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学生眼中的吴瑞
吴瑞教授不是一个热情奔放的人，他为人安静而内敛。对他人所说或所做的事的最高赞赏就是“很有趣”。
吴瑞（Ray Woo），国际知名的科学家，康奈尔大学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教授、植物基因工程创建人之一。1928年生于北京，2008年在美国去世，是著名生物化学家吴宪的长子。1981年，吴瑞创建了著名的中关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获得该项目资助的100多人，如王小凡、袁钧瑛、韩珉、施扬、吴虹、马骏、傅向东、傅新元、王晓东、金亦石、骆利群等，皆在全球知名大学任教或在产业界担任重要职位。
1973年，我幸运地成为吴瑞教授众多研究生中的一员。吴瑞教授以其在DNA测序领域的开创性研究闻名于世，当时他的实验室正为寻找到DNA标记、测序和合成的新方法而兴奋不已。
回想起来，我对吴瑞教授接收我进入他的实验室仍感到惊奇。我的专业既不是化学也不是生物化学。由于对完成自己设计的幼稚课题感到希望渺茫，当时我试图从外系转过来。我想用我的亲身经历来告诉大家我是如何来到吴教授的实验室工作，借此展示他人格的魅力，特别是教授重视支持和扶持年轻但缺乏经验的学生。如果吴瑞教授发现了学生具备潜质，他会尽一切所能为学生提供成为科学家的机会和资源。
1973年，我与另一名研究生John Stiles共同设计了一种技术难度大但很新颖的检测特定mRNA的方法。在我们看来，在康奈尔大学的教授中，吴瑞教授的实验室是开展此项课题最好的，也可能是唯一可行的地方。可是大名鼎鼎的吴瑞教授会耐下心来听两个无名小卒的疯狂计划吗？
我和约翰怀着忐忑的心情去见吴教授，紧张地向他解释我们的想法。幸运的是，吴教授对我们的想法很感兴趣，他很快理解了我们的想法，微笑着点头说“很有趣”（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吴瑞教授给出的最高评价）。最终，吴教授同意帮助我们实施这一课题，并安排我们与Fred Sherman实验室建立了研究协作。
我花了更多的时间来说服吴教授以转系生的身份接收我做他的学生，这样我便可以在他的实验室完成课题中DNA寡核苷酸的化学合成部分。当时，在康奈尔大学，学生转系并不多见，吴教授不希望被误解为挖走别人的学生而得罪人。我缺乏从事这一课题所必要的化学经验，也可能是他犹豫不决的原因。我始终不知道吴教授为此付出了多少的努力，在幕后默默地为我转系扫清障碍。最终，困难都如春天融冰般逐步消散了。我想，或许是我的坚持，最终吴瑞教授同意给我这个难得的机会。1974年1月，在一个伊萨卡常有的寒冷的雪天，我在吴瑞实验室里开始学习基本的有机化学知识以便化学合成我们的项目所需要的15-聚体寡核苷酸。
吴瑞实验室之所以是当时最吸引入的地方，是因为吴教授有条不紊地安排着新兴的分子生物学领域所需要的一切资源，这样才使得实验工作进展顺利。只要有重要的新技术产生，吴教授似乎都会认识新技术的研发者，并保证此项技术可以引进到自己的实验室吴瑞确保我们拥有第一个克隆载体、第一个限制性酶和最新的测序方法。吴教授平和的日常管理方式有利于自由科学气氛的形成。他从不微观管理，通常他允许学生去探索自己的想法；他从不严厉批评，这使得学生们自由地尝试自己的想法。当然，每当实验室有新进展时，吴教授总是很高兴，并且如果需要，他会很高兴提建议。
为了让我能尽快开展课题研究，吴教授特意让我和他的一名化学博士后——Chander Bahl共同工作，以便于我能直接从Chander身上获得从事这方面研究所需的技能。接下来的一年，因为合成不太顺利，我觉得我没有给吴教授留下很好的印象。这一年，吴教授展现了他伟大的胸怀——特别具有的耐心。他总是给予我支持和同情，从未批评我的实验缺乏进展。后来，他意识到要最终完成寡核苷酸合成我需要更多的帮助。
他并没有认为一切都要在他实验室学，他马上打电话给他的好朋友和同事、加拿大国家研究理事会的Saran Narang博士。吴教授和Saran安排我去渥太华进行两周的强化训练。这简直太妙了，由此我也得到了一个伟大而持久的心得：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不是无休止的自我挣扎，而是寻找最好的专家请求帮助。这个计划起作用了，当回到康奈尔时，我已经可以完成寡核苷酸的合成了。此后不久，我和约翰就能用放射物标记我们合成的DNA片段，用它在酵母基因组DNA检测细胞色素c基因，以及从酵母的总RNA中检测相应的mRNA。
吴瑞还通过选择不同领域学生和博士后的方法，影响实验室的研究方向。从1976年至1977年，吴瑞教授邀请到Radney Rothstein到他的实验室做博士后。Rad之前是Fred Sherman的研究生，因此他的到来增加了与Sherman实验室在研究思路和人员方面的持续性交流合作。Rad为吴教授的实验室带来了酵母遗传学的新理念和新方法。机缘巧合，将DNA导人酵母的方法在附近的Gerry Pink实验室研发成功。吴教授喜欢不同学科之间的融汇交融，他的实验室是一个真正的跨学科的科学环境。
Rad到来后，我没有按照惯例去新的实验室做博士后，而是留在吴教授的实验室。这样做虽然不合常规，吴教授还是乐意我留下来，但是他的前提是我从事完全不同方向的研究，学习新的知识。当我们离开实验室的时候，吴瑞教授慷慨地让我们带走了自己的研究课题。他从不与自己的学生竞争，更愿意看到他们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
吴教授的办公室很小，堆满了书和杂志，房门打开可直接通向实验室。这样可以方便教授在进出办公室时与实验室的学生随意交谈，使他很容易了解我们实验的进展。但是他的办公室与实验室的连接也有不好之处。Rad和我经常天马行空地谈论新的想法，有时我们的讨论会兴奋过头，我记得教授偶尔会从办公室来到实验室分享我们的喜悦，同时会轻声建议我们尽量将讨论的声音降低，不要影响其他同学的实验。
1979年我离开吴瑞实验室后，就不能经常见到他了。之后，我回过康奈尔大学五六次，每次遇到吴教授总是非常开心，我们总是分享各自实验室的最新进展。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20世纪80-90年代，吴教授实验室的研究方向已经转向水稻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并且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吴瑞在中国发起了CUSBEA项目。
1998年，为庆祝吴瑞教授70岁生日，来自世界各地的吴瑞的学生以及吴瑞的太太Christina和儿子Albert共同在康奈尔大学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我曾经在教授家里举行的实验室晚宴中见过他们。几年以后，我们又一次与教授和他的家人在波士顿举办愉快的午餐会。吴教授喜欢与我们积极保持联系，关注我们的最新研究进展。我依然记得几年前在他的办公室与他交谈。当时他已76岁高龄但仍然精力充沛地投入到水稻基因的研究中，并在追求新想法。他对其它的事也很感兴趣。
吴瑞教授不是一个热情奔放的人，他为人安静而内敛。他对你所说或所做的事的最高赞赏就是“很有趣”。教授的许多学生和博士后都独立从事研究，这的确很有趣味。他为我们能取得今天的成绩而骄傲，我们同样感谢这位伟大科学家的培养与谆谆教导。
（作者系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