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写作和解
“我开玩笑说，每天花很多时间种菜、买菜、烧菜，所以叫蔡珠儿。” 问及现在的生活状态，蔡珠儿自嘲。浸淫文字二十几年，以植物／食物为书写主题，走出自己独特散文腔调的她，时隔七年后终于交出第六本作品——《种地书》
前年，与先生定居香港15年的蔡珠儿，在大屿山的新家辟出一块菜园，把建商倾倒废土之处苦耕成良田，种下平日下厨时会用到的各种食材，也有自己爱吃而市面买不到的甜菜、红凤菜。不满足在纸上穿梭古今，寻找植物、食物的历史记忆与身世背景，蔡珠儿卷袖勤荷锄，自此多了“种地”这一写作题材。放眼两岸三地饮食书写，能写会做又能种者，屈指可数，何况写得“字字灵动跳跃，信手拈来皆有滋味”，此前台湾就有学人以她的饮食书写为此一文类的研究范例，撰写学术论文。
从纸上耕读回归实际耕作，蔡珠儿说，“从根源找寻食材应该有的味道，对食材的认识从原本的3D延展为4D，更加立体和广阔”。在经历填土地上种植的种种挫败，以及初试耕作的处处不如愿后，她愈发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渐明了：许多事情不是想当然的，一分耕耘未必就有一分收获，影响收成的因素太多，每天都在学习和历练，因此更有耐心也更谦卑，去了解事情背后复杂的程度，“这跟我在写作上的心得不谋而合。”蔡珠儿感叹。
句句铿锵，字字血汗
以蔡珠儿对文字及写作的态度，这种“不谋而合”其实是句句铿锵，字字血汗。
天枰座的她，自认在文字上有着处女座式的强烈洁癖，不断地推翻、重建，写作对她来说是件痛苦的事情。“每一个字每一个逗点都让我看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我们常会幻想一些自己可能根本达不到的完美境界，写作的时候，我面临的最大痛苦就是这个。”所以写得很慢，薄薄一本八万字的《台北花事》，前后写了七年；七万字出头的《饕餮书》，收入的是两三年内的专栏文字，每一篇都是慢慢“磨”出。更麻烦的是每隔一段时间，她自觉有新的想法、新的经验，就想用不同的方法表达，以至于每次交出新书似乎都在玩一个“新的唱腔”。蔡珠儿说，“这种不断推翻重建的心理是一种自然的、近乎生理的需求，就好像渴了要喝水，吃完很咸的东西想吃点甜的调和一样，根本不是自己主动想改的。”
转变的过程其实很辛苦，因为一个新的唱腔的形成需要很长的时间。“散文这种文体是赤裸裸的，你得告诉读者你相信什么、看到什么，这就牵涉到观念。我经常挑战自己的观念，可通常的情况是，你发现观点改变了，文字却跟不上。文字的生成很可怕，难怪语言学家说‘有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思想’。比如爱斯基摩人形容各种不同的白有17种用语，因为他们跟冰雪的关系非常密切。”
这些年经历了许多事，年纪渐长、与病魔抗争，以及耕作的影响，七年之后交的“新唱腔”显得更加辛苦也更加难得。蔡珠儿自觉这次的文章结构比较松散、透气。“松散”、“透气”若是放在形容他人的散文写作上，恐怕会让写作者心有不甘，她却欣然接受。她认为自己以前的散文密不透气，写作时跟着结构走，好像在做命题作文。“哪怕是写一篇关于自己的文章都是如此，更不用说写食物和植物的，我的基本动作都一样，花很多时间在做研究和阅读，早期写作的时候还打大纲，分段落，拟好开篇怎么写，中间怎么起承转合，有什么样的事例等等，然后再做结论。这已经成了范式，过去将近十年，我努力挣脱的就是这种论文式的写法。这次也不尽然成功，但会继续努力。”原来她一直用写论文的方式在写散文。
