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后团回国访问纪实
2007年9月11日至18日，教育部“春晖计划”资助的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后团(以下简称“哈佛团”)回到国内，先后访问了清华大学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部，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医科院基础所”)，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上海复旦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诺华(中国)生物医学研究有限公司、四川大学等8家单位，作学术报告5场，举行座谈会9场。记者随哈佛团辗转祖国南北，记录下了他们的访问过程和感受。
年轻的“碰撞”
“他们的年龄都不大。”行前，教育部国际司留学回国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回国办”)主任徐培祥向记者介绍着。记者翻看了一下哈佛团成员的材料，果然，8位团员都是清一色的“70后”，目前都在哈佛医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雷海新，1973年生，2004年在瑞典卡洛琳斯卡医学研究所获医学博士学位。现任哈佛大学医学院/牙科医学院博士后协会联合主席，本次哈佛团的团长。
陈凌懿，1978年生，2004年在美国西北大学获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
程红，1974年生，2003年获日本神户大学医学部大学院医学博士学位。
胡俊杰，1979年生，2005年获纽约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
纪俊元，1971年生，2003年获美国华盛顿大学动物学博士学位。
田卫东，1973年生，2004年在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生物系获博士学位。
云彩红，1974年生，2004年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获博士学位。
张立峰，1973年生，2002年获美国贝勒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
哈佛团访问期间共作了5场学术报告，听者达上千人。除了一些专家、教授和院系负责人，大多数是在校学生。每次作报告，报告厅里都挤满了人，加了椅子也不够坐。来晚的人没有座位，就倚墙而立或席地而坐，几乎填满了所有的空间。虽然入秋的天气已十分凉爽，但屋内所有的冷气都开到了最大，否则无法抵御这里的“人气”。
报告全部用英文。
“原本想用中文作报告，但很多学术词汇不知用中文如何表达，再说国内高校学生的英文水平应该不低，所以经过商量，最后决定用英文作报告。”哈佛团团长雷海新解释说。
因为时间太紧，每次报告都要限制提问次数，还经常出现主持人不得不打断提问的场面。于是，报告中间的休息时间就成了“黄金时间”，哈佛团的团员们总会被学生团团围住，探讨一些专业问题。
在北大医学部，作完报告的雷海新与两个学生在休息时间里仍没交流完，干脆拿着他的笔记本电脑，又搬了3张椅子，几个人坐在走廊里继续谈。
团里年纪最小的胡俊杰每次上台，记者几乎都会听到下面有人小声议论：“这么年轻，真不简单啊……”有一次作完报告，胡俊杰给几个学生留了联系方式。这次访问快结束的时候，他收到了几封邮件，原来是那几个学生仍在就一些专业问题对他“穷追不舍”。胡俊杰不敢怠慢，认真地逐一回复。
在清华医学院参观时，院长助理李林法教授带领团员们参观学院和各实验室。走到一间办公室门口，李林法推门进去，里面没人，便转回身在楼道里喊了起来：“颜宁……颜宁……”记者看了一眼门旁的牌子，上面写着“颜宁教授”。
“唉，我在这。”人们循声望去，见一个清秀的女孩儿从楼道尽头的一间屋子里跑了出来。大家很是惊讶，这个教授也太年轻了!“这是颜宁教授，今年上半年刚刚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回国，是著名分子生物学教授施一公的学生。”李林法介绍着。
