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单上的中苏分与合

“山东大葱五千斤，江西金橘一千斤，白菜五千斤，萝卜五千斤，冬笋五百斤，西湖龙井一吨，湘绣被面三十条，枕套六十个……”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对苏联进行了漫长的访问，一个新生的农业大国，给一个天寒地冻的工业大国，送了一份非常特别的见面礼。从此，社会主义阵营中这一对大国，开启了四十年的恩恩怨怨。两国互赠的形形色色的礼品，也是中苏关系起伏演变的写照。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结束后已是傍晚，毛泽东从天安门城楼下来，返回中南海。刚下车，机要室转来一份斯大林发给毛泽东的电报，主要内容是向中国共产党表示祝贺，并宣布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愿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看了电报，非常兴奋，拉起机要秘书叶子龙的手使劲摇着说：“好嘛！谢谢你！我们拉拉手！”这一份电报对新生的共和国意义非比寻常。在“老大哥”的帮助下，新中国跨出了对外交往第一步。

互送“帝王级”的见面礼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斯大林并没有到车站迎接。当天下午6点，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小会客厅和毛泽东进行第一次会谈，之后没有约定第二次会谈时间，毛泽东被“晾”在豪华的斯大林别墅中好几天。12月18日，米高扬、维辛斯基来拜访，并陪毛泽东吃晚饭。随米高扬而来的福特林说：“毛泽东同志送给斯大林同志七十寿辰的礼单，已呈斯大林同志看过了。斯大林同志非常感谢。”

这次访苏，是毛泽东生平第一次走出国门，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重大外事活动，实际目的为与苏联谈判，签订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公开的名义却是给斯大林祝寿。尽管从个人感情上，毛对斯大林“并不怎么样”，但正如他1956年说的那样：“我向来不愿祝贺人家，也不愿人家祝贺我。但是，到莫斯科去祝寿，不歌颂斯大林，还能骂他不成？”

除送给苏联的农产品外，毛泽东为斯大林精心准备了一系列生日礼物。包括湘绣斯大林大元帅全身像一幅；杭州丝织斯大林像二幅；江西瓷烧斯大林相片二块；江西瓷烧带斯大林像的盘子十个；二十四人用的江西西餐用具全套（共一百余件）；北平铜底烧瓷寿盘一对；景泰蓝茶具（大小共五件）两套；康熙青花大瓷花瓶一对；象牙雕刻的宝塔一尊；象牙雕刻的女英雄像一对；象牙雕刻圆球三个；象牙雕刻八仙一套共八个；象牙雕刻的龙船一具。这些礼品中既有以斯大林个人形象为主题的艺术品，也有帝王享有的奢侈品。苏联方面赠给毛泽东的一件纪念品也颇具个人崇拜色彩：仿牙雕斯大林故居建筑模型。

1949年12月21日，在斯大林七十寿辰这一天，社会主义的国家领导人都来祝寿。斯大林特意安排毛泽东坐在他的身边，并指示将毛送的部分生日礼物放在普希金博物馆第一号展厅展出。展厅里悬挂着五星红旗，毛泽东挥笔写下对联：“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接连两天冗长的祝寿活动后，斯大林对条约事宜避而不谈，毛泽东很是恼火，1956年之后，他几次回顾那次出访遭遇的坎坷。“我在莫斯科整整待了两个月。这两个月很不好受。我对苏联党的联络员说，我在这里没事……但是我做了很重要的事情，第一吃饭，第二拉屎，第三睡觉。每天做这三件事。他们让我参观，我不去，不答应签订同盟条约我哪里也不去。这样僵持到了1950年元旦那一天，斯大林才同意订同盟条约。”

谈判过程虽然不顺利，但结局还算皆大欢喜。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签订，规定了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确立了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毛泽东的心情也豁然开朗。在准备回国之前，他对秘书汪东兴说：“我们在莫斯科住了这么久，他们工作周到，服务热情，应该送点有中国特色的纪念品给他们，向他们表示感谢。每个人都送一件，怎么送法，你们与富春同志定。”2月12日上午十点，苏联外交部礼宾司官员给中国代表团送来礼品。送给毛泽东一件大衣料，送给周恩来、陈伯达各一套衣料，师哲、汪东兴各一个烟盒，送其他工作人员手表、衣料等。下午二点，毛泽东秘书汪东兴和叶子龙向苏方工作人员送礼。给苏方上校、中校、少校每人一床绣花被面，他们视如珍宝，说要拿回家挂在客厅让客人欣赏。其他工作人员包括厨师、保洁、司机在内，也都送了绸缎、刺绣等工艺品。汪东兴和叶子龙向毛泽东汇报苏方工作人员非常喜欢我们送的东西。毛泽东说：“礼品不在多，要能代表一个国家的特征，这样的礼品肯定受欢迎。”

