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需要就是我一生的追求”

沈自尹

浙江镇海人。1952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本科。历任上海医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校中医教研室主任，中西医结合研究所所长。华山医院中医科主任，脏象研究室主任。校、医院学位和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医学评议委员、卫生部中药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会长（12年），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12年）。现任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所名誉所长，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博士后流动站站长，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荣誉会长，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副总编。199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一辈子，他为了党交办的一个使命孜孜以求；半个多世纪，他深入探究“异病同治，同病异治”之辨证理论的真谛。沈自尹院士有着丰富的经历，他是一位老专家、老教授，学术研究颇有造诣，但又不同于许多“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读书人。他心系国之兴衰，是一位老革命、老党员，无时无刻不关心着国家发展的跌宕起伏。几十年来他专注于中西医结合发展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不辞辛苦，不畏艰难……

如今，年逾80的沈老依然精神矍铄，每周按时上班工作，并坚持以“普通号”的收费标准为病人们看门诊。8月的上海，骄阳似火，但沈老依然早早来到办公室准时接受了我们的专访，谈起往事，沈老思路清晰、表述凝练，用一个个亲身经历的故事与我们分享着他热衷一生并为之奉献的事业。

怀揣使命踏上中医研究之路

沈自尹院士的父母都是教育工作者，曾在上海、南京等地工作，让他从小就受到了书香的熏陶。抗战开始后，他随家迁至宁波镇海乡下。不久宁波也沦陷，当时刚念完初中的他，不甘心接受亡国奴的教育，便和几个爱国的同学背井离乡，跑到艰苦的宁海游击区，在跃龙山的鄞县联中求学。

抗战胜利后学校迁往宁波，他在高中三年级多次参加了“繁菌”、“金玉满堂”等鞭挞国民党腐败统治话剧的演出，也渐渐开始接受进步同学传播的革命思想。高中毕业后，沈自尹考入上海医学院，在大学校园里，他亲眼目睹了国民党特务在校园里横行、镇压学生运动的种种事件。作为追求进步的年轻大学生，他逐渐对反动派深恶痛绝，并参加了上海医学院的共产党外围组织——枫林社，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把冷清下去的学生运动又开展了起来。于是沈自尹的名字被国民党特务列上了黑名单，幸得地下党组织事先通知，避开了解放前夕的大搜捕，才免于遭难。上海解放后他一面补习功课，一面投入共青团的筹建，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5年，沈自尹当时已经毕业后被分配在华山医院工作了三年，院党总支书记根据党中央刚宣布的中医政策，决定安排他去改学中医，党总支书记说“当前西医普遍存在歧视中医的不良倾向，没有深入研究过中医，却要否定中医，这是不科学的态度，派你去学中医，就是要发扬中医的精华，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 就这样一席话，决定了沈自尹一生的事业和前进的道路。沈老在回忆当时决定改行学中医的情境时感慨地说：“当时的想法真的很淳朴，就觉得这是一项使命，要无条件地接受，没有今天人们做事时的许多顾虑。”

牢记使命拜师学艺

沈自尹的头脑里当时根本还没有中西医结合这个概念，只是打算学好中医，研究中医，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由于一向接受系统而严格的英美式正规教育，当时在全国还没有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先例，像他这样的情况，难免成了被周围人议论的对象，有时还会听到“西医郎中”等等的挖苦话，这些倒并不使他为难。以前无缘接触中医，对中医一无所知，脑子里装的都是从医学院学习时看得见摸得着的组织学、胚胎学、解剖学、生理学、细菌学、寄生虫学、病理解剖学、生物化学、病理生理学等，总觉得科学应该是唯物的、有客观依据的，而中医只凭“望、闻、问、切”，不需任何实验室依据就开处方，似乎有点“玄”，总不免揣着困惑与疑虑，所以最大的难题是要回答中医这一学术体系究竟是否真正具有科学性。

组织上安排沈自尹学中医是传统的从师方式，指定姜春华老中医为老师。姜老是尽心地教，他体胖怕热，每逢炎夏酷暑的下午，那木板平房式的中医办公室里热气熏人，姜老有时用冷水浇一下头，再坐下教读。沈自尹也尽心地学，为了攻克艰涩难懂的古文这一关，每天清晨到花园里朗读《古文观止》。更重要的是怎样学进去，以了解中医理论和治病真谛，当时中医还没有系统的教材，姜老让他从《伤寒论》、《金匮要略》、《内经》、《本草经》学起，不死背条文，而是理解其精髓，让辨证论治的规律从这些繁复的条文中得以升华。以后姜老让沈自尹自学《外台秘要》、《千金方》，对每一门病证的用药加以科学地归纳，从出现频率最高的方药中求实效。

