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大后方科技事业的“诺亚方舟”

摘 要：1930年10月，卢作孚在重庆北碚创建了中国西部第一个综合性科研机构——中国西部科学院，并对川康为重点的西部地区开展了一系列生物、理化、农林，地质的调查研究，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果，抗战爆发后，由于卢作孚和中国西部科学院的影响和鼎力帮助，一大批东部地区的科研学术机构和科学工作者内迁北碚，中国科学文化的国脉和精华得以保存和延续，北碚也因此成为大后方科技文化中心，中国西部科学院成为大后方科技事业的“诺亚方舟”而永载史册。

关键词：中国西部科学院；大后方；北碚；科技文化中心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7)06-0178-07

“诺亚方舟”出自圣经《创世纪》中一个引人入胜的传说。一个名叫诺亚的义人在上帝的点化下建造了方舟，因此在上帝因人类所犯的种种罪恶而愤怒地用洪水将人类毁灭的时候，只有方舟上的诺亚一家及飞来的飞禽走兽幸运地活了下来。后来“诺亚方舟”就用来比喻灾患普降时生命的保护物，或者摆脱厄运的凭借，灾难中的避难所或救星。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先生创建的中国西部科学院坐落在重庆一僻静、秀美的小镇北碚，这里少外来干扰，是搞科研的好地方，她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在西部地区建立的第一家综合性科学研究机构，也是民国时期成立的中国为数不多的几家民营科研单位之一。抗日战争时期，日军的侵略无疑是中国科技事业的一场巨大的灾难，中国的科技事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但是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北碚播下的科学种子和发展中国科技事业的不懈努力，为中国科技事业的内迁和大后方“最大科学中心”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大后方科技事业发展的“诺亚方舟”。

一、抗战爆发前中国西部科学院的创建与发展

卢作孚创建西部科学院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科学的深刻认识。据高孟先追忆，“五四运动”中，卢作孚是四川地区“德”、“赛”二先生最热忱的倡导者之一，他深刻地认识到，社会的进步、落后与科学是否发达关联极大。因此，卢作孚1927年担任江巴璧合特组峡防团务局局长后，想方设法发展科学事业。

西部科学院的创建发端于1928年11月前，即提出建立嘉陵江科学馆的设想，其机构设置已具备后来成立的西部科学院的雏形，并进入实际的筹备阶段。科学院的创建约经历了两年左右的时间。开始，卢作孚一面派出少年义勇队随同专家、学者进行标本采集和科学考察，一面不断加强与其他科研机构的交流和联系。如1929年7月31日，在中国科学社动植物专家方文培等人的帮助指导下，卢作孚之弟卢子英率少年义勇队学生30余人赴峨眉山等地区进行了采集和调查，“计得夷人风物及动植物标本数十箱”，回渝后举办的科学展览会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卢作孚对来川的学术团体，“皆尽力想法辅助之”。如1930年中国科学社与静生生物调查所合组之四川生物采集团在松潘等地的考察、德国人傅德利在川采集标本等，卢作孚都“派学生与之同行”，给予帮助。卢作孚将所采集的标本与国内外各学术机关交换，“延请学者分类整理……”。通过这些活动，一方面培养了人才，另一方面采集标本为将来开展科学研究做了准备。

1930年初，建立科学院的步伐加快，除“大举采集动植矿各物标本”外，卢作孚还重点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积极为科学院募集资金，并得到当时四川最具影响力的军阀20军军长刘湘、24军军长刘文辉的支持。二是建立民众博物馆，将少年义勇队采集的动植物标本和少数民族社会风物10余万件陈列展出，开展科普宣传。三是拟定《科学院计划大纲》，就设备配置、标本采集、对外交流、参观研究、建筑选址等，描绘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卢作孚对创立科学院的构想日趋完善。

