蕴含七千年工艺的精雕瑰宝
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1期)。这标志此时南北各地先民已掌握了定的造型技术，并能够表达自己的美感意识。
牙骨雕刻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各自不同的发展前景。考古资料证明，牙雕远远优越于骨雕，二者向两极分化，分道扬镳。殷墟出土的牙雕制品以妇好墓出土的三件象牙把杯最为精美。一对夔鋬杯，通体雕刻花纹四段并镶以绿松石片。此外，还有牙梳、牙筒等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说明商代牙雕已初具规模，我国古代牙雕史上的第一个高潮便形成于彼时。至今为止，尚未出土过精美的西周牙雕。洛阳市中州路2415号东周墓出土的一把佩剑牙鞘用整块象牙雕成，饰有极细的蟠螭纹，是东周时期的牙雕精品(殷玮璋《商周骨牙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pp.449—450，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由于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的变化，黄河、长江流域的野象南迁，象牙来源主要依靠西南地区或从海外进口，于是象牙成为价格高昂的珍贵材料，犀、象、金、玉并称，由帝王垄断独享。春秋时代，“孔子佩象环五寸而綦组绶”(《礼记·玉藻第十三》，见《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p254，总D1482，中华书局，1979年影印本)，战国时代，“孟尝君出行国，至楚，献象床……象床之直千金”(西汉·刘向集录《战国策》，卷十，齐(策)三：“孟尝君出行国至楚”。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5月版，上册，p385)，汉制，“天子…冬 则……以象牙为火笼，笼上皆散华文”(晋-葛洪集《西京杂记》，卷一，p1。汲古阁本，无刊印年代，与宋-李庸《洛阳名园记》合订)，后赵石季龙做象牙扇(晋·陆翙《邺中记》，《四库全书》，史部，载记类)：南朝时以象牙做笔管，并镂人物、花鸟、诗词(参见刘万航《象牙工艺》，《故宫月刊》，二十，p119)，唐代牙雕有笏、簪导(《日唐书》卷四十五，志第二十五，《舆服》，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p1931：《新唐书》卷二十四，志第十四，《车服》，中华书局，1975年2月版，p520)，日本正倉院收藏的唐代牙雕有：棋子、琴拨、牙笏、刀柄、尺、律管等，有的尚加雕镂茜色，如北倉庋藏的“红牙拨镂尺”、“绿牙拨镂尺”(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1984年第36回正倉院展》，彩图9)十分精美。宋代牙雕工艺有了较大进展，雕成二重象牙球，皆可转动，称为“鬼功球”，可能是宋内府文思院所制(明·曹昭撰、王佐补《新增格古要论》，《珍宝论》，卷之六，p10“鬼功球”。北京，中国书店，1987年)。而欣赏性的、偶像性的牙雕则于明代方迟迟出现，早于明代者尚未得见。(编者按：本文撰于1993年之前)
明代牙雕
明代牙雕依然是官、民有别，御用牙雕由御用监设厂雕造(刘若愚《酌中志》，卷三十六，“内府衙门执掌·御用监”。《丛书集成初编》收。上海，商务印书局，1925年)。现存明宫廷牙雕极少，如牙雕五山蟠龙笔架(参见《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十一·竹木牙角器》，彩图87。定为嘉靖至隆庆年间作品，似嫌晚)即其例，此件原为清宫旧藏，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由二龙蟠绕于露出波涛的五座山崖。这种波涛五山至清演变为江崖海水，袍服以此为图案，成为定制。该象牙笔架表面微黄，有排列较为规则的横向断裂纹，蟠龙是明代早期的标准样式。从象牙皮色、裂纹特征及龙的样式判断，应属明早期御用监所制，当是永乐或宣德帝御用之物。既然明代帝后所用牙雕由御用监监制，明历朝理应持续生产，不致间断，但其制品大多泯灭，未能流传下来，所以，我们无法说明明代宫廷牙雕的发展和演变。
