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圣墓行香与泉州伊斯兰教的重兴

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其中,于永乐十五年（1417年）第五次下西洋前的当年夏，到泉州灵山圣墓行香。这一举动所传播的国家宗教政策的形象话语，及其所作出的社会示范作用，推动了泉州伊斯兰教的复兴。

一郑和圣墓行香的社会动因

郑和第五次下西洋驻泊长乐期间，于永乐十五年（1417年）五月到泉州灵山圣墓上香祈佑。这远不同于宋元时期在九日山麓所举行的对远航风顺的一味祈佑，而更在意于以此作为一种政治象征，传播朝廷对国内宗教的宽松政策，对穆斯林国家的宣德柔远。

郑和的这一事迹刻在圣墓的《郑和行香碑》，铭文是：“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厮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于此行香，望圣灵庇佑。镇抚蒲和日记立。” 据《明史》卷304《郑和传》记载：“永乐十四年冬，……复命和等偕往，赐其君长。”《明史》卷7《成祖三》又载：“永乐十四年……十二月丁卯，郑和复使西洋。”长乐《天妃灵应之记》的碑文中记载：“永乐十五年，统领舟师往西域。其忽鲁谟斯国进狮子、金钱豹、大西马……。”^{1}此碑是宣德六年（1431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之前，与同僚王景弘等同立。这就是说，郑和奉诏是永乐十四年十二月，而其成行是永乐十五年秋冬^{2}。

问题是《蒲氏家谱》的记载，也有同样任“泉州镇抚”的“蒲日和”。当年郑和曾到泉州灵山圣墓行香是虚是实的疑窦即缘于此。《蒲氏家谱》记云：“日和，字贵甫，寿歲^{3}次子。秉清真教，慎言谨行，礼拜日勤。光[元]至正间（按：即至元九年），清真寺损坏不[治]，里人金阿里与之共成厥事，重修门第，皆以大石板砌成之，极其壮丽。右匾额上镌有名字，至于[今]犹存。至永乐十三年，与太监郑和奉诏敕往西域寻玉玺有功，加封泉州卫镇抚司，圣墓立碑犹存。”^{4}蒲日和是蒲寿庚胞兄蒲寿宬的次子，为蒲家第八世。据家谱记载，与其同列第八世的有年代可考的是蒲寿庚的三个儿子。他们举士擢官均在1300年前后。按“三十而立”推算，他们的年龄那时约为二十五至三十岁左右。那么，蒲日和差不多亦同处这个年龄段。这样，到元至正九年（1349年）协助金阿里修建清真寺时，他约为八十岁，而到60年后的明永乐十五年（1415年）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时，蒲日和已是140左右的高龄了^{5}。鄙意以为：不必将“蒲和日”与“蒲日和”视为同一人。蒲氏家谱当是后来按郑和行香碑落款的“蒲和日”的官衔冠于“蒲日和”而造成混淆。因此，不应以《蒲氏家谱》来怀疑永乐十五年蒲和日的存在，来怀疑其所记立的郑和到圣墓行香的真实性。

朱明王朝立国后，一方面禁止民间通番贸易，一方面发展与西洋诸国的朝贡贸易。^{6}明成祖继承洪武早期的这一政策，使自洪武中期冷却下来的这种朝贡贸易迅速升温，而且更加积极主动。洪武时，与明朝朝贡贸易的西洋诸国最远在孟加拉湾西岸。永乐时，郑和前三次下西洋，最远仍是孟加拉湾西岸。直到第四次（永乐十一年）以后，才首次到达阿拉伯海西岸的忽鲁谟斯（霍尔木兹海峡北岸或其内岛），后来才抵达非洲东海岸的木骨都束等国。为了与西亚国家将要开展的交往相配合，明王朝必然要调整相应的文化政策，至少要考虑到朝贡使团在华的文化环境。朝贡贸易是有来有往的，朝贡使团成员在华一般要逗留半年，宜有供其过宗教生活的环境。当时伊斯兰教已经在东南亚海岛地区传播，更不用说其原生地的西亚了。