1930年3月至8月卢作孚亲自率团对东北、上海等地的考察直接推动了中国西部科学院筹备处的设立。东北的考察对卢作孚触动最为深刻。他在游记中写道：“他们(指日本人)侵略满蒙，有两个更厉害的武器，为平常人所忽视：一个是满蒙资源馆，一个是中央试验所，凡满蒙的矿产农产畜牧，都被日本人将标本收集起来，将数量统计起来，将地形测量起来，绘图列表，并制模型，加以说明，——陈列在满蒙资源馆里。我们不须到满蒙，只须到满蒙资源馆，便可以把满蒙的家屋看得清清楚楚了。别人已把我们的家屋囊括到几间屋子里去，我们自己还在梦中，规模很大的中央试验所，则更把满蒙的出产——化验出来，考求其原质、用途及其制造方法。有两个显著的成绩：一个是抚顺的油岩，由化验而至于试釆，现在已经正式经营起来，年约出重油五万吨了；一个是榨过豆油的豆饼，以前只用来作肥料或喂猪，而今才知道更可作面包饼干，人的优良食品了。”所有这些对卢作孚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他认识到“最要紧的办法是自己起来经营，才能灭杀日本人的野心”，建立研究机构、开发西部宝藏刻不容缓。还未等考察结束，卢作孚便在上海决定设立“中国西部科学院筹备处”。筹备处的设立表明卢作孚创建西部科学院的筹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

学术界一致认为中国西部科学院成立的时间是1930年，至于何月何日，还存在三种不同的说法。据目前资料，还难以考证科学院成立的准确时间。西部科学院研究机关理化、农林和地质、生物研究所分别于1930年10月、1931年4月、1931年夏先后成立。卢作孚实行“大才找，小才考”的用人制度，不惜在五湖四海延揽人才。理化研究所聘王以章担任化验；生物研究所聘俞季川担任植物研究，德人傅德利担任昆虫研究；农林、地质研究所主任分别是刘雨若、常隆庆。至此，研究机构渐趋完善，研究工作逐步走正轨。1931年1月2日，卢作孚主持在兼善中学召开会议，讨论议决了中国西部科学院的管理体制和组织机构设置。在管理体制上，实行董事会下的院长负责制。组织机构分研究机关、附属事业和联络事业，研究机关包括生物、地质、理化、社会科学、农林五个研究所和博物馆——少年义勇队采集团。在近代科学荒漠之地的中国西部，卢作孚在“无钱、无人、无事”的处境中建立了西部第一家科学研究机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科学院创立的宗旨即在科学的探讨，开发中国西部的宝藏。科学院创立后，一面增添各种研究需用的设备如图书、仪器、化验药品、建筑等，充实扩大研究机构和内容；一面增聘专门研究人员，继续调查动物、植物、矿产和发展附属事业，四个研究所先后成立并扩大了四个事业单位。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从1930年到1936年，是西部科学院发展最好的时期。

科学院非常注重科学的调查和研究。地质研究所注重矿产的调查，地质分布的探讨和对地下资源确切的估计等工作。主要开展了对雷马峨屏、大小凉山、宁属七县、古蔺、珙县、江北县、渠县等大面积的地质构造和矿产资源的调查，另外还对北川铁路沿线及峡区附近煤矿、巴县等地的石油、麻柳湾

及天灯谤一带矾矿、西山坪的水利、灌县、松潘间地震、綦江铁矿、木里金矿的测量等进行了专项调查，并写出调查报告，绘制出较详的地质及矿区图，有的还评估出产量，供有关方面参考使用。此间该所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主任常隆庆等对宁属地区的调查。宁属辖西昌、越西、冕宁、会理、盐边、盐源、宁南七县，是一块几十里难见人家的“不毛之地”，他们翻山越岭、风餐露宿，经过艰苦的考察，撰写了《宁属七县地质矿产》，第二次向世界披露了整个攀西地区有无比丰富的矿藏资源。理化研究所的中心工作是对铁、铜等川康各种矿产及工业原料进行分析、化验，对煤等燃料问题和应用化学进行研究，并对重庆附近的水进行研究。农林研究所主要是垦殖荒地，培育森林；对稻、麦、蔬菜、果树、牲畜进行改良研究，繁殖推广优良品种，增加农副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其中繁殖和培育荣昌猪、北平鸭及培植西瓜有相当成绩，编著的《西瓜栽培法》一书和优良种籽遍及全川。农林研究所附设的气象测候所为四川乡村建立最早的气象测候机构，每日发气象电报至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生物研究所对四川及中国西部的动、植物资源作了大规模的调查、采集和研究，尤其是较为系统地调查了四川的鱼类、鸟禽及植物等资源。