因缺乏考古发掘出土的明代民间牙雕标准器及有准确纪年的牙雕制品，故也难以确切地说明其历史沿革。目前只能参酌明代雕刻艺术及工艺美术的时代风格，联系牙雕本身的题材、刻工、表色与断裂等现况做一概括的说明。
根据文献记载和传世实物的情况，可将明代象牙雕刻工艺暂且划分为两期。以洪武至弘治(1368—1505年)为前期，自正德至崇祯(1506—1644年)为后期。明代前期牙雕传世品已寥寥无几，如香港关善明先生收藏的起突云龙嵌件、法轮钮印及隐起茜色经面等都是极难得的明代前期牙雕制品(杨伯达《明清牙雕工艺概述》，p204图87，p206图89。《关氏所藏中国牙雕》，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90年)。但是迄今尚未见到明前期偶像牙雕的实例。所幸明后期牙雕中尚存批偶像牙雕，当然，这批偶像牙雕可能都是民间宗教信仰或祭祀所用，并非真正的鉴赏牙雕。不过流传至今，它们都已成为文玩，不再是偶像或崇拜对象，亦可归属于珍玩之列。
明代民间牙雕产地有北京、南京、苏州、杭州、福州及漳州等地。所刻偶像牙雕有八仙、观音、送子观音、弥勒等等，刀法倉古简练，不尚华饰，对细部刻画适可而止，与陵墓神道石雕像生艺术风格相同。现在，从北京故宫收藏明代牙雕中选取三件，以供欣赏。
明后期福建牙雕
福建牙雕与上述北方和江南的牙雕出于不同的历史背景，故其题材及风格也是别具格的，分为福州、漳州两地。
福州牙雕见于高濂《遵生八牋·燕闲清赏》记载，但很简单，如“闽中牙刻人物工致纤巧”(明·高濂《遵生八牋，燕闲清赏》上卷，“论剔红倭漆雕刻镶嵌器”，p488。巴蜀书社，1988年)云云。虽然我们今天还不能确认福州牙雕遗存，仅从其“工致纤巧”来体会，福州牙雕是以精雕细刻为其特点的，想必与上述牙雕文官像、牙雕送子观音像等作品的雕工是迥然有别的。当时，福州牙雕出了福建到达浙江便不受文人士大夫的欢迎，如杭州布衣高濂即是一位代表性人物，他在品评福州牙雕人物工致纤巧之后，表示“奈无置放处，不人清赏”(明·高濂《遵生八牋，燕闲清赏》上卷，“论剔红倭漆雕刻镶嵌器”，p488。巴蜀书社，1988年)。由此可知，福州牙雕人物确不为江浙及北京的士大夫所赏识，故当时流传至北方的本已很少，又不能登大雅之堂，也不为人所藏，便毁之殆尽。
闽南漳州在明后期与西班牙发生贸易关系，它的牙雕与这种特殊背景必有联系。1565年(嘉靖四十四年)
西班牙占领菲律宾群岛建立殖民地，尔后，西班牙与漳州便有了交往。据崇祯元年(1628年)《漳州府志》所载：漳州人以舶来象牙雕制仙人像以供赏玩，其耳目肢体均生动逼真，海澄所造尤为精工。此外尚有筷、杯、带版及扇等象牙制品(杨伯达《明清牙雕工艺概述》，p117，注11，彩图69。《关氏所藏中国牙雕》，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90年)。如今我们不可能从为数不多的明代牙雕中，寻找出漳州牙雕，更无法认识它的特点，但是，可推测带有天主教题材的雕像，如圣母与修士等等，即是漳州牙雕。据西方艺术史界人士研究，干16世纪提供天主教雕刻样品，由漳州人以象牙仿制，经马尼拉输往葡萄牙及欧洲其他天主教国家(杨伯达《明清牙雕工艺概述》，P117，注11，彩图70。《关氏所藏中国牙雕》，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90年k漳州牙雕艺术家在刻制西方天主教人物像时，极尽模仿之能事，务使其与原作毕肖。所以，漳州仿制的牙雕圣母、修士等像是我国模仿西方雕刻的最早批实物，也是外贸牙雕的首批出口物。在中外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方面都有着重要意义。
清代牙雕
清代，由于牙雕原料源源而来，加以皇帝提倡、社会需要，所以这一时期我国的象牙雕刻艺术有了巨大的发展。此时，外国象牙可以通过广州登岸，向内地批发并由粤海关和两广督抚贡进内廷。云贵总督也向宫廷贡进象牙。故此，象牙原料比明代增多，雕刻象牙地点有北京、苏州、江宁、杭州和广州等城市，而广州则成为洁代最大的牙雕生产中心。
康雍朝的宫廷牙雕
宫廷牙雕由养心殿造办处牙作或如意馆承做。康熙朝可能由嘉定封锡禄、封锡璋兄弟、南匠吴珩、顾继臣、杭州牙匠朱枝等江南名匠承制。雍正朝除封锡禄之高足施天章、封氏嫡传封始岐、封始镐等嘉定派继承人之外，尚有苏、宁、杭等地南匠叶鼎新、陆曙明、孙盛宇等三人。雍正七年十月，广东牙匠陈祖章进入养心殿造办处效力。同年，年希尧送来南牙匠屠魁胜、关仲如、杨迁等三人进内廷行走。可知雍正朝养心殿造办处的牙匠多来自江浙。广东牙匠不仅在数量上尚处于劣势，而且他们的技艺水平也未为皇帝认识和了解，所以还未形成股势力。另外还有几个满洲柏唐阿学手或家内牙匠在造办处内从事牙雕。