此时，实施宣德柔远政策的明王朝的确需要进行历史的反思，重新调整明代初期实行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元朝奉行的民族政策是以蒙古贵族联合色目人压迫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推翻蒙古贵族统治的过程中，汉族人民长期压抑的歧视和排斥异族的情绪迸发出来，在泉州尤甚。元末色目人拥兵作乱，“大肆淫虐”^{7}，“炮烙州人，杀戮惨酷”^{8}，色目人酿成的战乱祸害，更加激起泉州人民的民族仇恨。当色目人在相互的倾轧中两败俱伤时，企图乘乱割据福建的陈友定率元兵杀入泉州，“凡西域人尽歼之”^{9}。所言固然甚夸张，因为所歼是有针对性的。当明军铲除元将陈友定后，元朝在泉州的势力已是油尽灯灭，包括回民在内的色目人更如惊弓之鸟，继续纷纷逃散。

明朝立国后，曾与蒙古人同受优遇的色目人的景况如流水落花，有导元倾宋之罪的蒲氏遭遇尤惨。明代陈懋仁《泉南杂志》道：“余闻《宋元通鉴》云：我太祖皇帝禁泉州蒲寿庚、孙盛夫之子孙不得齿于仕类，盖其先世导元倾宋之罪，故终夷人也。”《龙溪蒲氏支谱》载：“大明建极之后，劫运难逃。族惨遭兵燹，流离失所，靡有子[孑]遗。”^{10} 蒲氏族人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迁出郡城，避居于永春、德化、漳浦、诏安等地，甚至改姓隐匿^{11}。丁、郭等姓回人也好不到哪里去。元末，丁姓从城内迁居晋江陈埭{12}。明初，郭姓也从城内迁居城郊法石和惠安白奇^{13}。

进入永乐年后，明初歧视、排斥蒙古、色目人，以及伊斯兰教的风潮未息。从下引的永乐五年（1407年）敕谕，就可以看出些端倪。明永乐帝保护伊斯兰教敕谕的出现正是因应当时国内外形势的产物。永乐帝保护伊斯兰教敕谕的内容是：“大明皇帝敕谕米里哈只：朕惟能存心好善者，必能敬天事上，功率善类，阴翊皇度。故天赐以福，享有无穷之庆。尔米里哈只，早从马哈麻之教，笃志好善，导引善类，又能敬天事上，益效忠诚，眷兹善行，良可嘉尚。今特授尔以敕谕，护持所在，官员军民，一应人等，勿得慢辱欺凌。敢有违朕命，慢侮欺凌者，以罪罪之。故谕。明永乐五年五月十一日。”^{14}泉州清真寺的这方永乐敕谕碑，原位于该寺入门甬道第二拱门内东壁靠墙砌起的一个简易碑座上，现嵌于寺内北围墙上。该碑所据的原件为一裱褙的横幅，于1956年在扬州普哈个陵墓世袭伊玛目兰晓阳先生处发现，现藏北京民族文化宫。

在永乐朝重新调整宗教政策的情况下，郑和到泉州灵山圣墓行香正是这种政策调整的权威示范。灵山，“有默德那国二人葬焉，回回之祖也。回回家言：默德那国有吗喊叭德圣人，生隋开皇元年，圣真显美，其国王聘之，御位二十年。降示经典，好善恶恶，奉天传教，日不晒曝，雨不湿衣，入火不死，入水不澌，呼树而至，法回而行。门徒有大贤四人，唐武德中来朝，遂传教中国。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卒葬此山。然则二人，唐时人也。二人自葬是山，夜光显发，人异而灵之，名曰圣墓，曰西方圣人之墓也。”^{15}圣墓是否确如《闽书》所转载的早唐年代，难考^{16}，但其年代久远，勿庸置疑。元代泉州穆斯林重修圣墓的阿拉伯文碑刻即一要证。该碑铭文有：“两人在法厄福尔时代来到这个国度，据传为有善行者，后卒，乃由朽世转入永世。人们因其福祥而信之。一旦遭遇艰难，彷徨无策，即前来瞻礼，祈求默示光明，并有奉献，均获益平安而返。”^{17}灵山圣墓长期是泉州穆斯林心目中的圣地，作为钦命高官，在伊斯兰教遭受欺凌的景遇中，亲临这一圣地行香，蕴涵着朝廷对伊斯兰教的尊重。这种尊重给予曾受欺凌的穆斯林以极大的鼓舞和慰藉，同时对全社会上至地方官员，下至平民百姓，作了意味深长的告戒。其影响是深远的，以至清代嘉庆年间晋江蔡永薕编撰的《西山杂志》中“三宝下西洋”条，还有有关此事的描述：“永乐三年，成祖疑惠帝南逃，命中官郑和、王景弘、张文等造大船百艘，率军二万七千人余。王景弘，闽南人，雇泉船，以东石沿海名代导引，从苏州刘家港入海，至泉州寄泊。上九日岩祈风，至清真寺祈祷。满载陶瓷丝绣币帛，历漳、潮、琼崖至占城。”^{18}这条史料，年代有误，事实也多有出入，应是长期民间流传所致。然而，它反映了郑和到灵山圣墓烧香祈求圣灵庇佑这一事件在社会的持久影响。这种社会影响对于营造泉州伊斯兰教免受歧视并得到保护的社会氛围，显然是卓有成效的。