二、中国西部科学院与抗战时期科技文化事业的内迁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各地科研机构，“多因机关紧缩，不能继续工作”，中国西部科学院也不例外。早在1936年，西部科学院就有了大的变化，该院两大附属单位博物馆、图书馆交由地方管理。而抗战爆发后因经费无着等原因，生物、农林两所基本停止工作，兼善中学也独立办学，理化、地质二所也只能苦苦支撑。1938年2月，四川省地质调查所建立后，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人员全部并入。

这样，从1938年春天开始，西部科学院实际上只有一个理化研研究还在开展工作，一直到1950年与中国西部博物馆合并为止。

卢作孚早在1933年就在峡防局周会上发表过讲话，主张“运动”省外甚至国外的人才到四川来，“把科学家运动到四川来帮助我们来察地上和地下的出产，把工程师运动到四川来，利用四川所有的出产帮助我们确定生产的计划………‘还要促起 ……世界上的工程师都到四川来，世界上……有力量的人都一齐欢迎到四川来。”随着卢作孚后来在四川社会上的影响不断提高，他的这种思想和实践，对于抗战爆发后人员和机构大规模的内迁、尤其是科研学术机构的内迁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抗战时期，重庆被定为陪都，而北碚由于风景秀美，距市区仅数十公里，并有嘉陵江水路和碚青公路可通，被划为重要的迁建区。“一时间，在北碚及其附近的乡镇，迁进了上百的政府机关、科研机构、大专院校、文化单位，云集了上千的政治家、科学家、教育家、文学艺术家。”作为中国西部科学院院长的卢作孚热情欢迎他们来北碚，无偿地将西部科学院所属四个研究所的设备、仪器、图书、标本和药品提供给他们使用，倾其所有支持他们西迁后能继续科研不辍。高孟先的遗稿《卢作孚与北碚建设》中就讲到，“抗战期间，国内公私学术机关迁来北碚者达二十余单位，多借用科学院房屋，利用其各种设备，以继续各自的研究工作。科学院予以最大协助，并与之密切合作……”如1937年9月5日，卢作孚专门致宋师度函：“中国科学社迁往北碚，在渝转运及与北碚联络转信转电诸事，盼嘱公司同人特予扶助。”几天后又致函宋师度：“请告北碚科学院为的让房屋并一切帮助”，10月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全部移西部科学院办公。时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中央工业试验所所长的顾毓琇1938年1月致函卢作孚，中央工业职业学校内迁建新校址，请卢作孚给予帮助，卢立即批复“当相助觅得附近空地”。中央化学工业社来碚，科学院为其“布置办公地点”；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函科学院代觅办公地址”；航空委员会油料研究所所址“觅定西部科学院”，科学院“让一部”为清华大学无线电研究所真空管制造部“办公地点”，中央工业实验所化学部“迁此间科学院”；中山文化教育馆“决将总馆移北碚设博物馆，已商得对方同意”；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所址觅定科学院”。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钱崇澍1938年5月致卢作孚函，感谢“接洽运书八十七箱之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吴蕴明迁来，卢作孚专门致信有关人员给予帮助。时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的黄汲清在1940年5月致卢作孚函中写道：“回忆两年前各机关感先生及子英先生盛意，欣然迁来北碚，并蒙假惠宇房舍以办公，复借予地皮使建新屋……”，对卢作孚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中国西部科学院每年还补助中央地质调查所四千元。……卢作孚对迁来北碚的科学家、教授的家眷也尽可能给予帮助。国立中央大学邹树文、张广望、鲁宝重等八教授1938年1月致函卢作孚，因重庆房价太贵，请卢作孚帮其弟等眷属安排住宿。卢作孚积极给予解决。……正是因为西部科学院的鼎力支持，这些来碚坚持抗战的平、津、沪等地的学术研究机关才能尽快恢复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当时由卢作孚的民生轮船公司协助撤退，或受到他领导的北碚当局和西部科学院资助、支持的学术单位还有：中央历史博物馆、清华大学雷电研究室、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中央农业试验所、经济部矿冶研究所、复旦大学、江苏医学院等。