院内曾有一个痢疾病人，从大便培养中证实有弗氏痢疾杆菌，就开始用抗生素治疗，用过磺胺药、合霉素、金霉素等都无效，虽然大便已培养不出致病菌，但仍然每天腹泻十余次，于是改用收敛性药物，如复方樟脑酊、次碳酸铋等也不起作用，最后请姜老会诊，根据辨证认为虽然是痢疾，但病情迁延，这时主要是病人体力衰退而表现为“虚寒”现象，必须给予温补性药物，如附子、干姜、人参之类，经一帖中药，第二天病人的腹泻就停止了，中医不用抗菌药，而用了与痢疾不相干的温补药却得奇效，说明了中医的“虚则补之、实则泻之”这一治则充分体现了整体观念的优势，对于像沈自尹这样习惯于用看得见摸得着、所谓科学而唯物的守则来治病的医生，实在是一种新的启示。

沈自尹在学习中医理论的同时，还管中医病房，姜老采取巴豆为主制成的巴漆丸来泻去肝硬化病人的腹水，卓有成效，当他已总结到96例的时候，《解放日报》从病人来信中得知这一消息，来找医院，希望作以报道。通过一段时间与西药硫酸镁治疗腹水病人作对照，师徒二人用事实证明，中医用巴漆丸泻水是有其独特之处，只是当时还说不清是什么道理。

沈老谈到中医学习的体会，特别强调两个方面，一是医生的构思水平；二是实际的临床疗效。他常将中医临诊处方比作绘画和音乐。绘画是艺术，无论是中国的水墨画，还是西洋的油画，画家首先要有一个构思，再加上个人的技巧和审美情趣，才使画能传神，观者赏心悦目得到会心的愉快；音乐也是艺术，无论中西名曲的产生，都得先有构思，再加上作曲家各具特色的表现手法和个人风格，使其作品久听不衰，令听者如身临其境而有内心的共鸣。中医不属于艺术范畴，但却具有艺术的特征，所谓“医者意也”，这“意”并非随心所欲，而是指构思，当然这不像绘画和音乐之仅供耳目赏阅，而这构思水平的高低就是决定治疗效果的好坏，中医诊治疾病的水平参差不齐，看来就在于构思的水平。

譬如一个病人经过几位老中医看过，有时会得到完全不同的处方。几个徒弟跟一位老中医学习，几年后有的能将老中医的处方成套地背下来，连每个药在处方的位置都能一成不变，有的则能将老中医的心得与治病作风学到手，而并不拘泥于一方一药，前者学“形”后者学“神”，后者实则是学到这位老中医的构思方法。辨证论治是从整体着眼根据具体情况行事，却又灵活机动而具有预见性，又好比奕棋，既要照顾全局的安排，又要考虑每个棋子的得失，以及它对全局的影响，有时在某个棋子上用功夫，有时却须用其它的棋子来影响或解救这个棋子的危急，这不仅需要了解每个棋子的作用，而且要了解各个棋子之间的关系，更要从通盘着眼，以取得最后的胜利。

后来，姜老又让沈自尹跟几位名老中医随诊，像已故夏仲方老中医对《伤寒》、《金匮》经方实质领悟深，又能在临床上运用自如；张跃卿老中医对医理分析精辟，每能引人入胜。这使他了解各种不同的风格，提高构思能力。老师教得认真，学生学得刻苦，1959年2月师徒两人同获卫生部颁发的金质奖章。沈老作为学习西医出身，他对中医的了解和娴熟应用，常使中医出身的中医惊讶，这既和名师指点有关，又和沈老做事认真、干一行爱一行的性格有关。

不辱使命坚持探究肾虚本质

在沈自尹的科研生涯中，充满了坎坷艰辛，但也有难以忘怀的师友在帮助他。沈老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总提及是整个一个团队共同完成了工作。

