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４６２号小行星……

　　在浩瀚的宇宙中，有一颗以中国科学家的名字命名的小行星遨游太空。

1996年3月30日，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宣布：由紫金山天文台发现并提名申报、经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审议批准，国际编号为3462号的小行星正式命名为周光召星。

这是具有国际性、权威性、永久性的命名，是人类一项至高无上的荣誉。至今，在自然科学界，只有2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我国张衡、祖冲之、张钰哲、吴健雄等古今科学家作为小行星的命名遨游太空。

周光召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开拓者和世界公认的赝矢量部分守恒定理的奠基人之一，是中国科学事业继往开来的卓越领导人。由于他在科学领域中的卓越贡献，成为国际公认的当代著名科学家，被欧洲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美国科学院等10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院聘为外籍院士，被世界五所知名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周光召作为中国科学家的杰出代表，获此殊荣，当之无愧。

1929年5月，周光召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市一个颇有名气的总工程师的家庭。

“就叫光召吧。”父亲周凤九慈爱地脱口而出。这是周家一连三个女儿之后的第一个儿子，自然喜不自胜，寄予希望。

父亲周凤九是湖南大学教授、我国现代著名的公路桥梁建筑专家，曾先后留学法国、德国和比利时，回国后先后担任湖南省公路局局长和西南公路局局长，被誉为中国公路史上第一人。周光召的童年时代是在抗战艰苦的条件下度过的。在父亲的教育和影响下，周光召从小就立下了远大的报国之志，十多岁时便独自一人离开父母外出求学，来到山城重庆的南开中学。重庆南开中学是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创办的一所有名的中学，那里有优秀的教师和良好的学习环境。在老师们的循循教诲下，他逐渐地成熟起来，特别是数学老师唐秀颖，用她特有的教学技巧和对学生的热爱，使他迷上了数学。

1947年，周光召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国的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物理系。在这所名家云集、学科荟萃的科学殿堂里，在物理的神奇世界和科学的大海中，周光召如鱼得水、遨游驰骋。“呵，打炮啦！”周光召和同学们在课堂上，听到解放军兵临城下的隆隆炮声，兴奋不已。他们曾怀着十分憧憬的心情，聆听过地下党员在解放区的见闻；曾冒着坐牢的危险，组织过“应变委员会”，营救过进步学生，迎接着解放。

1948年冬，周光召邀集几个同学从清华大学跳墙而出，在漆黑寒冷的旷野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跑了一夜，直到天亮才找到解放军，请求保护清华大学。解放军看到这些风尘仆仆的大学生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前来报信，感动得热泪盈眶。

1951年，周光召凭着天资、志趣和刻苦勤奋，以优异的成绩从清华大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开始进行基本粒子物理的研究，成为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教授的研究生。彭桓武教授不仅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而且作风民主。导师的治学方法和人格品质对周光召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不仅在学业上追求广度与深度的结合，还养成了善于进行创造性思维的良好习惯。周光召非常尊崇他的老师，老师彭桓武也非常重视这位弟子。彭桓武常说“弟子不必不如师”，他将周光召引为自己最出色的学生寄于厚望，说他将来一定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威震杜布纳

1952年，周光召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使这位立志科学报国的青年学子更加目光远大，才思敏锐，勤奋刻苦。

1953夏天，北京大学要选拔一批研究生去国外留学，周光召被学校提名。然而，在周光召的政审履历表的社会关系栏中，他的两个姐姐在美国，他被刷了下来。交战国的战火使机遇与他擦肩而过。系主任抱着惋惜的心情走进周光召的宿舍，想宽慰他几句。谁知周光召却满面春风，侃侃而谈，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他说：“我认为，一个人才干的发挥，确实需要某种机遇，但是，关键在于个人的努力。说到底机遇是一种良好的条件，它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只要刻苦努力，还会迎来新的机遇。”

1954年，周光召又以优异的成绩顺利地通过了研究生的论文答辩，毕业后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人生的必然往往寓于许多偶然之中。

1957年春，在苏联聘请的北大著名教授胡宁的力荐下，周光召和一批优秀青年科学家被国家派往苏联首都莫斯科郊区杜布纳小镇的联合原子能研究所，借助一台大加速器，开始了处于核科学前沿的高能物理科学研究。

28岁的周光召带着年轻共和国的重托，带着对妻子和不满周岁女儿的眷恋之情，踏进了这个神秘的王国。在异国的土地上，在绿色幽静的杜布纳森林里，在蓝色平静的奥卡河畔，周光召加倍刻苦地学习和工作。在他的脑海中盘旋着理论物理中的各种公式、假设和推论，在他的身上洋溢着谦虚、和蔼与执著的学风。