随后，颜宁带大家参观了她自己的设备房和实验室。在110多平米的实验室里，人们只看到了一排排崭新的实验桌。“桌子刚到，还要陆续进一些仪器和设备，大概一个月以后就能到位了。我回国才4个多月，这样快的速度真是没想到。学院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很大力度的支持。”颜宁说。
来到清华大学生物系，在这里拿到硕士学位的田卫东与自己的同学吴琼不期而遇，两个人兴奋地几乎抱在了一起。“他现在已经是生物系的副教授了。”田卫东指着“同门师弟”对记者说。
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哈佛团遇到了同样曾在哈佛大学做过博士后研究的张宏和邵峰。现在，他们俩在所里已经有了用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实验室。因为同是校友，共同语言自然又多了起来。团员们不断提出一些关于国内学术环境，工作强度和科研思路的问题，张宏和邵峰一一作答。记者站在一旁静静地听着，真切地体会着年轻的科研一代之间的心灵“碰撞”。
张立峰在研究所参观的时候被两个研究人员叫走了，参观快结束时他才又出现。“我们的研究领域正好一致，有一个实验他们做了很长时间都没有结果，所以向我咨询了一下。我只用了5分钟讲了一些细节和要点，就帮他们解决了实验难题。其实，那个实验我也做了一年的时间才成功。”张立峰说。
“这次回国，我们与很多学生和年轻的科研人员进行了交流，他们的执着和科研精神打动了我们，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积极向上的浓郁的学术氛围，真是不虚此行。”这是团长雷海新的心声。
真诚的接待
“这样的报告会每周要有两三次，有时我们都安排不过来。哈佛团的博士后们水平都很高，学校领导非常重视，我们也做了充分的准备。”一位接待单位人事处的负责人向记者透露。
情况确实如此，哈佛团此次回国，受到了各访问单位的高度重视和热情接待，无形之中，也上演了一场场“接待秀”。
9月12日下午，在北大医学部，医学部副主任方伟岗亲自主持座谈会并介绍医学部的历史和现状。在座的有基础医学院副院长，医学院生物物理系主任、医学部人事处负责人，还有附属医院人民医院、肿瘤医院的负责人。
基础医学院副院长周春燕也曾经参加“春晖计划”资助的为国服务活动，最终于2001年回国并加盟北大医学部，她希望哈佛团的博士后们能够“步她的后尘”。肿瘤医院的负责人在座谈时收到了一条手机短信，打开一看，是医院留学回国的副院长寿成超发过来的。原来，寿院长上午听了哈佛团的报告，下午因其他公务没有参加座谈，但纪俊元和云彩红两位博士后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便直接“短信指示”那位负责人：最好能把这两个人请到院里参观。座谈结束后，纪俊元和云彩红真就被肿瘤医院的车接走了。
9月13日一早，在绵绵秋雨中，哈佛团前往位于北京东单三条的医科院基础所。由于司机的失误，车没有开到正确的位置，一行人下车后，拉着行李又走了两条街才到达研究所正门。远远的，就看见研究所所长、中科院院士沈岩教授已经冒着小雨在门前迎候了。
“本来想准备一个小型报告会，只有相关的专家和研究人员参加，但海报一贴出来，有
将近200多学生报名，没办法，换了一个大礼堂。”沈岩所长一边引大家上电梯一边说。
由于在医科院基础所只有半天的日程，所以大礼堂的报告一作完，团员们马上被领进一个小会议室，沈岩所长、朱大海副所长、各系负责人、科研骨干都落座等候在那里。座谈到中午时分，两个工作人员提着几个大塑料兜走了进来，开始为大家分发盒饭。原来，为了不占用宝贵的座谈时间，所里并没有在外面安排午餐，而是买来了盒饭套餐，所有人围着会议桌一边吃饭一边开会。这样的座谈场面真是让记者开了眼界。哈佛团的博士后们也倍感轻松，放下了一切拘束，抛出了所有自己关心的问题。
“我们研究所最有利的条件就是‘人和’的因素。人总要活一个心情，这里的杂事少，大家一心搞科研，有困难都会互相帮助，做任何事情都是在一种随和的状态下。虽然请大家吃的是盒饭，但我们有一颗真诚的心。”朱大海副所长向哈佛团敞开着心扉。