由于当时正值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科研学术机构不得不内迁，此为天时；因为北碚是中国西部科学院所在地，有浓厚的科学氛围，而且相对幽静秀美，此为地利；当时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也要求全国的经济、文化等一系列机构团体等内迁，此为人和。这天时、地利、人和成全了这些科研学术机构内迁北碚，如果没有中国西部科学院的“研究工作，成绩尤多”，如果没有卢作孚和中国西部科学院的热忱欢迎和帮助，很难想象这一大批科研学术机构能够迁来北碚，并以西部科学院为依托继续进行科学研究。其他一些没有直接受到西部科学院帮助的科研学术机构也被中国西部科学院及北碚巨大的科学魅力所吸引而迁来。迁来北碚的科研机构越多，就越有其他的科研机构迁来，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由于战争及其他各种因素，西部科学院自身的研究水平下滑了。但北碚的地位却突显了，“惠宇一带已形成科学事业中心”，北碚成为“中国战时科学中心”。这么一个小镇成为了全国科研的集聚地，使得中国的科学得以继续不辍。

三、中国西部科学院与大后方科技文化中心的形成和发展

抗战爆发后，由于中国西部科学院的鼎力帮助和影响，战时的北碚集中了相当一批科研学术教育机构，其中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校有复旦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汉藏教理院等，科研机关有中央研究院一半的研究所即动物、植物、气象、物理、心理5个研究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经济部矿冶研究所、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农林部中央农业试验所、经济部中央工业试验所、中国地理

研究所、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国民经济研究所、航空委员会油料研究所、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及雷电研究室、军政部陆军制药研究所等。这些内迁的学术教育机构在北碚时期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例如最具典型代表性的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于1940年冬迁来北碚，1944年分为动物和植物两个研究所。动植物研究所在北碚时期取得许多重要成果。为适应战争需要，战时动植物研究所适当加强了应用研究，但重点还在学理研究。1944年之前，动植物研究所进行了水生生物学研究、昆虫与寄生虫学研究、种子植物学与森林学等十几项研究。如研究鲤科鱼类的形态与天然食料，有助于人工养殖，研究蚊虫之天敌及自然防治法，有助于改进西南诸省卫生环境。改组后，动物研究所仍继续以前的工作，仍集中于鱼类学、昆虫学、寄生虫学、原生动物学及实验动物学5项研究。植物研究所为进行“纯正植物学研究”，“注重于生理学、生态学、细胞学、遗传学等之理论探讨”，拟“预设置若干有近代设备之实验室以求纯粹学理之精深的探讨，应用学理的探讨之结果于实际以期有益于国计民生”。高等植物分类学室、真菌学室、森林学室、藻类植物学室等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如此众多的科研学术教育机构集中于一个小小的城镇，无数科研成果在北碚研究取得，造就了北碚大后方科技文化中心的地位。北碚集合了科技文化的精英，与市区的沙坪坝、江津的白沙坝及成都的华西坝并称为大后方的“文化四坝”。1943年，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参观北碚时不无感慨地说，“最大科学中心无疑地是在一座小镇，北碚，……这里的科学和教育机关不下十八所，大多数都很具重要性”。40年代美国一家媒体也认为，在北碚，“很多专家和学术团体的专门知识和经验得到了利用，明白了这一点，就很容易理解这个城市今天的繁荣兴盛……科学气氛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城市中教育和学术机构的最高度的集中”。

据不完全统计，曾在北碚生活和工作过的著名科学家有如下63位，其中成为中央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有40位之多。被吸引而迁来北碚。卢作孚创办的西部科学院为战时科研学术机构的内迁创造了便利条件，为其继续开展科研工作提供丁方便，中国科学文化的国脉及精华得以保存并延续，战时的北碚呈现出一派科技文化繁荣的景象而成为大后方“最大科学中心”，这也为后来重庆、乃至全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毫无疑问，若无卢作孚的远见卓识、热血丹心和不遗余力的帮助，若无卢作孚领导的中国西部科学院这样一个“诺亚方舟”，中国科学文化的国脉及精华必大受挫折。

责任编辑　张颖超

作者简介：潘洵(1965—)，男，重庆市人，四川大学博士研究生，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研究中华民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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