《种地书》里的后面两章写于六、七年前，是蔡珠儿对“新唱腔”的初次尝试，前四章则是近年作品，明显不同的是结构透气，句子短，形容词也更精简。以往为了把某个事物详细刻画，她下很重的笔墨，用很多形容词。放弃打大纲虽然是一种冒险，但也让文气更顺畅，有流动性。“散文很重要的一点是音乐性，这个音乐性不只是文字念起来有章节旋律，更重要的是整篇的结构要有流动性，也就是潜在的音乐性。”蔡珠儿解释。
走到文字前面
更难能可贵的，或许是蔡珠儿终于不再躲在文字背后了。许多人开始创作都是就近取譬，可她直到写了二十几年后，才开始写别人一开始就擅长写的“自己”。实在不是刻意为之。一来觉得自己乏善可陈；二来是找不到合适的描写距离。她心目中的好散文要“写得干爽”，与“我”的距离太近了容易陷溺。
“前面的五本书写的是植物或食物，很多朋友批评我躲在植物和食物背后说话。的确，不只是人家的批评，我也有这样的感受，一旦要讲到自己就觉得很不安，早期我写散文，甚至尽量避免出现‘我’字，成了一种很奇怪的畏惧和禁忌。可是在写植物和食物，写香港的时候，又一定要把自己交出去，但通常只写自己的经验，鲜少写内心的感受和私人记忆。写散文就像喝白水，无可依傍，只能靠文字本身，所以作者一定要把自己交出去，好看的散文一定有作者，有人在。”
书写自己，要有合适的距离，终于等到了，有一股无法抑制、想要发声的感觉汹涌而来，但也不好大声嚷嚷。往事回首，坎坷、幸福在笔下不过云淡风轻。看病路上，一家一家店铺买食材的小确幸；以诙谐口吻写下临时起意的17年前情人节——那天她结婚；90年代的在职场奋勇打拼，在感情上挫败、逃避的自己，也只是隔着橱窗轻描淡写。文字里的蔡珠儿，立体、鲜活起来，那是个风趣、乐观、带着韧性、懂得生活的女子，且有股英气与洒脱，细数各地市场之后笔锋一转，如是感慨：“却顾群来径，苍苍横翠微，生命不在乎进出各种菜市，而不管找到什么，走过了就不回头。”（见《种地书·市井之徒备忘录》）
写作这么多年后，蔡珠儿终于决定与文字和解了。“以前一直觉得文字是很重要的事情，哪怕是一个逗点都要字斟句酌，就是因为付诸它太大的负担以致失去写作的初心和原本的乐趣。”也曾经想过不写的，“可却觉得心里有一部分慢慢在死去，”对于写作这件事，她早已“认定了”。
蔡珠儿形容这像是动物学里的“铭刻”作用，在自己成长的年代，印有字的纸要谨慎收起，定期送到制纸亭，丢书更是大逆不道之事，对文字的喜欢以及珍惜已经内化成本能，难以放弃及改变。即便是在这样一个出版式微，每天使用大量文字但文字却越来越贫乏、贬值的年代，书写于她，是对自己的一种交代，有多少人看一点也不重要。
书写是一种社会运动
书香：您把自己关于食物的书写称为“饮食书写”，可否解释一下这个定义？
蔡：中文世界常把写饮食的人称为美食家，我觉得这样的称呼有一种误导性，食物不只有美也有丑，而且“美食”两个字被用滥了，美食也变得不美了。对于食物应该有更宽广开阔的态度，美与丑、好不好吃并不只是单纯的舌尖上一刹那的感受，还牵扯到很多因素，我认为比较中性、更能涵括的说法，是“饮食书写”（ food writing），这在西方也是到90年代初才新兴的。对我来说，饮食书写是描述食物的感官以及历史的文字，这至少要包括两个面向，感官是身体的，历史是精神的。
书香：您的书写中，有很多关于植物/饮食历史背景的梳理，也会把写作的对象放在人文社会环境的框架底下，这种写作的习惯是否与您曾经当文化记者以及在伯明翰读文化研究有关？
蔡：当然有关系，但这个答案应该是不是的部分更多。我从小在花莲山上成长，与自然的接触非常亲密，这又有点像“铭刻”作用，对植物的喜爱成了我看待这个世界很重要的方法。我对植物有一个很特殊的禀赋，脑子里好像有自动相机，会把见过的植物拍照留存，要辨识植物时，脑海中的植物照片就会出现。看到植物会关心什么季节生长、应该怎么种植，很自然地就会想去了解唐代人是怎么看牡丹的，唐代有没有玫瑰，我们说“玫瑰代表爱情”真的是这样吗？对一样东西有兴趣，自然会想知道更多。