9月13日夜里11点多，哈佛团抵达了上海虹桥机场，上海复旦大学人事处张劲副处长和几位工作人员早已等在出口处。“以往都是学校组团出国招聘人才，这一次是教育部亲自把这么多优秀人才送上门来，真是太好了。”张处长对记者说。随后，我们每个人都拿到了一份详细的参观访问计划，足有两页纸，日程安排得满满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原上海医科大学)也把这次哈佛团来访列入了上海医科大学庆祝成立8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
第二天，复旦大学副校长陈晓漫接待了哈佛团。在详细了解了日程后，陈校长临时决定，要工作人员安排哈佛团参观复旦大学江湾新校区。到了江湾校区，大家才明白陈校长的特别用意。3万多平米的占地，2亿多投资，一座现代化的、环境优美的校区展现在眼前。“这是生物医学搂，将来如果你们落户复旦，就在这里上班。”工作人员指着一座高大气派的建筑对参观者说。哈佛团的博士后们情不自禁地发出阵阵感叹，对未来的憧憬也油然而生。
9月17日，四川大学的座谈会。副校长李虹、石坚，人事处、科技处、医学管理处、国际处等相关负责人，华西临床，口腔、基础医学与法医、公共卫生、药学等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等单位的相关专家学者、科研负责人等全都到齐了，凡是和生物医学，科研合作及人才引进有关的院系部门一个都不少。巧的是，“春晖计划”资助的另一个回国服务团——澳洲生物医学专家赴西部服务团也在同一时间访问了川大，并参加了座谈。
“我在国外待了13年，1996年回国来到川大，当时对引进的人才还没有什么特殊政策。”作为川大历史上较早被引进的人才，副校长石坚有很深的感触。“现在不一样了，学校会资助最高几百万的经费帮助成立实验室，组建科研梯队。我真诚地希望各位优秀人才能够来川大实现你们的理想。”
在整个访问过程中，“只要是人才，我们肯定需要”这句话在接待单位中出现的频率最高。
切实的收获
“和以往‘春晖计划’资助的回国团队不同，这个哈佛团不只是为了回国服务与合作交流，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回国找工作。”回国办主任徐培祥在一开始就下了这样的定义。
的确，此次回国，8位博士后是直奔工作岗位来的。“我们在国外与很多中国学者有过接触和交流，多数人表达了回国发展的意愿，但因出国时间较长，对国内的科研环境、人才引进制度和程序的了解几乎为零。如何使海外人才供应与国内的人才需求相匹配，是一个还需多方探讨和尝试的难题。”雷海新说。
于是，霄海新所在的哈佛大学医学院，牙科医学院博士后协会提议组织一个回国团队，为有回国发展意向的优秀博士后提供与国内高水准科研院校接触的机会。从去年9月开始，在回国办和驻纽约总领馆教育组的指导下，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内进行公开遴选和组团工作。从报名、筛选到最终确定人选，前后筹划准备了一年时间。入选者除了要具备相当的专业水平，还必须在一两年内有回国工作的意向。在100多个报名者中，最终成行8人。在他们的个人简介里，每个人都给出了一个大致的回国时间，最长的不超过两年。为了充分展示自己，8位博士后都做了精心的准备，把这两年发表的文章全都拿了出来，每个人作报告用的幻灯片就多达三四十张。
这次回国，除了作报告，座谈和参观实验室也是哈佛团的主要任务。开了9场座谈会，参观大大小小的实验室几十间，团员们都有些疲惫，当然，收获也不小。
在双方的座谈中，记者经常能听到这样的对话。
“……在实验室配备方面能有多大的支持力度?”
“取决于你聘什么岗位，如果干得好，各方面条件可能会不断改善。老实说，在座的各位要达到长江学者的标准可能很难，不可能作为领军人才引进，但可以当作骨干人才引进。实验室的条件取决于经费，课题和产出。如果长时间没有产出，实验室面积还有可能缩小。我们千辛万苦引进的人才，不可能给他一间办公室让他整天坐着，是要让他发挥作用，出成果的。”
“启动资金有限，要自己申请资金，单位会提供相关的信息支持吗?”
“当然，这是我们的职责。”
“在国内申请课题有没有限制?”
“单位可以帮助解决课题申请的问题。”
“学生的问题怎么解决?招生名额有没有限制呢?”
“可以同步进行。如果你来我们这里工作，可以先招生，招进来的学生先挂在别的教授名下，调配使用权归你，以后再正式转给你。
“仪器设备怎么解决呢?”