二郑和圣墓行香对伊斯兰教重兴的推动

永乐末年以后，泉州回族伊斯兰教式墓葬的修建和郡城清净寺的重修，突出地反映郑和上圣墓行香对伊斯兰教重兴的推动作用。

郑和亲临灵山圣墓行香，传达着朝廷对伊斯兰教的尊重。这种尊重给予曾受欺凌的泉州穆斯林以极大的鼓舞和慰藉，营造了尊重伊斯兰教的社会氛围。明永乐二十年（1422年）以后，白奇郭姓回民在墓葬建筑上毫无遮掩地张扬着民族和宗教个性。这些伊斯兰式石墓之建所处的时空，再没有元末泉州的血雨腥风，没有明初对色目人的冷眼侧目，也没有永乐初年敕谕曾提到的对伊斯兰教的“慢辱欺凌”，反映了泉州伊斯兰教重兴及其相应的社会政治环境。

这类石墓有开基白奇一世祖郭仲远（迁泉始祖郭德广次孙）夫妇双墓以及附葬的其孙郭孟伟夫妇双墓、二世郭仕源房支墓群、三世郭孟俊夫妇双墓，共四处。

郭仲远夫妇双墓位于白奇龙头山西麓，坐东北朝西南，墓座由下而上逐级收缩，共五级，整石雕成，镂空。由下而上，第一层即底层有六个脚座，雕卷云纹；第二层雕折枝花纹；第三层为素面；第四层雕莲瓣纹；右墓座第五层雕花卉，左墓座第五层镌刻阿拉伯文《古兰经》句：“一切均要死亡，唯有真主活着不死”；“凡在大地上的都要毁灭，唯有你的主的本体，具有尊严与大德，将永恒存在”；“任何东西均要死亡，唯有真主永生不死。”^{19}各层雕刻皆阳雕、周刻^{20}。墓主郭仲远卒于明永乐二十年（1422年），其妻陈氏卒于明宣德八年（1433年）。

在郭仲远墓右前侧，还有其长孙郭孟伟夫妇双墓附葬，俗称“公牵孙”，坐向与郭仲远墓同为坐东北朝西南。两个墓座皆整石雕成，分四层，上复墓顶石。墓主郭孟伟系郭仕初次子，卒于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其妻黄氏，卒于成化十年（1474年）。