去英国读文化研究是因为在报社里头做文化观察，经验虽然累积不少，可自觉学养不足，希望报道能够梳理、刨整、浓缩出一些观念。与其说受到后来文化研究的影响，还不如说在大学时代受到人类学，尤其是文化人类学的影响。人类学讲究田野调查，做了实地功夫之后要做整理、归类，得出观念和潜规则。
书香：您书写的，无论是植物还是食物都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蔡：是的，开始写的是植物，后来因为自己做菜，就从葱、蒜、八角、丁香这些食用植物写起。植物对人的影响没有那么直接，是在一种不知不觉的状态下，但食物不一样，少吃一顿影响就很大，而且它在日常生活中扮演很重要的功能，不只是为生也是社交手段，甚至是愉悦和痛苦的来源。经过人类文明的浸润，饮食早就不只是生理行为，而是复杂的文明象征。
书香：您的饮食书写好像大部分都是写中国的饮食，甚少域外的？
蔡：这还是要回到我们讲的日常生活，我觉得书写绝对是一种社会运动，这种社会运动并不是说“我们明天要去包围哪里”、“去跟马英九示威”。观念就像坚硬的城门，需要一点点把它敲开，偏见都很顽固，对日常生活的反省和思考是需要策略的，所以在文化研究里“the politics of everyday life”（日常生活的政治性）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我的文章是写给中文读者看的，中国式的料理才是普遍的，也因为它是迷失的温床，躲着很多观念的差误。
可是很惭愧自己还做不到，但取法乎上，心中有这样的目标。对于能写出充满感染力，能够直接、正面去冲击观念的文字的人，我充满感佩。散文或者是饮食书写其实是很好的伪装，后来我也确实把它看成装扮得比较可口的文化研究。
现在的人几乎不看评论了，如果看也只是寻找认同感。这样一来，文字要改变的就不是你了，对不对？这有点像是小圈子。怎么样在读者不设防的情况下，让他看到这个观念，去触动、改变，那才叫成功，而不只是写出铿锵作响的美丽文字。
享受做研究和阅读的过程
书香：写文章之前会做很多功课，如何把繁多的资料化简而出恰当表达？
蔡：网络对我们这样的个体户来说，是很大的恩赐；另一方面，因为有兴趣，家里这类藏书很多，古今中外，我能读懂的几种语言的食物史大概都有，平常也都在看。再者我只是模仿写论文的方法做梳理，不是真的写论文，没有那么严苛的要求。
我写一篇文章是因为有一个特殊的观点要说。如果一个观点别人写过了，自己也提不起劲，好像玩具是人家玩旧的。譬如，我认为满汉全席是很值得商议的，不会花很多时间研究满汉全席吃的是什么，而是直接跳到观念上去挑战这件事情。找资料其实是为了要把资料丢开，中文世界有人写过的就会尽量回避，西方或是日文的可以引述或者转述，用消去法去除之后能写的也不多了。
可是你知道吗，我最享受的是做研究和阅读的过程，有点像刚开始恋爱的感觉，你和对方都还不确定，还在摸索。好一段时间，脑子里想的都是一个事，一方面天马行空有很多的狂想，另一方面到处读，有时候完全走偏了，由粽子看到《礼记》里的饼，完全不搭嘎，整个过程好玩极了，但一旦开始写，就觉得辛苦没意思了。
书香：您的文章主要是散文，有没有特别推崇的散文作家？
蔡：这个名单可能会非常长，我只讲对我影响非常大的。屈原的《楚辞》我非常喜欢，尤其是搬到香港之后，觉得《楚辞》的韵律和形容非常贴合岭南。开始有写散文的自觉之后，喜欢近代的几位名家，周氏两兄弟、汪曾祺，后者几乎可以说是我私淑的老师，经常揣摩他的笔法。中国的历代散文里，文人对很多事情有兴趣，可是像汪老那样观察入微的少有，他对风筝怎么做、鸭蛋怎么腌这种一般文人认为“粗鄙之事”都观察入微，他的心中没有高下之分，而且冷笔热写，喜欢却不沉溺其中。观察入微，不是说看到什么就写进文章里，这充其量是人类学的田野的记录和调查，是还没有提炼过的素材，要经过文学的转换。所有的艺术形式都是一种重现的艺术，即便是小孩涂鸦，中间的技巧是观察入微，能入又能出。每天经过的巷口修伞人，如果落到汪老笔下，是非常好的散文的主角，可是我们可能就这样错过了。
