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伍连德

报告书》中,记载了伍连德的忧虑:“至于死亡之事,我国人视之,犹重保存尸体,既同于神圣之不可侵犯。今者亦因防扼传染之故,乃欲其尸体施种种消毒之法,或则遽令掩埋,或则加以火化,彼死者之父若兄妻若子目击耳闻,能无不动于心乎?”伍连德相信:唯有皇帝下一道圣旨,才能解决问题。

同当地士绅交流并得到支持后,伍连德向清廷上书,请旨焚化尸体。三日后,伍连德收到了清政府的回复:同意火化。

“伍连德这个人,既有学术能力又有行政能力,这十分难得。”中国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微生物学会原秘书长程光胜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介绍了这段历史,“他能发动群众。几千具尸体,他说烧了,当地没有人(敢)反对。送信的邮差、老中医……都被他发动起来(投入抗疫)。”

1911年1月31日,伍连德雇用了200名工人,把棺木和尸体以100为单位,分成22堆,火葬净尽。这天是大年初一,人们按照伍连德的要求,燃放了比往年更多的爆竹,爆竹里的硫磺同样有消毒之效。

所有的努力开始奏效,1911年3月1日,哈尔滨的疫情报告出来了——死亡人数为零。其他各地也相继控制住疫情。在爆发4个多月、死亡6万人后,伍连德将这场大瘟疫终结。

销声匿迹的英雄

1937年,伍连德在上海的府邸毁于日军炮火,他在中国从南到北建立的近20所医院、检疫院、研究所或被毁、或被占领,伍连德举家取道香港回到故乡马来亚。长子伍长庚则继续着父亲的事业,任流行病部门负责人,但不幸于1942年,因为染疫而在北京殉职。

1951年,伍连德将其位于北京东堂子胡同的住宅捐献给中华医学会。

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逝世于马来亚。英国《泰晤士报》评论:“他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斗士,没有比他留给世人的一切更值得我们引以为豪的了……”《英国医学周刊》致悼词:“伍连德的逝世使医学界失去了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的毕生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无以回报,我们永远感激他。”

悼念,来自世界各地,除了他甘冒性命风险为之服务的祖国。“我们这些新中国建立时的中学生,直到大学毕业,所用的教材大都是从苏联的教科书翻译的。”程光胜还保存着他在50年代用的《微生物学》教科书,伍连德和他1910年抗疫的事,当然一个字都没有被提到。

1965年,由伍连德和王吉民合著的《中国医史》(英文版,1932年于上海出版)被选中,成为批判“封资修”和“崇洋媚外”的对象。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所原所长、参与了该书中译本出版的李经纬回忆:这本书在当时被认为“对中医有一些不太合适的认识问题,那是限于王吉民和伍连德对中医的了解有限,受了民族虚无主义的影响”。

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室的马堪温和蔡景峰承担了批判材料的翻译任务。书译好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领导们无暇过问,倒是排好版的印刷厂等不及了,找上门来要求付钱印书。

李经纬和马堪温商议:书还要不要印?李经纬认为不印的话连资料都没有了,而且至少应印100到200本。马堪温则认为,“王伍医史”不应该受到批判,顶多印10本作内部交流。最后,其唯一的中译本印刷了15本,现在也多已佚失,只有李经纬手里还有一份清样本。

从建国后到上世纪90年代,这或许是伍连德其人其作在中国的学术视野中,最后一次被想起,却是封面注明的“供批判用”。

重回正統记忆

1990年,中国微生物学会接到国际微生物学会联盟的来信,查询其创始人之一伍连德的资料。时任中国微生物学会代秘书长的程光胜当时对此一无所知,查阅检索相关资料后,他惊讶地发现,连伍连德这个名字也很少在中文出版物中见到。倒是科学院里一位老先生还记着伍连德的一些事情,并看过伍所写的《鼠疫概论》,但这本书也很难找到。

2003年的“非典”,唤起了人们对于烈性传染病的关注。程光胜应《中国教育报》之约,撰写了介绍伍连德和他在东三省防治鼠疫事迹的文章。半个世纪以来,这位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先驱第一次通过大众媒体公开出现在人们面前。

“他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做了这么多,却被国人遗忘到这个程度!”中国新闻社退休记者礼露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访问时,为此唏嘘不已。而她本人因为罹患SARS开始关注烈性传染病问题,才偶然“发现”伍连德。在礼露和《黑龙江日报》记者、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曾一智等的努力下,伍连德北京故居——原东堂子胡同55号在拆迁中得以保留。2010年,礼露的新书《发现伍连德》也将付梓出版。

“发现和找回,鉴往知来——让那些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做出伟大贡献的人重回到我们的正统记忆中来——这不单是史学界的责任。”程光胜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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