郭仲远次子即二房郭仕源墓位于里春村东面俗称“鸟树墓”处，坐北朝南，墓座分三层，素面石条砌叠而成，墓顶石前端截面阴刻卷云拱圆月纹。墓主郭仕源卒于永乐五年（1407年）。“鸟树墓”处有成列的六座家族房支石墓，皆坐北朝南。诸墓自西而东依次为：四世郭仕源原配陈氏，五世郭邦永原配曾氏，七世郭绍，六世郭益钦，六世郭益钦继妣李氏，原配王氏。墓主郭仕源原配陈氏，卒于天顺元年（1457年），郭邦永（郭仕源长子）原配曾氏卒于成化年间（1465-1487年），郭益钦（郭邦永长子）卒于弘治十年（1504年），郭绍（郭益钦长子）卒于嘉靖五年（1526年），郭益钦原配王氏、继妣卒年均不详。“鸟树墓”这六座成列墓群连同邻近的郭仕源墓，系白奇郭氏二房郭仕源夫妇及其长媳、长孙、长孙媳（原配和继配）和长曾孙的四代家族墓群。这六座墓的突出特点是将传统的镂空的墓座复以顶石的构造改为以整石雕成，皆为素面，体积明显较小。

郭仲远长子即二世（长房）郭仕初及其妻在田岑村西侧的伊斯兰式并葬石墓毁于1958年。郭仕初之子三世（长房）郭孟俊夫妇双墓在田岑村东面，坐北朝南。墓座由整石雕成，分三层，唯底层横截面阳雕卷云纹，墓座上复盖墓顶石。原石砌墓围两侧已毁，墓围两端立有望柱。墓围中部嵌立一方石碑，碑的上部雕刻卷云拱圆月纹，竖刻：“郭氏三世祖，乾隆丙寅年吉旦重建。”墓主郭孟俊系郭仕初长子，卒于明正统四年（1439年）。另一墓主应为其“侧室”^{21}。石墓重修罕见，其因待析。这和灵山圣墓的重修不同。圣墓重修的是石墓外的陵园附属建筑。

郭仲远四子即二世（四房）郭仕敏墓不详。郭仲远有五子，形成五房衍派，第三、五房“出祖”，分别迁居于龙海、诏安等地^{22}。

尽管白奇郭姓在建造开基祖郭仲远夫妻双墓以后，伊斯兰式石墓的样式出现简化的趋势，但这种伊斯兰墓葬传统基本上延至晚清，变异性的残存形态甚至续至现代。俗称“海潭边”的仿石三合土墓的墓碑，刻着穆斯林必诵的阿拉伯文“总信言”：“我依照安拉本来的面貌及其所具有的名称和德性信仰他，我接受他的一切律例。”^{23}

白奇的伊斯兰教式石墓远不止上述，被毁的数量难计其数。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研究员黄天柱等先生于1978年调访白奇后撰写的调查报告指出：“白奇塔仔尾（现五一海堤指挥部所在地）本为白奇村之坟地，相传有很多伊斯兰式石棺墓，因建‘五一’海堤全被挖毁，墓石均被拆去填堤基。”^{24}又据白奇原私塾老先生郭有明所记，仅1972年第九生产队称欲平整土地，就拆毁38座“教墓”^{25}。这使我们对白奇的伊斯兰教式石墓不能得见全貌。

泉州的另一支回民宗族，聚居晋江陈埭，其墓葬除了入清代后汉化变迁比较快外，与白奇别无二致。丁姓的陈埭开基祖丁善卒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比郭姓在白奇的开基祖郭仲远的卒年早二年，其妻与郭仲远妻同卒于宣德年^{26}。丁善夫妻双墓也是伊斯兰教式石墓，原葬于“郡城东三十七都鹿原山之原”，后迁灵山南麓。墓盖石分四层，或如意纹，或折枝纹，或卷云纹，东座墓盖顶层周刻阿拉伯文《古兰经》句：“真主，除了他绝无应受崇拜的；他是永生不灭的，是维护万物的；瞌睡不能侵犯他，睡眠不能克服他；天地万物都是他的”。“谁能在他那里替人说情呢？”“他知道他们面前的事和他们身后的事；除他启示的外，他们绝不能窥测他的玄妙；他的知觉，包罗天地。天地的维持，不能使他疲倦。”“他确是至尊的，确是至大的。”^{27}卒于宣德七年（1432年）的丁善第四子丁福保及其妻的双墓，葬于灵山南麓，规模更宏大{28}。同白奇回民一样，永乐年以后，丁姓回民在墓葬建筑上朗朗地张扬着他们民族和宗教的个性。郭仲远墓和丁善墓的阿拉伯文古兰经句，透露了回族社区与城里清净寺维持着一定的联系。