当然还有钱锺书，这是我敬佩的作家，学问的博雅、文笔的巧妙，很难再找到这样的一个通人，更重要的是，除了这些学问外，他还有幽默和从容。一个人有了学问以后，就会筑起高架，可是他能够从学问的高台上走下来，在下头反观自己，这样的态度是写散文非常重要的。
另外，我喜欢英国散文的Understatement，就是含蓄内敛，轻描淡写，有如富贵人家出门时外头罩着一件半旧的羊袍子，把里面金丝银边的衣服都遮着；如果是暴富，只会把所有的牌子都穿在身上。不过伍尔芙的才华太高了，以至于外头披的袍子也不是半旧的，你能看到袍子闪烁着光泽，她对于人生、对于阅读，尤其是《论现代散文》中对于散文的看法，影响我至深。
书香：现在都在读哪些书？
蔡：我会定期读古籍，特别是文思薄弱或是有些疑问的时候，总能在古书里头得到很多新的发现。还有我看书很杂，这对散文写作非常重要，可以补生活阅历的不足。比如我在读《古代科技史》，讲古代怎么耕种，虽然现在早就没有古代的农具，犁啊、耙啊，但很有意思。
我好喜欢北岛的《城门开》，读他的散文，颜色、光线、气味源源而来，这是中国散文里少有的。另外日本作家东野圭吾的《怪笑小说》、《毒笑小说》我爱死了，一天读一篇到现在还没读完，舍不得读呢。他让我享受到很久没享受到的读短篇小说的乐趣，结尾总是始料未及，最关键是他总能写出社会的荒谬，一针见血，像是透过哈哈镜看到正确的形状。
此外，每天都会读清代杨伦写的《杜诗镜诠》。对我来说这像是饭后甜点，是对自己的赏赐，临睡前读几篇杜甫的诗，清新爽口、齿牙生香，然后才能安心睡觉。
“我开玩笑说，每天花很多时间种菜、买菜、烧菜，所以叫蔡珠儿。” 问及现在的生活状态，蔡珠儿自嘲。浸淫文字二十几年，以植物／食物为书写主题，走出自己独特散文腔调的她，时隔七年后终于交出第六本作品——《种地书》
前年，与先生定居香港15年的蔡珠儿，在大屿山的新家辟出一块菜园，把建商倾倒废土之处苦耕成良田，种下平日下厨时会用到的各种食材，也有自己爱吃而市面买不到的甜菜、红凤菜。不满足在纸上穿梭古今，寻找植物、食物的历史记忆与身世背景，蔡珠儿卷袖勤荷锄，自此多了“种地”这一写作题材。放眼两岸三地饮食书写，能写会做又能种者，屈指可数，何况写得“字字灵动跳跃，信手拈来皆有滋味”，此前台湾就有学人以她的饮食书写为此一文类的研究范例，撰写学术论文。
从纸上耕读回归实际耕作，蔡珠儿说，“从根源找寻食材应该有的味道，对食材的认识从原本的3D延展为4D，更加立体和广阔”。在经历填土地上种植的种种挫败，以及初试耕作的处处不如愿后，她愈发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渐明了：许多事情不是想当然的，一分耕耘未必就有一分收获，影响收成的因素太多，每天都在学习和历练，因此更有耐心也更谦卑，去了解事情背后复杂的程度，“这跟我在写作上的心得不谋而合。”蔡珠儿感叹。
句句铿锵，字字血汗
以蔡珠儿对文字及写作的态度，这种“不谋而合”其实是句句铿锵，字字血汗。
天枰座的她，自认在文字上有着处女座式的强烈洁癖，不断地推翻、重建，写作对她来说是件痛苦的事情。“每一个字每一个逗点都让我看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我们常会幻想一些自己可能根本达不到的完美境界，写作的时候，我面临的最大痛苦就是这个。”所以写得很慢，薄薄一本八万字的《台北花事》，前后写了七年；七万字出头的《饕餮书》，收入的是两三年内的专栏文字，每一篇都是慢慢“磨”出。更麻烦的是每隔一段时间，她自觉有新的想法、新的经验，就想用不同的方法表达，以至于每次交出新书似乎都在玩一个“新的唱腔”。蔡珠儿说，“这种不断推翻重建的心理是一种自然的、近乎生理的需求，就好像渴了要喝水，吃完很咸的东西想吃点甜的调和一样，根本不是自己主动想改的。”
