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博物馆何以“优雅”收藏中国文物

在西方博物馆里参观的中国游客，感受到家乡熟悉气息的几率非常高，几乎每座大博物馆，都以藏有中国文物为荣，而这些文物大多是盗抢及走私而来的。

西方以藏有中国文物为荣

如果想要欣赏东晋大画家顾恺之翩若惊鸿的妙笔丹青，可以到美国弗利尔与塞克勒美术馆，宋摹本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是这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而顾恺之的另一幅著名作品《女史箴图》，则被大英博物馆收藏。

北齐丹青圣手杨子华仅存的传世摹本《北齐校书图》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这家美术馆还藏有一系列令中国人闻名震悚的名家巨作：唐代大画家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张萱的《捣练图》、宋徽宗的《五色鹦鹉图》。

以画墨龙著称于世的宋代画家陈容仅存的四幅墨龙图，除了故宫博物馆和广东省博物馆各有一幅之外，另外两幅最精彩的画作，《九龙图》收藏在波士顿美术馆，另一幅《五龙图》则藏于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曾经属于龙门石窟的《文昭皇后礼佛图》也藏于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

里应外合的偷运行动

这些流入西方博物馆的中国文物的来源，犹如一块尴尬的旧伤疤，每次揭开，都难免会引起一阵义愤的痉挛。唐太宗“昭陵六骏”流失海外的全过程，就是一个典型。“昭陵六骏”指陕西醴泉唐太宗李世民陵墓（昭陵）北面祭坛东西两侧的六块骏马青石浮雕石刻。

美国宾州大学博物馆里两尊“来自中国古都西安的高浮雕骏马”，正是唐太宗昭陵神道两旁陈列的六尊石雕骏马中的两尊“飒露紫”和“拳毛騧”（音同“瓜”）。

1907年，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在前往陕西出差的路上，发现了“昭陵六骏”。作为19世纪与20世纪最出色的汉学家和考古学家，沙畹没有移动或带走这些珍贵的石雕，而是把它们拍摄下来，洗成照片，加以研究论述，出版刊行。

发现“昭陵六骏”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法国古董商人保尔·马龙的耳中，他被认为是第一个试图“买下” “昭陵六骏”的人。1912年，马龙派出古董商葛杨负责承办此事，后者又派出搭档高冷之前往调查，他们决定在1913年5月将“昭陵六骏”移出昭陵。

据陕西省博物馆研究员王世平考证，这次盗运显然得到了当地官方的默许，亲历此事的当地人回忆“有县政府的人”，还有“省上的人”。尽管有当地官方里应外合，但这次偷运行动并不成功。马龙后来记述：“在被盗运出来的途中，不幸走漏了风声，盗运者遭到当地村民堵截。为夺路逃命，盗运者将文物丢下山坡。损毁的石刻残片被当局没收，1917年被运到西安府博物馆保存。”

接下来的故事就像一场权力与金钱的交易。受损严重的六骏石雕中的两尊——“飒露紫”和“拳毛騧”被陕军第一师师长张云山放在督署院里当做摆设，张死后又落入陕西督军陆建章手中，后者又将其献给袁世凯。

“合法买来”的中国文物

两匹骏马运抵北京后，很快就和中国大古董商卢芹斋联系在一起。这位出身农家的古董商，靠着天生的精明和在国民政府内部的暗通关节成为了西方世界最负盛名的文物巨商，他与西方最重要的私人收藏家和机构都有着重要的联系。

盧芹斋毫不掩饰自己“帮忙”西方人猎取本国文物的卓越能力，也不为国宝落入西方之手有任何愧疚和遗憾。“两匹马”落入袁家后，他通过一位叫黄诃舫的中间商购得，再偷运到美国。

卢芹斋为他的这次冒险获得了12.5万美元的高额回报，而宾州大学博物馆则获得了曾被中国帝王拥有的两匹“骏马”。除了曾作为宾州大学博物馆助理来华考察的毕安祺被指有可能参与购买“二骏”外，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宾州大学与偷运事件有关，它只是为这两尊来自乱世中国的珍贵文物提供了一个合适的价钱，而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这些文物的来源都是“合法”的。

因此，1978年10月，美国汉代考察访华团访问西安时，随团的宾州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卜德对陕西省博物馆里“昭陵六骏”的说明极度不满，因为它提到宾州大学一位叫“毕士博”（即毕安祺的音译）的“美帝国主义文化强盗”“参加盗去”了二骏石雕。由于卜德早就听到过这一说法，来华前，他特意复印了一份足以证明宾州大学博物馆绝非强盗小偷的关键证据：一张卢芹斋开给宾州大学博物馆的购物发票。

（摘自《凤凰周刊》 李夏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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