灵山圣墓之于泉州回民墓群，犹如北斗之于群星。灵山圣墓将墓葬空间所建构的家族认同，提升到宗教认同乃至民族认同的层次。郭氏回民在建筑本族先民归真之处的时候，并没有忘却灵山圣墓。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白奇郭氏第十世、武举人郭拔萃^{29}捐修灵山圣墓。现圣墓柱廊外的东壁上嵌着一碑，铭文是：“乾隆癸卯年阳月重修圣墓，特恩己亥科举人郭拔萃立。”非泉州籍的穆斯林也一再参与圣墓的重修，郑和圣墓行香的事迹不断被穆斯林缅怀。《重修先贤墓碑》记录“郡府福建汀邵延等处地方总兵官左都督加三级记录六次陈公讳有功”与“福建陆路提标左协中军游府陈讳美”，于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重修圣墓的事迹^{30}。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福建全省陆路提督军门漳州总镇西蜀马建”，也重修并立《重修温陵圣墓碑记》，铭文有：“明永乐钦差郑和前往忽鲁谟斯，行香于此”，“迄今日久坍塌，爰捐俸重修。再建墓亭悬匾额于其上，以昭神庥。”^{31}同治十年（1871年）“提督福建全省陆路军务执勇巴图鲁盐亭江长贵舆沐尽撰”的《重修温陵圣墓碑记》，记其“捐廉择吉，鸠众重修”，仍不忘“命永乐太监郑和出使西洋，道此蒙佑”之事^{32}。

从明代清净寺的几次重修，也可以看出永乐年，准确地说是在永乐十五年（1417年）郑和到圣墓行香以后，泉州伊斯兰教走出了受“慢侮欺凌”的阴影，开始扬眉吐气。明代泉州清净寺经五次重修。

第一次是永乐（1403年～1424年）末年。徐迥逊“以清净寺浅逼，更拓地架堂广之。今纪德遗碑犹有存在。”^{33}

第二次是正德二年（1507年）。掌教夏彦高在地方官绅的帮助下，“鸠众重修”。“尚书赵公荣立匾清净寺之大金字以辉壮之。他如参将马公谨、张公泫、少卿赵公泫、知州马公庆、指挥于公辅，皆以本教为念，或茂以修葺之助，或厚以俸资之施，而咸有功斯寺者”。将元代吴鉴《清净寺记》刻碑立于寺内碑亭，由“福建都指挥使司指挥许清篆盖”，“户部政使丁仪书碑”^{34}。

第三次是嘉靖二十年至二十八年（1541年～1549年）。“教长马公文衡、文亮，马公缙同劝募”，官绅商人“捐金助益”。“中构拜堂，面树华表”。“古里国使臣葛卜之裔文明……曰：吾宗自永乐以来世受丰禄，祝圣之场吾爱容懈哉！即董其率工。……散官商寓于闽者，东山陈君琰守静、杨君钺隐斋、马君天锡、秀山、田君聚，闽泉马君玺，捐金助益”。重修碑记由“赐进士第朝列大夫湖广布政使司左参议”米荣撰书^{35}。

第四次是隆庆元年（1567年）。“塔坏，住持夏东升鸠众修之，太守万灵湖公捐俸以助。”^{36}

第五次是万历三十六年至三十七年（1608年～1609年）。因“地大震，暴风淫雨而楼栋飘摇，倾圯日甚”，住持夏日禹请李光缙等人出面倡修，李光缙与“时以吏部郎请级里居”的丁哲初共谋“始事”。“先是楼北无庭，除左设居房，右置灶舍，中通如甬，后为占住者宰牛之垣，余是以移去之，易居为洗心亭，除灶为小西天，庭空月碧，楼影徘徊，亭光翼之，若增一胜。楼之坏者葺，欹者正，仆者隆起”。“郡大夫姜公、邑大夫李公，谓兹楼之胜，于文庙有关，捐俸助修，及里中诸大夫君子相与协力成之。”^{37}