1959年秋，沈自尹在参加上海第一医学院组织的中医研究课题时，注意到一个问题，在西医看来是全然不同的某些疾病，如功能性子宫出血、支气管哮喘、红斑狼疮、冠心病等，在某个阶段都有相同的肾虚症状，都可以用补肾调整阴阳的方法而提高疗效，这分明是“异病同治”，“异病”既然可以“同治”，这些不同疾病之间一定有其共同的物质基础。理顺这样富有哲理的研究思路，他应《科学通报》的约稿以“同病异治，异病同治”为题撰稿并发表于1961年第10期。在脏象学说中，“肾”是先天之本，主管人一生中生长发育和衰老的过程。明代发展起来的命门学说把“肾”看得像生命之门那样重要，肾阳温煦着全身各脏器的阳，肾阴滋养着全身各脏器的阴，似乎是人体各脏器的调节中心，这样他就想到，研究“肾”的本质，有可能由此突破缺口，开辟出一条研究中医理论的途径。

他的设想得到上医党委的采纳和生化教研室的热情支持，成立了上医的脏象专题研究组。为了统一中医的辨证，有利于选择典型的肾虚病人进行研究，除上医的老中医以外，还邀请了上海市的夏仲方、夏理彬、黄文东、张跃卿等名老中医一起讨论，按照《内经》理论结合实际病例的讨论，又仿效Jones对风湿热的诊断标准，订立了肾虚证的辨证标准。后经1978年、1982年和1986年略加修改，沿用迄今，为全国所广泛采用和引用。当时在按这样的辨证标准选出的数十名典型肾虚病人的配合下，经过大量指标筛选，发现只有尿17羟皮质类固醇(简称尿17羟)测定在肾阳虚病人中普遍很低，具有一定的规律性，由于这项测定反映了内分泌重要腺体——肾上腺皮质的功能，所以沈老紧紧抓住这个苗头不放，通过异病同治这一研究途径找到了肾阳虚的初步物质基础，也可以说找到了一个中西医结合点。

在1960年全国中西医结合学术交流大会上，以“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富有辨证思想的命题，以肾阳虚具有共同物质基础(尿l7羟值低下)内容的论文被宣读后，全国有7个省市按照这同一辨证标准进行实验室尿17羟值的验证，都能重复这一结果，就连远在日本的高雄病院，根据《肾的研究》一书中所载的研究方法，在17例肾虚病人的实验室指标测定中，也得到相同的结论。这是中西医结合对于中医脏象理论研究的一个突破，也是一个重要的突破。由于尿17羟值反映肾上腺皮质功能状态，按追本溯源而进行科研设计，继而发现管辖肾上腺皮质的脑垂体功能低下，进而又发现调节脑垂体的下丘脑功能也紊乱。

1965年上海市选了三篇论文(除了肾的研究，还有邝安堃教授的阴虚阳虚动物实验模型，以及裘德懋主任的针刺麻醉在肺切除手术中的应用)去参加国家科委中医中药组成立大会，会后沈自尹受协和医院邀请去宣读论文，当他踏进协和医院以及登上演讲大厅的讲台时，觉得心绪翻腾，也很兴奋，他立刻想到党总支书记当年交给他的使命，历经10年磨砺，自己终于把当时西医并不认识的中医精华，在这座中国西医的最高学府里进行宣讲。

然而十年动乱初期，沈自尹却成了“修正主义苗子”而受到冲击，于是有关肾本质的资料也成为了是修正主义的罪证。但这些资料是大家多年辛勤劳动和病员主动配合为中医理论研究而积累起来的，它属于科学，属于人民。他说，当时处境非常困难，甚至连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但他还是千方百计把这些资料完好无缺地保藏了下来，回想起来，当时出于对党的信心，才有这股力量，不然今天实在无法完善这样系统的科研工作。

既然不准搞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1969年他就报名参加了上海第一医学院组织去四川山区的中医药探索队，到穷乡僻壤、条件艰苦的地方进行中西医结合的临床探索。在此期间，邻鄂山区逢百日咳流行，小儿咳呛不止，山区缺少西药，且氯霉素等也只对早期病情有效。不能就此束手无策，于是按中、西医理论之所长，他拟定了中草药处方，药物的配伍体现了西医抗菌与中医扶正、镇咳与祛痰的有机结合。用大锅汤的形式发药，患儿得到了及时治疗，90%取得显效，并有效地控制了百日咳的流行。