为了证明苏联教授对“相对性粒子自旋问题研究结果”的失误，周光召迎着疑惑和不屑的目光，投入了激烈的学术争论。他用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一步步严格论证了自己的观点，并将研究成果写成题为“相对性粒子在反应过程中自旋的表示”的论文，发表在《理论与实验物理》杂志上，引起轰动。不久美国科学家也在研究中得出相同的结论，这就是他的著名“相对性粒子螺旋态”理论提出的过程。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分辛劳一分收获。周光召凭着他的敏锐思维、科学判断，严格论证和扎实功底，四年里先后在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五十余篇学术研究成果的论文，曾两次获得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科研奖金。他的《极化粒子反应的相对论理论》及《静质量为零的极化粒子和反应》两篇论文，在散射理论中最先提出螺旋度的协变描述；在《关于赝矢量流和重子与介子的轻子衰变》论文中，最早提出和叙述了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PCAC）。

这一系列的卓越成就不仅为中国人赢得了荣誉，也使他声名远扬，成为了蜚声中外、世界公认的赝矢量部分守恒定理的奠基人之一。自持大师派头的苏联老大哥们震惊了，不得不对中国这位年轻学者刮目相看。直到他离开苏联将近十年之后，有一次杨振宁教授访问莫斯科，向苏联科学院的一位院土打听周光召时，那位院土还大加赞扬地说：“呵，周光召，曾经威震杜布纳！

通往原子王国的奇迹

1959年6月，苏联赫鲁晓夫集团背信弃义，撕毁全部合同，撤走全部专家，使我国二百多个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包括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陷入困境。他们还讥讽地扬言：“离开外界的帮助，中国人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就守着这堆废铜烂铁吧！

但还是有人深知中国人的非凡智慧。一位苏联专家在回国前，曾依依不舍地对当时中国二机部的部长刘杰说：“不要发愁，我们走了，你们也能把原子弹研制出来，你们有王淦昌、周光召……”

1961年2月，周光召，奉命回国，来到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担任了理论部第一副主任，负责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工作。周光召回国参战的第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对邓稼先的核武器理论计算成果进行复核鉴定。邓稼先率领核武器研究所理论部一批年轻人，早在1960年就开始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探索，在爆炸力学、中子输运、核反应、中子物理、高温高压下物质的性质等一系列关键问题上，取得了大量数据。并靠着手头仅有的四台手摇计算机，创造性地运用数学外推法模拟原子弹的爆炸状态和反应过程，经过九个多月，九次大量反复计算，终于弄清核武器内部的运动规律，取得了具有应用价值突破性的理论研究成果，为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和设计奠定了基础。

中国毕竟从未搞过原子弹，由于核大国的严密封锁，理论部取得的核爆大气压数据——这一突破性的成果因与外国专家的数据相差甚远而无从鉴定，无法确认。

周光召作为理论部著名的八大主任之一的第一副主任、力学攻关的负责人，开始对邓稼先的核武器理论计算结果进行复核鉴定。他仔细翻阅了厚厚一打理论计算手稿，经过几个月的苦苦思考，认为邓稼先的计算结果无懈可击，问题是需要一个科学论证才能使人信服。他运用物理广阔的思维和科学缜密的计算，大胆地提出了一个新的论证原理。即从炸药能量的利用率着手求出炸药所做的最大功，令人信服地从物理角度科学地验证了邓稼先用特性线法所做的计算结果的正确性，并对压紧过程的流体力学现象有了透彻的理解。

“我认为，我们自己通过几个月，甚至可以说一两年的计算，是准确无误的，外国专家的那个结论是错误的。A百万个大气压是不可能的。”周光召铿锵有力的话语，像一股强大的冲击波，震撼着会议室所有人的心。

“我从物理概念的角度分析估算，所得结果与邓主任计算结果完全相符。作为我们自己研制原子弹的基本理论，可以步入新轨道。”随后，周光召又同大家并肩攻关、三管齐下，一举解决了原子弹内部的关键力学和计算问题，突破了原子弹的全部关键理论，创造了快速通往原子王国的奇迹，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成功，从理论上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许多年以后，周光召回忆说：“在我的一生中有一段时间，有幸和我国最优秀的青年在一起工作，在那些难以忘怀的岁月，大家的确是一心为国家的事业。”

“零”时前的最后答卷

1964年10月16日，那是一个永载史册的日子。从前方到后方，从党中央到研究所，千军万马严阵以待，翘首以盼，等待着一个庄严时刻的到来。

然而，就在这核爆的前一天，一封急电从罗布泊发往北京：突然发现了一种材料中的杂质超过了原来设计要求。怎么办？核爆在理论设计和计算上是否有完全的把握？“试验可能会发生什么结果？”周总理急切地要知道答案。这是最后决战的关键时刻，原子弹爆炸的“零”时一分一秒地临近了，人们焦急地期待着。

深秋的北京，风雨交加，一辆黑色轿车飞速驶进核武器研究所，在理论部大楼前车还未停稳，二机部刘杰部长便推开车门匆匆上楼。

“场区出现新情况，周总理要求重新计算一下成功的概率，八小时内给我结果。”见到周光召，刘部长迫不及待地说。

“马上执行！”周光召低沉有力地答道。

最后核算的任务又落在周光召和他的同事身上。周光召当然明白这最后答复的分量。中国要打破核垄断，粉碎核讹诈，不受人家欺负，就必须有自己的核武器。现在，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千钧一发的决战时刻到了，就等待着他们的最后答复。由于事关重大，上级指示：“一定要一次爆炸成功，要把一切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都估计进去。”