“大型的、可以共用的仪器设备由单位解决，小型的、特殊的仪器只能自己想办法，可以从科研经费中拨出一部分购买。”
……
记者注意到，所有接待单位在强调各自的优势时，无一例外地打出了“学术环境牌”，而淡化了个人待遇问题，甚至直言不讳地表明：待遇并没有期待中的那样高。
程红是团中惟一的一位女博士，也是准备最充分的一个。早在几个月前，她就根据复旦大学的招聘要求递交了申请，复旦大学的报告会刚开始，就不见了她的踪影。记者事后才知道，她已经和学校方面联系好这天面试。“生命科学院的9位教授，专家对我进行了面试，感觉像是论文答辩。”程红对记者说。“他们问我进入复旦后准备专心搞自己的研究，还是暂时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而是根据学校的需求，进行一些大方向的科研工作。我回答说会尊重学校的安排。还有人问我如果进入复旦，能为学校带来什么变化，我说尽我最大的努力。”程红的语气淡定而从容，但脸上仍流露出一丝兴奋。据说，她还在等待上海另外两家单位的面试。
田卫东可以说是团里最“抢手”的一个。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学术报告一结束，他就被学院的罗泽伟教授拉了过去。罗教授是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首批特聘教授，田卫东的研究方向早就引起了他的注意。“我是做生物信息的，目前国家对信息领域比较重
视，每个访问单位也都认为这个领域应大力发展。我在国外有两个同行业的同学，回国后不到一年已经拿到了500万的科研经费。这次，有一家访问单位要成立生物信息系，还承诺让我当系主任。他们几个都羡慕我选对了专业。”田卫东憨憨地笑着说。“罗泽伟教授准备成立一个生物信息实验室，需要3个研究人员，认为我很合适。这次他要了我的一份简历，今后我们还会加强联系。”
“国内现在是可以做事的。”已有7年没回国的张立峰用这句话总结了自己的回国感受。据他讲，已有几家单位对他感兴趣，他也递送了简历，准备下一步的面试。“国内科研单位的发展很有计划，他们先引进了一些‘大树’，周围再种一些‘小树’，久而久之，就能形成一片‘科研绿洲’。我们这个层次应该是国家急需的科研中间力量，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回国干一番事业。”
“这次回国，我们每个人都对自身进行了重新定位。”作为哈佛团的团长，雷海新总结出了大家心中的共同感受。“既然是要回来工作，选择单位时会不自觉地‘货比三家’。但实际上，高水平的科研单位之间的差距真的很小。”
“为什么是重新定位呢?”记者把“重新”两个字说的很重。
“之前，我们对自己回国工作的期望值很高，通过这次访问，感觉国内虽然需要人才，但引进人才的门槛儿却不低。所以我们还要对回国计划做一些有针对性的调整。”雷海新继续说，“这次回来收获很大，通过访问增进了我们对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实力的了解，包括师资及硬件的配备，近期与长期建设的目标和计划、人才引进现状和具体办法、经费资助力度、人员配备等方面，为我们在近期回国发展做出选择提供了充足的依据。另外，各科研单位从过去资助具体的科研方向开始转化为资助有潜力的人才，让他们在科研方向的选择上有更大的自由空间。我们感受到了国内相对宽松的科研环境，科研经费较为充足，科研硬件条件良好，甚至不比美国差。对科研的评估也从论文数量开始过渡到更着重论文质量，改善了过去对科研成果急功近利的做法。”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行政和后勤服务于科研的理念开始建立，消除了归国人员的后顾之忧。这是一扇窗口，借此可以看出，国内已经形成了尊重人才的风气，各接待单位都出台了引进人才的配套方案，确保归国人员能在良好的环境中开展工作。当然，国内整体学术氛围还有待提高，特别是高层次科研人员之间的相互讨论交流还有欠缺。我们希望回国后能带来新的科研思维和技术，逐步加强这种学术氛围。”
记者又问：“到底什么才是你们回国后最理想的工作状态?”
“很简单，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能够发挥专长，做些实事，个人待遇嘛，只能让位于自身科研事业的发展了。”雷海新说得轻松随意，却真切地道出了所有人心中的期待。
在行程的最后一天，教育部国际司司长助理张宁专程从北京飞往成都与哈佛团会合。听完团员们的总结汇报，张宁说：“如今国家对生命科学非常重视，因为这关系到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大家抓住了这个有利时机，愿意对近期回国工作进行战略性的探索，我们也愿意为这样的探索架桥铺路。很多回来过的留学人员都有这样几种感觉：自豪感、失落感和紧迫感。看到国家的快速发展，心中有自豪感；看到国内年轻的同行们同样出类拔萃，隐隐的有一种失落感：同时也看到了一些不协调不平衡的方面，感到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为国家进一步的发展作出一些贡献，面对转瞬即逝的机会，会产生紧迫感。今后，还会有更多的留学人员抓住这样的战略时机，我们也会继续支持类似的团队回国，为有意向回国工作的海外优秀人才创造更多的机会。”
访问结束了，由于哈佛团大部分成员还要赶往广州和南京等地，所以先行离开了成都。记者目送载有哈佛团成员的面包车缓缓开出宾馆大门，下意识地冲车上的人竖起了大拇指，心中默祝他们好运。这时，坐在前排的雷海新回了一个手势，记者仔细一看，那是一个代表胜利的“V”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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