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块手表的故事》

代表了当时社会正义的工人大叔裴师傅，于是当面揭穿了父亲的谎言，去还了表，还跟人家揭发了父亲的自私与贪婪。裴师傅双手按着小女孩的肩膀，严肃而深情地说：“小丽，你不愧为毛主席的红小兵！”两个人都面对镜头——也就是画面中读者的方向，面带单纯的微笑和向往。裴师傅戴着那块手表的手和不戴手表的手，都按着小丽的肩膀，觉得“在毛泽东思想雨露阳光的培育下，新的一代就像那挺拔秀丽的小松树一样，茁壮成长，天天向上，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希望”。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愤慨地说：“妻子怎能告发她的丈夫呢？儿子怎能告发他的父亲呢？为了要对一种罪恶的行为进行报复，法律竟规定出一种更为罪恶的法律……”据说英国法律对妻子为有犯罪嫌疑的丈夫做了伪证的情况，不予追究；有的国家更规定亲属可以在家人犯罪的情况下保持沉默。而调查表明，很多大义灭亲的人，事后都会产生一种严重的后悔情绪，而法律也在讨论是不是除了最严重的杀人放火之类的罪行，不再鼓励家人举报，以免孟德斯鸠就这种伦理上的悖逆情形所说的，用一种更严重的犯罪来惩罚原来较轻的犯罪现象的发生。如果说做父亲的将别人的手表占为己有是不当得利的话，孟氏所说的更严重的犯罪实际上就是人伦上的悖逆。人伦是维系家庭和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得以正常有序地运转的最基本的条件，一旦整个社会出现大面积的女儿举报父亲、妻子举报丈夫、姐妹举报兄弟的情况，那势必意味着家庭关系中人人自危的猜疑和防范，意味着最私人化的个人空间的彻底丧失——而这种情况，在我们当年，也就是这本连环画诞生的那个年代里的革命化的氛围里已经是一种被自觉地追求着的理想境界了。大家好像都忘记了革命的最终目的正是要实现人性的彻底解放，是要将一层层地束缚在不自由的人类身上的枷锁打开，是在革命成功以后让所有的人都过上健康自由的符合人性的生活；他们将革命的不择手段与革命的目的混同了起来，彻底否认了人性与伦理在生活中的价值与分量。

那个时代的文艺作品里的主人公，通常都是没有家庭的，更没有儿女情长的牵挂，完全省却了家人之间互相牵扯并很可能牵扯到的伦理问题的纠缠。现在看来，那不仅是创作者的极端情绪，更是他们的聪明才智的体现。一旦出现了家庭中的类似《一块手表的故事》这样的尴尬，无论怎样处理都会对主人公的形象有影响。而这册小小的连环画却勇敢地担当了这个人人都深恐沾边儿的话题，正面展开了这一极端的革命定义：革命是不需要亲情的，革命是人生的第一要义，具有绝对的排他性，在必要的情况下是可以将一切都豁出去的，即便是父母子女之间也可以毫不留情地互相予以坚决的一击。

事实上，这种极端的理论与情绪在“文革”中曾被大力宣扬，以至于像这样成为低幼读物中灌输性的存在，在事过境迁后看来，不能不说是一种触目惊心的现象。那个灰暗的父亲（绘画作者在处理父亲的形象的时候，自然地用了阶级敌人的形象定位法）在以后的生活里如何与自己的女儿相处，这个被宣传成为当时的社会话语典型的小丽又如何面对自己长大以后的醒悟，都几乎是不能深思的东西。那块快摆的上海牌手表（连环画里一直强调那手表是快摆的，这种现在一般已经很少有人知道的手表上的细节，在当时却是一种有关技术也更有关财富的重要指标），那种被纠结于这当年的财富象征上的私欲的占有与物归原主的正义之间的斗争，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状态里，应该怎样演化，可能是很多读者都会自然地要思索的问题：也许，女儿小丽在明了情况以后在某一个父亲不知道的时候将那表再偷偷地拿回来，再偷偷地放到裴师傅的桌子上的方式会比较稳妥吧；或者就像连环画里所暗示过的那样，可以直接再交给警察叔叔，让警察叔叔去归还也不无不可呢。那样既符合物归原主的正义，也没有触及人伦的底线，对人对己都是善莫大焉。

可惜这当年的故事被讲述着的时候，是从来没有考虑过另外的答案的。一切另外的答案都是对革命的不忠，都是对排除了人性的革命的道义的违背。在群众斗群众的旋涡里，对于私字一闪念的东西，不管是发生在谁的身上，都要刨根问底、追本溯源，不弄个水落石出绝不罢休，即便是最后的结果是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的两败俱伤。简单化的正义观把损害加诸当事人，也加诸整个社会，最终让所有的人都付出了惨重的精神代价。然而人类社会的发展，人本身的健康而正常的伦理逻辑与人性内涵，又不是那些极端的宣传所能长期左右得了的。事随时迁，人类发展过程中的颠簸起伏实属发展过程中的正常，这样《一块手表的故事》在现实里也许很难排除其偶然再次发生的可能，但是已经绝对不是社会普遍话语所能予以认同的东西了。尽管手表依然被相当一部分人看作是可以传给后代的财富，但是当年这本连环画的绘画作者，现在已经是以画花影石畔的小猫小狗著称的画家了。

画家亢佐田创作于1972年的著名人物画《红太阳光辉暖万代》，在1973年的全国美展上成为大家瞩目的作品。画中老大娘扯着自己新衣服的袖子和纯洁质朴的孩子们一起畅言美好生活的幸福情境，留在了报刊、书籍、电影、年画、挂历、中小学课本首页甚至是笔记本的封面和插页上，创造了单幅美术作品在一个相当短的时期里印刷过亿的神话；其后的作品《岁月长春》也有类似的风格，就是在歌颂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时候采取了一种稍微转折的角度，将画面的中心留给了季节，留给了人物形象中的纯洁质朴。他的这篇连环画作品《一块手表的故事》虽然是那幅创造了奇迹也赢得了政治声誉的作品之后五年的制作，但是也依然有着那幅得奖作品的影子。人物形象中的纯洁质朴的画法用在主人公小丽这个孩子身上，倒也还自然，在同时代一片类似或雷同的形象制作中并没有什么不妥。只是将这个极端革命的故事用形象固定成直观的画面，在他却是一种或许自己当时也没有意识到的残酷。绘画作为艺术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的画面，像别的一切艺术品类一样，其背后是有着人类精神的支撑的。那人类精神线索的健康与正常，顺应天地之间的伦理与逻辑正义，也就是符合人性，或许是所有艺术形式能够成立的一个基本条件吧。

亢佐田后来的《红太阳光辉暖万代》的姐妹篇《红心不老》，因描绘了一群老人向年轻人的挑战而被定为黑画家，他一下从众人簇拥的政治正确者而跌入了被批判的旋涡。这直接促使他将绘画对象从人转向了物，静物和动物。他画的物，不管是田野中的藤蔓还是乡间最为具有家庭伦理色彩的食物——饺子，抑或憨态可掬的猫儿狗儿（如《书香》），都有一种顺应了天地与人的自然秩序与伦理秩序的美妙。这或者可以从一个角度上，对应这戾气弥漫的《一块手表的故事》的绘画形象中从根子上就存在着的不美吧。

（本文编辑 钱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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