办公楼内，周光召和两位同事开始了紧张的分析计算。他们又在历经数年、用全部心血编织的原子弹理论的天罗地网中仔细地搜寻着，搜寻着每一个可能的疑点和意外，经过精心反复计算，结果又一次证明，成功的把握在99．9％以上，所有可能遇到的意外他们都尽可能设想到了。周光召的脸上仍旧没有一丝笑容，他深感这个数字重若千钧。

“抓紧时间，再仔细地复核一下。”周光召沉稳坚定地对两位同事说。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计算在争分夺秒中进行。复核结果与计算结果完全一致！这时，周光召才拿起钢笔，在计算结果报告上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以十分自信的语气向前方报告说：“我们认为，我们的设计把握性是很高的，出现意外的可能性小于万分之一，建议按时爆炸！”

“零”时，中国西部大漠广阔的地平线上，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震撼着全世界。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背负着中国人民的屈辱和愤怒，记述着千百万人卧薪尝胆、奋发图强的“596’工程，仅用了短短五年时间，便向全世界宣告成功。从此，中国的核技术进入了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占领了高科技领域的一席之地。1964年，35岁的周光召与邓稼先等八位科学家一起共同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当有人说到周光召为中国原子弹的研制成功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笑着说，这些“研制成功是全国大协作的成果，自力更生的成果，真正按照科学规律办事的样板。科学的事业是集体的事业，我只不过是十万分之一而已。”

我们当中的佼佼者

1976年，当我国核武器研制取得了一系列成功走入正轨后，周光召又将工作逐渐转向粒子物理理论的研究，并在“量子论场大范围性质的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获得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一等奖。

1980年春，海内外粒子物理学家盼望已久的广州粒子物理讨论会在从化温泉河畔举行。在灯火辉煌的大厅举行的见面会上，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指着文质彬彬的周光召向海外来的华裔科学家们介绍说：“这位是周光召教授，他是国内培养的科学家中的佼佼者。”钱三强的话音刚落，著名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马上补充说：“不，他在我们当中也是佼佼者！”

1980年9月，周光召应邀赴美弗吉尼亚大学和加洲大学任客座教授。美国著名高能物理学家、美国物理学会主席马夏克教授专门邀请国际知名物理学家，为他在弗吉尼亚工学院举行“弱相互作用”为题的学术会议，隆重地欢迎和热情地接待了这位东方的学者，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1982年9月，周光召业满回国，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所长。1984年4月8日，升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87年1月22日，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成为了继郭沫若、方毅、卢嘉锡之后的第四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从一位科学家变为中国科学殿堂的领导人，不能说不是人生一次重大转折。

素以儒雅、睿智和严谨豁达著称的周光召平静地开始了他的治院方针，每一个决策，都要经过反复的科学论证。他认为，“学术民主和自由争鸣是繁荣科学的唯一途径”，“绝不允许用行政手段干涉学术自由”，“科学研究中不存在经验的‘框框’；真理的获得只有通过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才能达到”。这些思想的贯彻，为中国科学院形成浓厚的学术气氛，促进出成果、出人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为使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周光召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科学院要实行“一院两种运行机制”的办院方针：既要有一批引入了“开放、流动、联合”竞争机制的具有国际水平的研究所，还要形成一批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其产品有国际竞争力的、技术密集型的外向型企业。截止1998年，科学院在基础研究领域已建立了一百多个开放型实验室、研究所和野外台站；在技术开发领域已陆续成立了五百多家各种类型的科技开发公司和经济实体，其中与国外企业联合的就有近百个。他还在中国科学院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之间逐步建立了若干个联合实验室，为加速改变科研机构与高校分离的体制做出了创造性的工作。

从1957年奉命前往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能研究所从事粒子物理的研究，到1961年回国进行原子弹、氢弹的研制，直至1984年后担任科技界的重要领导，30多年来周光召共发表学术论文一百多篇。他的论文被国内外学者多次引用。

如今，周光召已年逾古稀，仍活跃在新世纪的科技战线，工作之余还在辅导着研究生，并常与好友杨振宁、李政道等世界著名科学家书信来往，交流学术，交流情感。此外，他最喜欢的就是散步了，步幅极大，步速极快，大步流星，来去匆匆，一如他在广阔的科学时空中驰骋的一生。

3462号小行星在浩瀚的宇宙中尽情地遨游着，它与周光召的名字和他的科学事业一起被永载史册，光耀太空。

周光召（1929～）

湖南省长沙市人。中共党员。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生院。1957年赴苏联莫斯科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1961年回国，历任二机部第九研究院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二机部九局总工程师，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院长。1992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执行主席。1996年当选为中国科协主席，被10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院聘为外籍院士。

在粒子物理研究方面做出了贡献，世界公认的赝矢量部分守恒定理的奠基人之一。60年代初开始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工作，领导并参与了爆炸物理、辐射流体力学、高温高压物理、二维流体力学、中子物理等多个领域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许多具有实际价值的重要成果，为核武器的理论设计奠定了基础。

1964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7年获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编/杜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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