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肥胖症增长势头，提高全民健康水平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和环境污染的加剧，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成为危害全球健康的头号杀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2008年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5700万例死亡中约有3600万例由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致死，近80%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因此，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王红阳建议：我们必须关注国人超重、肥胖问题，亟待采取措施，减轻日益严重的疾病负担，提高全民健康水平。
本刊记者获悉，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合作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SMMU）主任、上海交通大学“癌基因及相关基因”国家重点实验室名誉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医学科学部主任、全国政协委员王红阳教授，作为一名长期专注于肿瘤学、分子生物学的专家，其关注的焦点转向了事关全民生命健康的疾病预防问题。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她针对我国超重、肥胖症群体不断扩大的这一社会现象，提出了“关注国人超重、肥胖问题，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的建议。
3月6日，记者赶赴全国政协委员驻地，就此话题对王红阳院士做了独家专访。
超重或肥胖
已成为日益严重的疾病负担
采访一开始，王红阳院士首先给记者“科普”说：“超重或肥胖症，是一组与生活方式和环境因素密切相关的代谢失调症，有可能发展成为病程漫长、多脏器损伤、危害严重、医疗费用高的代谢性疾病。超重、肥胖患者常伴有高脂血症、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糖尿病或代谢综合征等多种代谢紊乱，更是导致心脑血管意外和癌症的高危因素，已成为全球性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1980年至2008年，世界各地的肥胖症增加了一倍。全球约有15亿人体重超重，有5亿人——占世界总人口的12%，患有肥胖症。在20岁以上的成年人中，超重者约占35%，肥胖者占11%，5岁以下的超重儿童达4000万。2011年，全球因高脂血症死亡的人数近440万，因超重或肥胖而死亡的人数达280万。其中，代谢性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持续、快速增长，已成为日益严重的疾病负担。”
谈及我国国内这方面的情况，王红阳院士继续介绍说：“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饮食习惯的改变，我国超重、肥胖症的发病人数也在快速上升。据我了解，在1985年至2010年间，我国7岁到18岁学生的超重与肥胖率明显上升；2010年，我国学龄期儿童和青少年的超重率为9.9%，肥胖率为5.1%，总人数近3043万——这是来自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的统计数据。”
王红阳院士认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糖尿病患病率9.7%，超重率30.6%，肥胖率12.0%，中心性肥胖率12.3%，后者与糖尿病、高脂血症、NAFLD等关系更为密切。根据2010年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我国成年人中NAFLD的发病率为15%，儿童和青少年中患病率为1.3%；在不饮酒的健康人群中，通过超声诊断的NAFLD高达6.1%。在病态肥胖症患者中，非酒精性肝炎高达34%。这些数据表明，如不及时加以防控，NAFLD将来有可能取代病毒性肝炎，成为我国最常见的慢性肝脏疾病。肥胖症还可导致糖代谢异常和胰岛素抵抗，与糖尿病的发病率密切相关。国际糖尿病联盟（IDF）最新数据表明，中国的糖尿病患者迅速增加，已居全球首位。中国男性成年人中代谢综合征发病率为9.8%，女性成年人中发病率近17.8%，在大于10岁的学龄期儿童中，肥胖组代谢综合征发病率高达32.3%，超重组发病率近8.4%。
遏制超重或肥胖蔓延
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由此可见，现在我国已经进入超重、肥胖症及其并发症的高负担期。”王红阳院士忧虑地说，“由于超重、肥胖症具有‘患病人数多、医疗成本高、患病时间长、服务需求大’的特点，其在疾病负担中所占比重大幅提高，消耗了大量社会财富和医疗资源，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水平提高、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