转变的过程其实很辛苦，因为一个新的唱腔的形成需要很长的时间。“散文这种文体是赤裸裸的，你得告诉读者你相信什么、看到什么，这就牵涉到观念。我经常挑战自己的观念，可通常的情况是，你发现观点改变了，文字却跟不上。文字的生成很可怕，难怪语言学家说‘有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思想’。比如爱斯基摩人形容各种不同的白有17种用语，因为他们跟冰雪的关系非常密切。”
这些年经历了许多事，年纪渐长、与病魔抗争，以及耕作的影响，七年之后交的“新唱腔”显得更加辛苦也更加难得。蔡珠儿自觉这次的文章结构比较松散、透气。“松散”、“透气”若是放在形容他人的散文写作上，恐怕会让写作者心有不甘，她却欣然接受。她认为自己以前的散文密不透气，写作时跟着结构走，好像在做命题作文。“哪怕是写一篇关于自己的文章都是如此，更不用说写食物和植物的，我的基本动作都一样，花很多时间在做研究和阅读，早期写作的时候还打大纲，分段落，拟好开篇怎么写，中间怎么起承转合，有什么样的事例等等，然后再做结论。这已经成了范式，过去将近十年，我努力挣脱的就是这种论文式的写法。这次也不尽然成功，但会继续努力。”原来她一直用写论文的方式在写散文。
《种地书》里的后面两章写于六、七年前，是蔡珠儿对“新唱腔”的初次尝试，前四章则是近年作品，明显不同的是结构透气，句子短，形容词也更精简。以往为了把某个事物详细刻画，她下很重的笔墨，用很多形容词。放弃打大纲虽然是一种冒险，但也让文气更顺畅，有流动性。“散文很重要的一点是音乐性，这个音乐性不只是文字念起来有章节旋律，更重要的是整篇的结构要有流动性，也就是潜在的音乐性。”蔡珠儿解释。
走到文字前面
更难能可贵的，或许是蔡珠儿终于不再躲在文字背后了。许多人开始创作都是就近取譬，可她直到写了二十几年后，才开始写别人一开始就擅长写的“自己”。实在不是刻意为之。一来觉得自己乏善可陈；二来是找不到合适的描写距离。她心目中的好散文要“写得干爽”，与“我”的距离太近了容易陷溺。
“前面的五本书写的是植物或食物，很多朋友批评我躲在植物和食物背后说话。的确，不只是人家的批评，我也有这样的感受，一旦要讲到自己就觉得很不安，早期我写散文，甚至尽量避免出现‘我’字，成了一种很奇怪的畏惧和禁忌。可是在写植物和食物，写香港的时候，又一定要把自己交出去，但通常只写自己的经验，鲜少写内心的感受和私人记忆。写散文就像喝白水，无可依傍，只能靠文字本身，所以作者一定要把自己交出去，好看的散文一定有作者，有人在。”
书写自己，要有合适的距离，终于等到了，有一股无法抑制、想要发声的感觉汹涌而来，但也不好大声嚷嚷。往事回首，坎坷、幸福在笔下不过云淡风轻。看病路上，一家一家店铺买食材的小确幸；以诙谐口吻写下临时起意的17年前情人节——那天她结婚；90年代的在职场奋勇打拼，在感情上挫败、逃避的自己，也只是隔着橱窗轻描淡写。文字里的蔡珠儿，立体、鲜活起来，那是个风趣、乐观、带着韧性、懂得生活的女子，且有股英气与洒脱，细数各地市场之后笔锋一转，如是感慨：“却顾群来径，苍苍横翠微，生命不在乎进出各种菜市，而不管找到什么，走过了就不回头。”（见《种地书·市井之徒备忘录》）
写作这么多年后，蔡珠儿终于决定与文字和解了。“以前一直觉得文字是很重要的事情，哪怕是一个逗点都要字斟句酌，就是因为付诸它太大的负担以致失去写作的初心和原本的乐趣。”也曾经想过不写的，“可却觉得心里有一部分慢慢在死去，”对于写作这件事，她早已“认定了”。