1970年回沪后，凭借在四川山区用中药治疗急性病的心得，沈老在中西医结合病房陆续开展以生大黄为主的方药治疗急性胰腺炎和上消化道出血。他吸收当时江苏南通一带治疗急性肺炎的鱼鸭汤（以鱼腥草、鸭趾草组成），加清肺热的金荞麦、四季青，治疗肺炎的效果得到提升，以后在此基础上加上宣肺止咳的中药如前胡、麻黄，用于治疗急性支气管炎，先是在中西医结合病房使用，因效果满意，以后做成院内制剂在华山医院使用。上世纪80年代，重庆太极集团请当地卫生局长找到沈老，希望将此方转让给药厂，这就是现在的“急支糖浆”。以后又陆续向太极集团转让了沈老研究的补肾益寿胶囊、温阳防喘片，由于这些产品疗效确切，深得患者信赖，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1979年起，沈老通过对肾阳虚患者的下丘脑-垂体所辖甲状腺、性腺、肾上腺皮质轴这三条内分泌轴进行了全套功能测定和治疗前后分析比较，并同时与同病异证的无肾阳虚证患者作为对照组进行对比观察，经过3年多有计划、有步骤的努力，证明肾阳虚患者在这三条轴的不同水平上，都有不同程度的紊乱，而且正是运用逆向思维的论证方法，推断肾阳虚的主要病理改变可能在下丘脑(或更高中枢)。

上世纪90年代起，课题组以外源性皮质酮造成大鼠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胸腺(HPAT)轴功能抑制模型(亦是NEI网络受抑模型)，通过模拟“肾阳虚”作实验，观察到温补肾阳的右归饮能有效改善HPAT轴的功能，尤其是下丘脑的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RH)神经元和神经纤维，故选用右归饮的代表性药物附子的主要成分乌头碱，以观察正常大鼠下丘脑CRH的形态与功能的变化。结果显示，乌头碱可使下丘脑室旁核与正中隆起的CRH含量明显增加，同时亦见到CRH神经元与神经纤维明显增加。说明温肾药可直接作用于下丘脑，调节NEI网络，并成为肾阳虚定位研究的重要证据。以后，采用3类复方(补肾、健脾、活血)在皮质酮大鼠模型上，观察到3个药物组治疗的对比中，唯有补肾药能明显地提高已受抑的下丘脑CRH mRNA的表达量，从而调节改善了HPAT轴受抑状态，至此可以说肾阳虚证的主要调节点定位在下丘脑，也可以说是攻克了一个难点。

进入21世纪以后，沈老将系统生物学、干细胞的研究和中医的研究结合起来，陆续取得了很多成果，如发现补肾药激活内源性肾上腺皮质干细胞是改善肾上腺皮质功能的细胞学基础，系列研究成果还使得他受邀到美国哈佛大学演讲，并和哈佛医学院前院长Michel Robkin交流。当他站上哈佛大学的演讲台，站在这个被誉为世界最高水平的学术讲台上时，沈老的心情无比激动，回顾半个世纪前他接领的发扬中医的使命，此刻他终于可以用中西医结合的实践成果自豪地向世人宣告：祖国医学的确蕴含着深刻的科学原理！

守护使命“与时俱进”传承中医

求实效是沈老应用中医药的显著特点。中医古籍，浩如烟海，对同一个疾病，历代都有发挥，处方用药就更加丰富多样。他在跟随姜春华老师学习中医时，就从姜老那里学到了一种特殊的方法，学习《外台秘要》、《千金方》时，对每一门病证的用药加以归纳，从出现频率较高的主药中求实效，理解治病的真谛，这就是博采众方。有时候，患者求治，他若认为中医药治疗的疗效可能有限，就会直接告诉患者，中药在这方面控制效果不是很好，可以找其他专家看看。他虽然热爱中医、研究中医，但也常常能跳到中医之外，以科学家和医学家的严谨来看待他所从事的事业。

沈老自1978年开始招收研究生，近30年时间里，一共招收了26名学生，其中博士后9名，博士10名，硕士7名，学生数量并不是很多。沈老说，学生招收太多，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指导则没有尽到老师的职责，他主张针对学生的特点，发挥学生的知识及个性的特长进行指导。说到一些选择去国外发展的学生，沈老虽然感到他们的离开令他很遗憾，但还是希望他们每个人无论身在何处，都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传承发扬中医中药。沈老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他评价学生有一套自己的标准，时间在流逝，不变的是他对学术的坚守和对发扬中医的执着。

2007年，适逢沈老80寿辰，学生将他的论著编辑为《肾虚与科学》一书出版，此书对他的绝大部分工作进行了分类总结。出版后，他送给每个学生一本，并在扉页上题字留念，题字即是出自《易经》的那句“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沈老一生的奋斗与精神，用这句话概括再合适不过了，面对社会形势的动荡变化，他执着追求，从没放弃。正是由于这种认识，他对自己严格要求，一生都把做好学问、做好研究并有真正的发现作为最大的追求和满足。

（收稿日期：2011-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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