另据王红阳院士介绍：“近年来，面对慢性疾病的严峻形势和百姓的健康需求，我国政府及其相关部门非常重视对慢性疾病的研究和治疗，制订了一系列的防控战略计划，并有逐步增长的资金投入。但针对超重和肥胖症，由于其并非‘显性’的不健康因素，因此，全社会对其危害性依然认识不足；而且，有利于防控超重和肥胖症的公共政策和支持性环境仍然缺乏，相关部门间宣教与防控超重和肥胖症的协调机制有待建立，社会知识环境也有待形成。”
王红阳院士还认为：“在卫生系统内部也存在工作机制不畅、流行病学基线数据缺如、防治结合能力不足、防治资源难以整合、信息共享难以实现等困难。在疾病控制策略实际执行中，我们更多关注二级预防和三级预防，却忽视了成本低、效益高的一级预防。这极大地制约了肥胖症防控事业的整体发展。因此，着眼于我国的实际情况、社会需求和经济效益，制订并落实更有效的防控策略，有的放矢地开展防治工作，遏制超重、肥胖症的快速蔓延，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防控超重和肥胖症的五条建议
基于深厚的医学学术积淀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王红阳院士经过长期深入的调研，在认识到有关超重、肥胖症在国内国际迅速上扬的严峻局势后，她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建议，我们应该立即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加快针对超重、肥胖症的预防与控制——
“首先，我们要加强超重、肥胖症的流行病学研究，并强化监测与评估工作。”王红阳院士就此解释说，“病情监测在疾病防治工作中起着‘指挥棒’的作用。建立和完善国家和地方代谢性疾病监测系统，是动态掌握我国居民代谢性疾病发病、患病、死亡及危险因素的流行状况和变化趋势，确定代谢性疾病防控优先领域，制订政策和评价干预措施效果的重要途径。近年来，我国部分省市针对慢性病的流行病学调查为防治工作提供了许多基础数据。但目前这项工作还存在着机构不健全、经费不足和人员素质低等诸多问题。同时，统计数据往往不够准确，发病率和病死率多以登记数据推算，不同人群的数据误差很大，因此，强化监测与评估工作，不仅需要政府有稳定的专项资金投入，还要有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和制度法规，把基线调查作为全国所有区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一项常规工作，以保证监测能不间断地顺利实施。”
王红阳院士继续说：“其次，我们还要针对多种超重、肥胖症的危险因素制订政策或行动计划。因为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已明确了多种超重、肥胖症的危险因素，包括不合理膳食、缺乏活动、吸烟、不合理用药和精神长期高度紧张等。但与超重、肥胖症控制直接相关的、控制危险因素的政策，促进健康膳食、加强身体锻炼、创建无烟环境等，目前我们的执行效果并不理想。针对危险因素进行一级预防，首先需要国家将危险因素控制作为国家重大公共卫生项目的重要内容，增设肥胖症预防控制相关项目，如健康饮食、烟草控制专项等。同时，国家应促进危险因素控制有关政策的出台，包括居民小区按比例设置运动场所和条件，儿童、成人体能活动时间保障，食品营养标签、能量标识，全面禁止烟草广告等等……”
“第三，我们亟待加强对高危个体和患者的早期发现与管理。”王红阳院士认为，疾病二级预防的目的是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防患于疾病初始。对高危人群和患者的早期发现和管理是预防控制超重/肥胖症关口前移的重要策略和手段。建议我国加强超重、肥胖症的咨询和预测， 整合相关研究机构和临床医院，制订适于我国的标准、规范的筛查方案，如在体重偏重的儿童和成人中监测BMI、血脂、血糖、肝脏B超等指标；同时，我们还要利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作为运转平台，为筛选出的高危个体和患者提供针对性的个体行为指导和规范管理；并结合医疗体制的改革，将肥胖、脂肪性肝病等代谢性疾病患者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范畴，以推进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工作。”
“加强科普宣教，开展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也是不可忽视的环节。”王红阳院士强调说：“肥胖症的发生往往是致病因素不断积累的过程，危险因素——如不健康饮食和身体活动不足等的致病效应也是长期缓慢累积的过程。通过开展全人群干预，降低人群危险因素暴露概率，预防超重、肥胖的发生，是最具成本-效益的防控手段。针对肥胖症的全人群干预离不开健康宣教这一基石。目前，我国健康教育和信息传播的针对性和效力不够，难以有效达及目标人群。重度肥胖患者的实际寿命比预期寿命可能少20年。但许多民众、包括部分超重人群，对肥胖症的长远危害仍不了解，对其预防和治疗亦不够重视。因而，建议政府部门在加强健康传播专业人才培养的同时，强调国家和地方的疾病控制中心、科研机构、社区医院等共同承担科普宣传任务，引导社会各界广泛参与，使广大民众充分了解肥胖症的危害，养成健康生活习惯，以实现肥胖症的早期预防，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
