，结果是，面对“现代化”这一新生事物，中国一方面以本土即将“衰落”部分去抵制这场“由西向东”的强劲运动，遂而遮蔽了自身“生长”的因素，终失自觉“现代化”之重要契机；另一方面在“被现代化”巨力中忙于照搬，遂而失去对于欧洲范式“本土化”之能力，这直接埋下了包括“工匠精神”在内的中国传统因子的“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