宫廷牙雕虽由江浙或广东牙匠承造，但是他们绝对不能以地方套路和师承本工以雕造御用牙活。关于这一点，胤祯于雍正五年(1727年)批评造办处所做活计大有外造之气，告诫工匠们，作工不要失去内廷恭造之式(《养心殿造办处承做活计清档》)。雍正帝对南匠的要求就是如此严格而明确。
宫廷牙雕的恭造样式形成并定型的时间，估计并非始于雍正年。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更早的文献证据加以证实，{日从现存的宫廷牙雕来看，康熙朝风格的牙雕云龙纹火镰套已是标准的宫廷牙雕了。它以隐起的云龙为饰，雕刻精湛，装饰繁华，极尽工巧之能事而又无琐碎之虞，堪称康熙时期牙雕的恭造形式了。那么，胤祯为什么还要提出外造之气与恭造样式的问题呢?这主要是针对雍正初年造办处制品乾隆朝内廷珍玩雕刻非常发达，善用各种材料和工艺仿制各样禽兽蔬果。牙雕中亦有这类作品。茜色牙雕喜鹊和茜色牙雕鹌鹑盒即鸟类珍玩牙雕的代表作。
工艺水平下降的形势以及他本人不满足于康熙朝造办处工艺的形式与风格，对康熙时期那套精而欠雅的作工并不欣赏，于是才下达确保恭造样式，排除外造之气的谕旨。经养心殿造办处及其外厂的工匠、官员们的认真贯彻，经过几年的努力，方取得实效。当胤祯在十分棘手的情况下坚定地提出了上面这个谕旨以后，立即又遇到一个很大的障碍，这就是招募的南匠和家内匠在康熙朝形成的套章法和个人作工的窠臼，这种积习是很难用道谕旨立即改变的，这需要有一个实践过程，工匠们做活计不会马上就”称旨”的。经过四年的努力实践，才逐步取得成效。于雍正九年，造办处的洋漆匠、洋金匠、彩漆匠、漆匠、牙匠、玉匠、砚匠、广木匠等诸行匠人，分别得到不同等次的赏银和官用的缎疋。
乾隆朝宫廷牙雕
乾隆朝，内廷从广东招募牙匠进养心殿造办处如意馆效力，而江浙牙匠的人数锐减，实际上改变了雍正朝造办处以江浙牙匠为主，以广东牙匠为辅的局面，二者正好百易其位，广东牙匠上升到主力地位，造力处的象牙雕造工艺气象一新。如乾隆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粤海关监督郑伍赛差人送到广牙匠李裔唐、萧汉振、黄振效、杨维占四人，进人造办处。乾隆八年，广牙匠陈观泉接替其父陈祖章正式进如意馆效力。同年五月二十 日，广牙匠司徒胜进入造办处。至此，广东牙匠已有六名，实力雄厚，足以左右牙作，成为主流派。而江浙牙匠新进造办处的仅见 次记载，即乾隆三年江宁织造送牙匠顾彭年一人进造办处，迄乾隆二十七年，他可能是造办处里最后一名江浙牙匠。造办处各地牙匠实力与地位的改变，从乾隆六年《月曼清游》牙雕册页十二开的问世便可知晓。从此牙雕册页款识可知：以广牙匠陈祖章领衔，有广牙匠萧汉振、陈观泉，江宁牙匠顾彭年及家内匠常存等四人参与制作(款识为“小臣陈祖章顾彭年常存萧汉振陈观泉恭制”)，其各派牙匠的实力对比是显而易见的。这种趋势奠定了乾隆朝以至其后宫廷牙雕的技术基础和发展前景。
雍、乾时期内廷造办处进贡活计必有牙活，这是造办处设牙作的根本原因。此外，还要雕造皇帝指派的“钦定活计”，牙雕《月曼清游》就是一件钦定活计。今以北京故宫博物院收存清宫原藏的几件乾隆牙雕珍玩供读者鉴赏。
清晚期牙雕
宁、苏、扬、杭、广等地民间牙雕业在康、雍、乾时期还是相当繁荣的，嘉、道时期不可避免地走向下坡路，牙雕业发展受阻。咸丰时期太平天国政权建立，两军激战，摧毁了工艺美术，牙雕亦不能幸免。同治、光绪年间，在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牙雕业规模缩小，作工粗简。在这一背景下，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牙雕出现了新趋势，主要表现在外销牙雕的抬头和发展。国内市场略有复兴，但终究不能恢复昔日的兴盛面貌。
清宫旧藏各地督抚贡进之牙雕的作工均不及如意馆牙雕。今选其中道、咸及其之后的三件作品，供读者鉴赏研究晚清牙雕时参考。
清晚期的此三件作品都用象牙尖部镂雕而成。从形象与作工来看可能是广州制品。当然，它们是广牙中品次较低之怍，不能代表广东牙雕水平，远不及为慧粥祝鸯而进贡的牙雕龙船那般的技艺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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