王红阳院士提出的第五条建议是：“加强预防和控制超重、肥胖的专业队伍建设。”她建议国家在各省、地市、区县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设立肥胖症防治相关责任机构，配备预防控制人员，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农村乡镇卫生院应有人负责超重/肥胖高危人群和病人管理的协调工作，形成自上而下的防控网络的形成，并明确各机构的功能定位。通过培训、继续教育等方式，加强队伍的能力建设。”
同时，王红阳院士还建议国家科研管理机构鼓励并积极推动基础研究的领军人才和研究团队应进行联合攻关，开展肥胖症引起相关代谢疾病及其恶性疾病发生、发展及预控新策略的研究，力争取得重大科技进展，发现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治疗新靶标，为肥胖症及其并发症的诊断和防治做出新的贡献！
专家简介
王红阳，女，肿瘤学、分子生物学专家。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TWAS）院士。现任第二军医大学国际合作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主任，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医学科学部主任、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常委会委员、“癌基因及相关基因”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全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副理事长、全军医学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军生化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国家“癌基因及相关基因”重点实验室名誉主任、世界20多家杂志的主编、副主编或编委。曾任德国Max-Planck研究所生化所P.I、国际合作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SMMU）主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基金委医学科学部主任。长期从事恶性肿瘤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对肿瘤发生发展的分子病理机制和细胞信号转导有重要建树。在分子诊断方面，筛选和研发了新的肝癌诊断标志物及血清检测单克隆抗体，获国内外发明专利；已克隆多个新的肝癌相关基因并阐明了功能；首次发现新的抑制性受体对肝癌细胞生长、凋亡的调控机制和癌基因P28在肝癌的异常信号调控网络，为肝癌防治提供了新的靶标；分离和鉴定新的酪氨酸磷酸酶3种，提出了新的酶分类方法，得到国际同行公认；发现了受体型磷酸酶PCP-2调控β-catenin介导的肿瘤信号通路，首次阐明Wnt通路中酪氨酸磷酸酶调控的重要作用与作用机制，对酶学研究做出了贡献；克隆了新的抑制性受体家族，与同行合作提出了抑制性受体负调控机制不仅在血液系统，同时也在生物体内多器官存在的新概念。在Cancer Cell、J.E.M.、Gastroenterology（USA）、Hepatology、Cancer Res.、Nature 和Oncogene等有影响的主流期刊发表论文100多篇，总影响因子650；近5年申报发明专利28项，已获授权10项，其中国际专利1项。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创新群体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等多种奖项，并获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总后勤部“科技金星”等多项荣誉称号。
“两会”同期声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天津市副主委、天津市授衔眼眶病专家孙丰源教授在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于3月5日递交提案，建议关注青少年超重问题，在国家层面制订肥胖干预策略，提高青少年身体素质。建议加大对青少年“肥胖危害”的宣传力度，将控制肥胖作为防病的一项重要指标来建立家庭健康档案，从饮食、运动、治疗多方面干预，同时建议倡导国人BMI控制在18.5-24kg/m2正常范围内。
孙丰源委员认为：“肥胖是体内脂肪过多沉积的疾病。近年来，由肥胖导致高血压、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肾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迅速增长成为危害人民健康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受到普遍关注，制订肥胖干预策略，阻断和控制慢性病的发生，实属当务之急。”