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启程回国，火车上载着大批苏联回赠的礼物，其中以两辆吉斯小轿车最为贵重，是斯大林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当时中国还不能生产汽车，毛、周等领导人乘坐的多是从美军那里缴获的吉普车。吉斯是斯大林汽车厂出产的顶级豪车，安装八缸的6.0升发动机，最高时速140公里，档次相当于德国的迈巴赫和英国的劳斯莱斯，在苏联仅国家高级领导人可以乘坐。送给毛泽东的吉斯115是装甲加强版汽车，能阻挡子弹和步兵地雷，成为毛泽东的终身座驾。

在返程火车上，毛泽东研究了铁路沿线各地的情况，决定每到一个大站，不论白天黑夜，都下车参观。列车到达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城时，已是深夜十一点多钟，代表团一行参观了几家工厂和斯维尔德洛夫大学。这所大学主要是研究乌拉尔地区的矿藏。学生们都睡了，学校领导及教授们在乌拉尔地质博物馆专门接待了中国代表团。校领导赠送给毛泽东一个精致的乌拉尔山模型，模型上用五颜六色的宝石标明了乌拉尔山的矿产品种和位置。毛泽东把它带回北京后，就陈列在中南海里。

1950年2月26日，火车运行到满洲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先换到中国专列上休息，工作人员再把访问中收到的礼品从苏方专列搬过来。二月份的西伯利亚仍然天寒地冻，换车时，发现斯大林送的吉斯115的水箱已经冻裂了。

卫星模型昭示国力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在9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当选为苏共第一书记。1954年9月29日，赫鲁晓夫率苏联政府代表团应邀访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周年国庆庆典。他带给毛泽东一件金镶宝石首饰及孔雀石首饰盒。首饰盒长35.2厘米，宽20.5厘米，高17厘米，是用一整块孔雀石雕成的，材质罕见。但价值比不上赫鲁晓夫带的另一份大礼。

10月12日，中苏双方发表了联合宣言：苏军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1955年5月31日之前将该基地交由中国完全支配；将1950年、1951年创办的四个中苏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自1955年1月1日起完全交给中国；签订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苏联为中国提供五亿二千万卢布长期贷款的协定，等等。此外，苏联还赠送中国拖拉机198台，汽车40辆，摩托车24辆，机动犁100辆，播种机120架，耕耘和粗耕机100架，耙1600个，净谷机16架，割草机16架，无线电台16个，拥有100个号码的电话总机1个，各种修理机床14台，电焊设备两套，流动电影放映设备1部，并派若干专家前来协助工作。这份厚重的馈赠标志着中苏蜜月达到高潮。

1956年3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10月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社会主义阵营群龙无首。赫鲁晓夫自然想做龙头，急需中国支持。1957年11月2日，应苏联再三邀请，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

中方提前一年就开始筹备送给苏联的礼物。国礼共十份，有“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徽”、“岱宗旭日，松柏长青”（国画）、“象牙雕刻北海全景”、“清代青花瓷器”等，最具特色的是“苏联援助中国建设项目的模型”，共27件，包括长江大桥、第一机床厂、第一汽车制造厂、喷气式飞机等，一方面表示了对苏联的感谢，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新中国建设中的成就。给苏联领导人及友人的礼品分为八级，一等礼品大小共21套，包括包呢、布料、绸缎、西湖龙井、祁门红茶、齐白石画册等，送给苏共四位领导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苏维埃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和副主席米高扬。四到七等级之间还细分为四等半、五等半、六等半，全面覆盖所有参与接待中国代表的工作人员，连烧锅炉工人都有份。

上一次中国代表团访苏有点学生拜访老师的意味，这一次则地位大不相同。毛泽东到达莫斯科后，被安排住进克里姆林宫中最豪华的叶卡捷琳娜女皇的寝宫，而其他国家兄弟党的领导人都住在列宁山等处。第一次访苏时，毛泽东因睡不惯弹簧床、用不惯坐式马桶而发牢骚，这一次寝宫中的床垫和厕所都按毛的习惯进行了改装，可见苏联方面颇花了一番心思。

苏方回赠给毛泽东的礼品共十件：地毯，“各族人民大团结”（雕刻），“列宁在装甲车上”，拉链皮包一个，笔记本一套，文艺书一套，莫斯科画册一套，茶杯六个，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章一枚，食品一包。这些官方礼品都比较平常，倒是在莫斯科一次群众集会开始前，某苏联友人送给毛泽东一件有创意的东西：合金人造地球卫星模型。圆形木底座上隆起一个金属半球，上面刻经纬线代表地球，一侧焊有枝叶形托架，连接人造地球卫星模型。模型长35厘米，宽4.3厘米，是1957年10月4日发射的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的仿制品。就在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前夕，苏联又发射了第二颗卫星，向这次活动献礼。