朝廷和地方的军政官员、名士乡绅积极参与清净寺的重修，以及泉州伊斯兰教式石墓的修建，反映了自永乐年以后，朝廷对伊斯兰教的保护政策得到积极的拥护和有效的推行。在泉州这一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曾蒙重灾之地，宗教建筑所反映的伊斯兰教重兴，归因于永乐初年以后开始重兴中国与南洋、西洋诸国开展朝贡贸易所须要的"宣德柔远”的宗教政策。作为钦命高官的郑和亲临圣墓行香，具有社会的公共性和权威性，从而在当地发挥了尊重伊斯兰教的示范效应和推动作用。

注释：

{1}碑文见庄景辉：《〈天妃灵应之记〉碑考》，庄景辉：《海外交通史迹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

{2}庄景辉：《郑和行香碑考》，《郑和舟师驻泊福建的航次与时间》庄锦辉：《海外交通史迹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

{3}“歲”应为“宬”之误。陈自强《蒲寿宬史料考辨》，《泉州文史》1982年第6、7期合刊。

{4}《蒲氏家谱·谱系表·第八世》，转引自张玉光、金德宝：《报告发见蒲寿庚家谱经过》，《泉州伊斯兰教研究论文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

{5}庄景辉：《郑和行香碑考》。庄锦辉：《海外交通史迹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

{6}唐文基：《明初经济外交与郑和下西洋》，《郑和与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

{7}嘉靖《清源金氏族谱》的附录《丽史》，转引自庄景辉：《郑和行香碑考》。庄锦辉：《海外交通史迹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

{8}何乔远编撰、侯真平等校点：《闽书》卷125《英旧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

{9}嘉靖《清源金氏族谱》的附录《丽史》，转引自陈达生：《泉州伊斯兰教派与元末亦思巴奚战乱性质试探》，《泉州伊斯兰教研究论文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

{10}《龙溪蒲氏支谱》，转引自庄为玑、庄景辉：《泉州宋船香料与蒲家香业》，《泉州伊斯兰教研究论文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

{11}庄为玑、庄景辉：《泉州宋船香料与蒲家香业》，《泉州伊斯兰教研究论文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

{12}《仁庵府君传》载：“公讳善、字彦仁，仁庵其别号也。……元至正末，随父大皋公徙居城南陈江（陈埭之雅号——引者注），见《泉州回族谱牒资料选编》（陈埭丁姓回族部分），泉州历史研究会，1980年编印。

{13}《仲远公行实》载：“祖德广，于元季以宣差微禄，奉命督糈来泉供应，于时干戈扰攘，弗克还朝，……因是子孙居于泉。洪武初，以例占居法石，而仲远迁惠”（“大明宣德吉旦拜撰”），见《百奇郭氏回族宗谱》，第61页。《奇山郭氏家谱·引》却说：“元朝赐进士授太常寺卿，即德广公也。奉命督糈来泉，于时干戈扰乱，弗克还朝，即纳室于泉之世家者，即卜居行春门外，依例占籍，迁法石居住，圣店圃庭开基。”这段文字似云郭德广先住行春门外，再迁法石。而《富阳坡庭郭氏家谱·序》则载：“家于杭之富阳者，乃我德广公之祖矣。公于元季授太常寺卿，钦命督糈来泉，于岁干戈震荡，弗克还朝，以疾终于泉。洪武初，卜居晋邑法石里。”这是法石郭氏家谱所记，本房支族人说本房支事，可信度高，且与宣德年所撰的《仲远公行实》一致。因此，《仲远公行实》所载的“洪武初，以例占居法石，而仲远迁惠”，可信。《富阳坡庭郭氏家谱·序》又载：“始祖（郭德广）配吴氏，生一子，讳子洪，娶翁氏，生和卿、仲远、季渊。长和卿生仕显、仕彬，两子出祖江西，和卿公坟卜葬在晋邑三十六都崎岭山。仲远公在百奇碣石山之后。三季渊公生仕泉、仕仪、仕奕三子。仕泉永乐九年乡科作县，择籍江右。仕仪公无传。仕奕公生世荣、世昌、世兴、世奇四子，分为四房，流派至今。”（见《郭氏族谱》）综而可知：元末，郭氏住在泉州城内，洪武初，开基泉州的郭德广的孙辈，二房郭仲远迁居惠安白奇；三房迁居泉州东郊的法石乡。对于上引的“长和卿生仕显、仕彬，两子出祖江西，和卿公坟卜葬在晋邑三十六都崎岭山”，郭氏族谱的其他资料有不同记载。《汾阳郭氏迁居泉郡支派图》载：“长和卿公——长仕显公、次仕彬公，俱殇”（见《郭氏族谱》）。《百奇回族郭氏宗谱》载：“子洪公长子和卿公，生男二：长仕显，次仕彬。有谱载：同出祖江西。有谱载：仕显、仕彬俱殇，坟在（晋邑）三十六都崎岭山，后和卿公出幼子二丁，移居别都溜石。”无论郭和卿或其子命运如何，郭和卿当在洪武初也与其三弟郭季渊同“占籍法石”，后来其裔才“移居别都溜石”。