蔡珠儿形容这像是动物学里的“铭刻”作用，在自己成长的年代，印有字的纸要谨慎收起，定期送到制纸亭，丢书更是大逆不道之事，对文字的喜欢以及珍惜已经内化成本能，难以放弃及改变。即便是在这样一个出版式微，每天使用大量文字但文字却越来越贫乏、贬值的年代，书写于她，是对自己的一种交代，有多少人看一点也不重要。
书写是一种社会运动
书香：您把自己关于食物的书写称为“饮食书写”，可否解释一下这个定义？
蔡：中文世界常把写饮食的人称为美食家，我觉得这样的称呼有一种误导性，食物不只有美也有丑，而且“美食”两个字被用滥了，美食也变得不美了。对于食物应该有更宽广开阔的态度，美与丑、好不好吃并不只是单纯的舌尖上一刹那的感受，还牵扯到很多因素，我认为比较中性、更能涵括的说法，是“饮食书写”（ food writing），这在西方也是到90年代初才新兴的。对我来说，饮食书写是描述食物的感官以及历史的文字，这至少要包括两个面向，感官是身体的，历史是精神的。
书香：您的书写中，有很多关于植物/饮食历史背景的梳理，也会把写作的对象放在人文社会环境的框架底下，这种写作的习惯是否与您曾经当文化记者以及在伯明翰读文化研究有关？
蔡：当然有关系，但这个答案应该是不是的部分更多。我从小在花莲山上成长，与自然的接触非常亲密，这又有点像“铭刻”作用，对植物的喜爱成了我看待这个世界很重要的方法。我对植物有一个很特殊的禀赋，脑子里好像有自动相机，会把见过的植物拍照留存，要辨识植物时，脑海中的植物照片就会出现。看到植物会关心什么季节生长、应该怎么种植，很自然地就会想去了解唐代人是怎么看牡丹的，唐代有没有玫瑰，我们说“玫瑰代表爱情”真的是这样吗？对一样东西有兴趣，自然会想知道更多。
去英国读文化研究是因为在报社里头做文化观察，经验虽然累积不少，可自觉学养不足，希望报道能够梳理、刨整、浓缩出一些观念。与其说受到后来文化研究的影响，还不如说在大学时代受到人类学，尤其是文化人类学的影响。人类学讲究田野调查，做了实地功夫之后要做整理、归类，得出观念和潜规则。
书香：您书写的，无论是植物还是食物都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蔡：是的，开始写的是植物，后来因为自己做菜，就从葱、蒜、八角、丁香这些食用植物写起。植物对人的影响没有那么直接，是在一种不知不觉的状态下，但食物不一样，少吃一顿影响就很大，而且它在日常生活中扮演很重要的功能，不只是为生也是社交手段，甚至是愉悦和痛苦的来源。经过人类文明的浸润，饮食早就不只是生理行为，而是复杂的文明象征。
书香：您的饮食书写好像大部分都是写中国的饮食，甚少域外的？
蔡：这还是要回到我们讲的日常生活，我觉得书写绝对是一种社会运动，这种社会运动并不是说“我们明天要去包围哪里”、“去跟马英九示威”。观念就像坚硬的城门，需要一点点把它敲开，偏见都很顽固，对日常生活的反省和思考是需要策略的，所以在文化研究里“the politics of everyday life”（日常生活的政治性）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我的文章是写给中文读者看的，中国式的料理才是普遍的，也因为它是迷失的温床，躲着很多观念的差误。
可是很惭愧自己还做不到，但取法乎上，心中有这样的目标。对于能写出充满感染力，能够直接、正面去冲击观念的文字的人，我充满感佩。散文或者是饮食书写其实是很好的伪装，后来我也确实把它看成装扮得比较可口的文化研究。
现在的人几乎不看评论了，如果看也只是寻找认同感。这样一来，文字要改变的就不是你了，对不对？这有点像是小圈子。怎么样在读者不设防的情况下，让他看到这个观念，去触动、改变，那才叫成功，而不只是写出铿锵作响的美丽文字。
