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日本友人水野清先生
200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都有一批为恢复邦交正常化努力奋斗的人们——他们是为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作出贡献的实践者、是中日关系的见证人。日本友人水野清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者。他为发展中日友好关系作出了宝贵的贡献，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老朋友。
水野先生是日本资深的政治家，是自由民主党内的有识之士。1967年至1996年间9次当选众议院议员，曾在大平正芳外相手下任外务政务次官，并历任自民党总务会长、内阁总务厅长官、建设大臣等要职。
2006年9月，水野先生应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邀请来北京讲演。我专程去采访了他，他热情地论述了中日两国人民交流的重要性，并介绍了他和中国人民交往的来龙去脉。
水野先生首次访华是1971年10月，已经是36年前的事了。当时日本自民党元老、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川崎秀二先生为了壮大自民党内赞成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力量，亲自率领自民党年轻国会议员访华。在川崎先生的鼓励下，水野先生踏上了访问中国的旅途。当时日本至北京没有直航飞机，他们飞到香港，再到罗湖，然后自己拎着行李，步行走过架在一条小河上的小桥才到了深圳，踏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后到广州住了一宿，第二天乘飞机到达北京。水野先生回忆说，当时中国人民意气风发、干劲十足的景象，使他深受感动，对新中国有了初步的理解和良好印象。他说，此行使他终生难忘的是周恩来总理的会见。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他对周总理的人格魅力十分崇敬，并且受到了很深的影响。他说作为大政治家周恩来是举世无双的，他对政治问题的见解、对国际形势的精辟分析以及中国的对日政策使川崎访华团的同仁们折服，他对人和蔼可亲，威严中透着温暖。水野先生以此访为契机，经常来访，并同中国的领导人及人民结下了深厚友情。
采访中我了解到，先生热心于中日友好事业最重要的原因是能正确认识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问题。他表示，日本应该对于过去的错误向中国人民谢罪。
水野先生说他第一次访华时，从中国领导人那里听到中国将放弃对日战争赔款的暗示时，他非常吃惊。他说日本军队曾占领了中国广大的土地，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而且新中国刚刚成立，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如日本，物资也还匮乏。尽管如此中国政府还要放弃赔款，我不敢相信中国真会这样做。回到日本，他和许多人提起这件事，他们也不相信。之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谈判中，中方放弃了战争赔款，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水野先生告诉我，1944年他19岁时被征入伍，被派到中国山西的河津地区，1945年日本战败后回国。他对那场战争深恶痛绝，他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中国人民道歉。他曾为日本对华日元贷款能早日履约作过很大贡献。而这批贷款中正好包括了河津火力发电厂项目。电厂竣工时，他携当年一起在山西当兵现在都70多岁的朋友们，重访离开了50年的故地——河津，他们想真诚地向当地人民及政府谢罪。没想到，河津地区的人民热情地欢迎他们，河津地区的发展变化使他们一行赞叹不已。
先生是位言必行、行必果的君子。1972年至1980年水野先生在大平外相手下担任外务政务次官期间，中国外交部正在筹建驻日本大使馆，先生给中方提供了很多方便。1974年，由于右翼议员的阻挠，中日航空协定迟迟不能在国会通过，先生时任众议院外务委员会第一理事，他态度坚决地支持中日通航。
采访中，先生介绍了他为我国高速公路建设做出的努力。1983年12月他就任建设大臣，中国驻日使馆的丁民参赞带着茅台酒前去祝贺。丁民是水野先生1971年初次访华时结识的朋友。当时他们曾为一个问题激烈争论了几天，结果不打不成交，他们成为了心心相通的好朋友。水野先生对丁民说要为中国做点事情。丁民说中国将来一定需要建设高速公路，希望把日本建设高速公路的经验介绍给中国。1984年5月，水野先生受到我交通部长李清的邀请，携日本道路公团总裁高桥、道路局局长踏挂（后当选参议员）等访华，向我交通部详细介绍了日本第一条高速公路——东名高速（东京至名古屋，1964年东京奥运会前建成）向世界银行贷款的情况、以及日本高速公路收费办法等。李鹏副总理对此十分关心。之后我国务院批准了中国第一条高速公路北京-天津新港（全长152公里，建设费7亿元）的计划，1985年起开始建设。同年9月李鹏副总理访问日本时，与时任建设大臣的水野清先生共进工作早餐，在两个小时的会谈中，几乎都是有关高速公路的话题。1989年先生担任自民党总务会长之后，动员国际协力事业机构（JICA）出资对上海至南京高速公路进行了可行性调查，提出了详细的设计图，供中方参考。水野先生任建设大臣期间，主持建立中日道路会议，为两国官员和学者提供了互访进行技术交流的机会，迄今该会议已持续进行了21次。水野先生高兴地说，现在中国高速公路使用的路标也是按他提出的建议制作的。他访问山东省通过高速路时，亲眼看到了这一切，十分感慨。当时交通部的领导高度评价水野先生对我国高速公路建设作出的贡献。但水野先生一直很低调，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采访中先生一直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他说能为中国的建设作出一点贡献是应该的，同时感到自豪和欣慰。
2002年小泉纯一郎上台后，中日关系陷入建交后的最低点。水野先生非常关心中日关系的发展，他多次来访，并受到唐家璇国务委员会见。当时水野先生表示，自己很担心中日关系的现状。他说，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的瓶颈，双方应该拿出智慧，尽快解决问题。对台湾问题，他说将通过自己的渠道向日本有关方面和人士介绍中国的对台政策。水野还建议我邀请日本有影响的有关人士访华，让他们了解中国的观点。水野为我做日政界工作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先生也曾亲自携自民党内有影响的人士来访，前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参议员中山太郎等重要政治家也在其中。
采访结束时，先生说他是1925年生人，已是82岁的老人。但每天都去位于国会附近的办公室工作。他说他的家乡在千叶县成田国际空港附近，每逢周末他都要回去，不过这只是为了锻炼身体，干干农活。而中国，他虽然一年只能来一次，但他很关心中国的发展和中日关系问题，他说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今生他与中国之间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将永远为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贡献自己的力量。
采访结束了，我不仅被水野先生的事迹打动，而且更深刻地感到中日友好来之不易。在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之际，谨向水野清先生以及中日两国的老前辈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并祝愿他们健康长寿。
（2007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