这件礼物对毛泽东来说意味深长。连发两颗人造卫星，表明苏联国力已称雄世界。毛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及赫鲁晓夫“利令智昏”很不满，但访问期间，他还是多次提出“以苏为首”。在1957年11月14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发言说：“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本……我们半个卫星都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享受不了社会主义鱼子

1957年11月20日，中国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再过一个多月就是毛泽东六十四岁生日，临行前苏联人送来一些生日礼物，其中包括大颗粒的鱼子酱，是苏联特产的奢侈食品。回国后的一天，毛泽东请了几位身边工作人员吃饭，他指着桌上一小碟鲜红饱满的鱼子说：“你们都来尝尝，这是社会主义的鱼子呢！”这种鱼子腥味重，中国人一般吃不惯。有人用筷子挑了一点放进嘴里，当即表情纠结，又不好在主席面前吐出来，强忍着咽了下去。毛泽东问：“怎么样，好吃吧？”“好看不好吃，我享受不了，吃不下。”“对着哩，掐（吃）不下就不掐嘛！”毛泽东用湖南乡音逗得在座的人都笑起来。

此时，中苏之间的诸多矛盾也到了无法强咽的临界点。1958年7月和9月，赫鲁晓夫先后两次来华，在核潜艇、台海危机、原子弹、中印边境冲突等重大问题上，中苏双方皆展开激烈争论，甚至互相指着鼻子质问。

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304个合同，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90名，并带走了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11月，莫斯科举行八十一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及苏联十月革命四十三周年庆典，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以刘少奇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参加。刘少奇抵达莫斯科时，没有仪仗队和红地毯，欢迎规格远不如以往。中方带去的礼物也大为缩水。外交部礼宾司本来依照前几次访苏标准制定了礼单，赠送苏联的部分礼品分为五级：最高的甲级有两份送党的第一书记和国家元首，每份价值五千至一万元，如双面绣屏风、红木嵌银丝立灯、景泰蓝鱼缸及名酒、茶叶等；最低的一级共一百份，每份价值五十元左右，送有关司、局长及接待人员，有台布、中国剪纸、暖水瓶等。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在这份报告上批示：“一、我们多次送给兄弟国家负责人的礼物，都是些不合个人使用的大件艺术品，使受礼人处理起这些东西困难。是否还可以再想想有无其他的东西可送？二、各级礼品的价值是否偏高？可不可以减少一些，由刘少奇同志访问开始，树立一个亲切、朴素的作风？”

最终，中国代表团送给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礼品是：男大衣料一块、女大衣料一块、西服料两块、绸一匹和茶叶四罐。赫鲁晓夫回赠给刘少奇一台电视、电唱、收音、录音四用组合电器。这台“多媒体”电器一直放在中南海刘少奇同志起居室中使用，“文革”中被查抄，1979年交还王光美。

“葬礼外交”送花圈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苏持续交恶。1982年，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突然逝世，给中苏关系缓和提供了一个契机。邓小平派黄华为特使前往吊唁，苏联方面心领神会。黄华送的花圈是中方精心准备的，用鲜花扎成，体积很大，被安排在较为显著的位置上。1984年，苏联两任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接连去世，中方分别派出万里副总理和李鹏副总理吊唁。时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与李鹏举行了正式会见，二十年来，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与苏联最高领导人进行会谈。1984年底，戈尔巴乔夫又主动会见了出访归国途中路过莫斯科的李鹏。

经过中方三次著名的“葬礼外交”铺垫，1984年12月，前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冲破阻挠率团来华。阿尔希波夫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50年到1958年，他是苏联援华专家组总负责人，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主持了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的建设，后来一直在为中苏恢复友好努力。抵达中国第一顿午餐，他吃的是红烧大虾、脆皮鸡等中国菜，饭后畅快地喝了一杯绿茶，说已有二十多年没喝到这种茶了。服务员送来咖啡，他说我不喝咖啡，自从到中国以后，我就爱喝绿茶，尤其是龙井。

阿尔希波夫给中国领导人和当年故交都送了礼物，给国家主席李先念的是一套鸭子造型的描金彩绘漆餐具，花纹极具俄罗斯传统风情。中方为这份礼物赋予了美好的寓意：春江水暖鸭先知，鸭子是春的使者，告诉大家，中苏之间的坚冰就要融化了。

（摘自《文史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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