享受做研究和阅读的过程
书香：写文章之前会做很多功课，如何把繁多的资料化简而出恰当表达？
蔡：网络对我们这样的个体户来说，是很大的恩赐；另一方面，因为有兴趣，家里这类藏书很多，古今中外，我能读懂的几种语言的食物史大概都有，平常也都在看。再者我只是模仿写论文的方法做梳理，不是真的写论文，没有那么严苛的要求。
我写一篇文章是因为有一个特殊的观点要说。如果一个观点别人写过了，自己也提不起劲，好像玩具是人家玩旧的。譬如，我认为满汉全席是很值得商议的，不会花很多时间研究满汉全席吃的是什么，而是直接跳到观念上去挑战这件事情。找资料其实是为了要把资料丢开，中文世界有人写过的就会尽量回避，西方或是日文的可以引述或者转述，用消去法去除之后能写的也不多了。
可是你知道吗，我最享受的是做研究和阅读的过程，有点像刚开始恋爱的感觉，你和对方都还不确定，还在摸索。好一段时间，脑子里想的都是一个事，一方面天马行空有很多的狂想，另一方面到处读，有时候完全走偏了，由粽子看到《礼记》里的饼，完全不搭嘎，整个过程好玩极了，但一旦开始写，就觉得辛苦没意思了。
书香：您的文章主要是散文，有没有特别推崇的散文作家？
蔡：这个名单可能会非常长，我只讲对我影响非常大的。屈原的《楚辞》我非常喜欢，尤其是搬到香港之后，觉得《楚辞》的韵律和形容非常贴合岭南。开始有写散文的自觉之后，喜欢近代的几位名家，周氏两兄弟、汪曾祺，后者几乎可以说是我私淑的老师，经常揣摩他的笔法。中国的历代散文里，文人对很多事情有兴趣，可是像汪老那样观察入微的少有，他对风筝怎么做、鸭蛋怎么腌这种一般文人认为“粗鄙之事”都观察入微，他的心中没有高下之分，而且冷笔热写，喜欢却不沉溺其中。观察入微，不是说看到什么就写进文章里，这充其量是人类学的田野的记录和调查，是还没有提炼过的素材，要经过文学的转换。所有的艺术形式都是一种重现的艺术，即便是小孩涂鸦，中间的技巧是观察入微，能入又能出。每天经过的巷口修伞人，如果落到汪老笔下，是非常好的散文的主角，可是我们可能就这样错过了。
当然还有钱锺书，这是我敬佩的作家，学问的博雅、文笔的巧妙，很难再找到这样的一个通人，更重要的是，除了这些学问外，他还有幽默和从容。一个人有了学问以后，就会筑起高架，可是他能够从学问的高台上走下来，在下头反观自己，这样的态度是写散文非常重要的。
另外，我喜欢英国散文的Understatement，就是含蓄内敛，轻描淡写，有如富贵人家出门时外头罩着一件半旧的羊袍子，把里面金丝银边的衣服都遮着；如果是暴富，只会把所有的牌子都穿在身上。不过伍尔芙的才华太高了，以至于外头披的袍子也不是半旧的，你能看到袍子闪烁着光泽，她对于人生、对于阅读，尤其是《论现代散文》中对于散文的看法，影响我至深。
书香：现在都在读哪些书？
蔡：我会定期读古籍，特别是文思薄弱或是有些疑问的时候，总能在古书里头得到很多新的发现。还有我看书很杂，这对散文写作非常重要，可以补生活阅历的不足。比如我在读《古代科技史》，讲古代怎么耕种，虽然现在早就没有古代的农具，犁啊、耙啊，但很有意思。
我好喜欢北岛的《城门开》，读他的散文，颜色、光线、气味源源而来，这是中国散文里少有的。另外日本作家东野圭吾的《怪笑小说》、《毒笑小说》我爱死了，一天读一篇到现在还没读完，舍不得读呢。他让我享受到很久没享受到的读短篇小说的乐趣，结尾总是始料未及，最关键是他总能写出社会的荒谬，一针见血，像是透过哈哈镜看到正确的形状。
此外，每天都会读清代杨伦写的《杜诗镜诠》。对我来说这像是饭后甜点，是对自己的赏赐，临睡前读几篇杜甫的诗，清新爽口、齿牙生香，然后才能安心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