在谈及肥胖的流行及危害时，孙丰源委员介绍说，针对肥胖这一日益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为了引起医学界及公众对肥胖问题的重视，国际生命科学学会曾于2000年在我国召开了中国肥胖问题研讨会。在会上，北京阜外医院武阳丰教授报告了我国东部发达地区35岁至59岁人群中的体重超重率——BMI≥25kg/m2 WHO标准的，已达50%，北京地区已超过40%。《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2》显示：与肥胖相关的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使我国2.9亿人带病生存，其中慢性肾脏病预计约1.2亿患者，而患者知晓率仅为12.5%；2010年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会向全球公布，我国糖尿病发病率9.7%，患者人数达1.2亿。这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是一件容不得忽视的民生大事。慈铭体检联合中国医师协会、中国医院协会、北京市健康保障协会发布的《2012中国城市居民健康白皮书》中显示：35-65岁人群是慢性病大军。而种种医学理论证明，远离肥胖应从儿时做起。发胖的成年人，除了自身生活习惯的原因外，90%以上均有青少年时期肥胖的历史。因此，抑制肥胖，减少慢病，提高身体素质，必须从青少年入手。这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是一件容不得忽视的民生大事。
鉴于上述因素，孙丰源委员建议：一是建议加大宣传普及相关知识，如制作“肥胖危害”等公益性广告作为“舌尖上的浪费”公益性广告的延伸，请饮食学家指导健康的生活方式，继续向社会释放正能量，使减肥成为民众的共识。二是建议卫生部门与相关部门合作建立家庭健康档案，积极组织动员社会各界参与肥胖防治工作，通过系统化持续的健康管理，实现和预防肥胖合并症的发生。将控制肥胖作为防病的一项重要指标，由学校和家长共同监督。三是建议采用综合措施从饮食、运动、治疗多方面进行干预。倡导和注重人民群众的精神消费和发展性消费，鼓励人们接受教育和培训，参加文化和体育活动，扩大社会交往，外出旅游观光等满足人们享受艺术、滋养心灵、陶冶情操、提高素质、展现生命价值与风采，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诸多方面的消费需求。四是建议倡导国人BMI控制在18.5-24kg/m2正常范围内；将体重及其肥胖状态作为青少年体育考核、升学等的参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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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学家发现导致肥胖症的新基因
今年3月初从中国科学院传出消息：该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李巍课题组近日发现，位于人类6号染色体长臂D6S1009位点旁侧的SLC35D3基因，是人类肥胖症和代谢综合征的致病基因。之前有研究表明，位于人类6号染色体长臂的D6S1009位点与BMI紧密相关。李巍课题组通过对有位于该位点旁侧的SLC35D3基因缺陷的小鼠进行观察，发现该小鼠从2月鼠龄（与人成年期相当）开始表现出进行性肥胖和代谢综合征的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该基因所编码蛋白的缺陷，可导致基底神经节纹状体中的多巴胺Ⅰ型受体的膜运输受阻，使其信号通路受损，导致运动量减少和能量消耗少，从而引发肥胖症。相关研究日前发表于美国《科学公共图书馆·遗传学》。
李巍教授介绍说，2007年，他在与美国实验室的合作研究中发现，有个小鼠品系发生了SLC35D3基因的突变导致血小板功能异常，出血时间延长。这是国际上第一次对这个基因的具体功能进行的研究报道。此后，李巍与合作者还发表了一篇与该基因在血小板中的功能有关的论文。这两篇论文均发表在国际著名的《血液》杂志上。
李巍将发生基因突变的小鼠带回北京，在自己的实验室继续从事相关研究。课题组通过对正常小鼠与SLC35D3基因发生突变的小鼠进行比较后发现，SLC35D3基因产生一种在大脑多巴胺系统中起着关键信号传输调控作用的蛋白质。多巴胺是某些神经元之间传递信号的一种递质，它会刺激大脑中的“奖赏”中枢，使人产生愉悦感、动机；同时多巴胺系统还参与包括身体活动量的调节等。研究小组发现，SLC35D3在多巴胺Ⅰ受体运输中起着关键作用，该受体在细胞内合成后输送到细胞表面，在此与多巴胺结合，介导信号转导。发生SLC35D3基因突变的小鼠，该基因所编码蛋白的缺陷可导致基底神经节纹状体中的多巴胺Ⅰ型受体的膜运输受阻，使得许多多巴胺受体滞留在细胞内，信号通路受到损害，导致小鼠运动量减少和能量消耗少，从而引发肥胖症。
除了在小鼠身上的实验外，研究小组还与青岛大学医学院等临床单位合作，对近400名患有代谢综合征的中国成年人进行筛查，在两名患者中鉴定出SLC35D3基因的突变；而在不肥胖的人中，这种基因突变则没有被发现。李巍透露，未来，研究小组会在基数更大的人群中进行筛查，同时将地区与年龄差异等因素加以考量，进一步明确中国人群该基因突变的流行病学特征。李巍说，现代医学强调个性化，人类基因组测完之后，就进入了个性化医疗时代；如果这部分人群能够通过基因筛查，理论上是可以拥有一个个性化治疗方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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