{14}《明永乐〈敕谕〉碑》，答振益、安永汉主编：《中国南方回族碑刻匾联选编》，宁夏出版社，1999年。

{15}何乔远编撰、侯真平等校点：《闽书》卷七《方域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

{16}据《闽书》卷七《方域·灵山》载，圣墓的墓主是穆罕默德的门徒，唐武德年来泉州传教。《闽书》是明人何乔远所编篡的三百万字巨制，故称记述灵山旧事系转载。

{17}《重修灵山圣墓阿文碑（译文）》，《中国南方回族碑刻匾联选编》，宁夏出版社，1999年。

{18}（清）蔡友薕：《西山杂志》，转引自陈国强：《郑和与泉州回族》，《郑和与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

{19}陈达生：《泉州伊斯兰教石刻》，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

{20}黄天柱：《郭仲远墓及白奇郭姓族属的考证》，《泉州稽古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

{21}据白奇《郭氏族谱·仁房》和《百奇郭氏回族宗谱》（第90页），郭孟俊之妻丁氏“葬打铁山，坐癸向丁”，而郭孟俊墓则是在“葬在田岑山，坐子向丙”，因此与郭孟俊合葬的当是与其生育有六子的“侧室”。另参见陈达生：《泉州伊斯兰教石刻》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

{22}郭志超：《泉州白奇回族伊斯兰式墓型的变迁》，《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23}陈达生：《泉州伊斯兰教石刻》，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

{24}黄天柱主编：《泉州海外交通史调查资料·惠安白奇专辑》，海外交通史博物馆1982年10月油印本。

{25}郭有明抄藏：《郭氏奇山义房家谱》的附录载：“因第九小队要造厕所，称说土地欲平整，将一列全房教墓三十八首拆去创造石窖。余不忍祖公遭及此祸，于癸丑年（1972）年十月二十五日拾后山顶，立一圆堆，立一砖碑。”

{26}庄景辉编校：《陈埭丁氏回族宗谱》，绿叶教育出版社，1996年。

{27}陈达生：《泉州伊斯兰教石刻》，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

{28}陈达生：《泉州伊斯兰教石刻》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

{29}林聪：《忠节郭公墓志铭》，见白奇《郭氏族谱·智房·附录》。

{30}陈忠棋等：《重修先贤墓碑》，答振益、安永汉主编《中国南方回族碑刻匾联选编》，宁夏出版社，1999年。

{31}马建：《重修温陵圣墓碑记》，答振益、安永汉主编《中国南方回族碑刻匾联选编》，宁夏出版社，1999年。

{32}江长贵：《重修温陵圣墓碑记》，答振益、安永汉主编《中国南方回族碑刻匾联选编》，宁夏出版社，1999年。

{33}《泉州府志》卷61《乐善》。永乐年间（1403~1424年）徐迥逊修清净寺未载明年份，依笔者之见，当在永乐晚期。

{34}《泉州伊斯兰教研究论文选》附录3，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

{35}答振益、安永汉主编：《中国南方回族碑刻匾联选编》，宁夏出版社，1999年。

{36}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中国科学出版社，1957年

{37}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中国科学出版社，1957年。

（责任编辑：周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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