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第四科的历史作用

[关键词]中央特科;第四科;无线电通讯科;历史作用

[中图分类号]D231;TN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9）03-0013-05

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是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20年代建立的一个情报和政治保卫机关，在中共党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及影响。对此，学界已经有很多相关研究成果，然而对于中央特科当中成立最晚且影响重大的第四科（后改称无线电通讯科）却鲜有专门和深入探讨，本文试对其创建及历史作用进行粗浅探讨。

一、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第四科的创建

1927年5月，中共中央在武汉时，就在军委成立了以情报工作为主的特科（特务工作处），由周恩来负责。汪精卫背叛革命后，中央领导机关迁到了上海。周恩来在军委特科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央特科，由组织局直接领导。特科的主要任务是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故人的动向，营救被捕同志和惩办叛徒特务。特科设总务、情报、保卫三科，总务科（一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和营救安抚等工作，科长洪扬生;情报科（二科）负责收集情报，建立情报网，科长陈赓;保卫科（三科，也称红队）负责保卫机关，镇压叛徒特务等，科长顾顺章（兼）。[1]中央特科位于上海市武定路修德坊6号（即现在的静安区武定路930弄14号）。1928年春，中央专门举办学习班，学习怎样做秘密工作，怎样保卫自己、打击敌人等内容，由周恩来、恽代英等讲课。中共六大后，为加强对特科工作的领导，1928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又决定由向忠发、顾顺章、周恩来组成特务委员会，领导特科工作，由周恩来实际负责。

经过中共的努力，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党在白区的工作逐渐恢复，各地不断爆发武装起义，根据地和红军不断扩大，苏维埃政权相继建立。到1928年6月中共六大召开前夕，组织恢复情况良好，全国共有12个省委，3个临时省委，400多个县、市委。[2]上海的中共中央迫切需要冲破敌人的封锁阻挠，加强对各红色区域和各地党委的领导。以往党内联系全靠交通员传递文件，但困难较大。秘密交通员在上海、江西间往返一次，需要两个多月的时间，而且速度慢、不安全。如果交通员在途中遇到麻烦，还有泄密的危险。为了防止传递文件泄密，中央秘书处当时特地设立了专办药写文件的药水处。印发文件的办法，就是将中央文件用密写药水印在字画、手绢的后面或线装书书页的背面，收到后再用药水显影。这种落后的传递手段，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3]据中共隐蔽战线杰出领导人陈养山回忆：由于红军的扩大，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发展，原来的交通方式来往时间太长，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形势，中央迫切需要和各苏区建立无线电通信联系，于是特科又设立了四科。1928年6月至7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中共决定在上海着手建立无线电通信设施。10月，周恩来开完六大回到上海，就决定让李强研制无线电收发报机，派张沈川学习无线电收发报技术。1928年10月，中央特科第四科即无线电通讯科建立，科长李强。[5]因此，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各红色区域和各地党组织的领导和联系，及时筹建了自己的电台并组建了第四科。实际上，中央特科第四科刚开始时被称为交通科，后改为无线电通讯科，科长先是李强，后由陈寿昌担任。

二、中央特科第四科的历史作用

中央特科四科创建之后，在诸多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电台及最早的密码系统。要成立无线电通讯科，首要的问题是必须要有自己的无线电台，因而第四科在决定成立的同时，中共中央就让人着手建立自己的无线电台。1928年10月，周恩来对李强说：“培洪（李强原名曾培洪），中央决定建立自己的无线电台，为了能使上海党中央与各根据地保持通讯联络。你们是中央特科的交通科，你是理工科的大学生，又是交通科的科长，从现在开始你们专门负责建电台。这个研制发报机的任务就由你承担！”[6]从此，中央特科四科被改为无线电通讯科。同时周恩来派法租界地下党支部的书记张沈川和李强搭档，开始学习无线电的报务。李强和张沈川两人分工合作，李强负责制作电台搞机务，张沈川负责搞报务，他们两个人便成为了中共中央无线电台的创始人。

领受了研制无线电收发报机的任务后，李强先以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身份，同各无线电行业交朋友，和他们一起研究;并同苏氏兄弟开办的“亚美无线电公司”以及“大华无线电公司”等商店来往，以便从那里购置无线电器材、工具以及制造收发报机的线路图样;再从书店买回不少美国出版的英文无线电专业书籍进行学习后，开始试装收发报机。当时大华公司专门生产大型收发报机，李强通过关系设法把产品弄出来，一面解剖，一面研究，逐渐摸到了门道。接着就是制作，市面上只能買到一般零件，重要部件得到外国人办的洋行里去订货，但像紫铜管绕的线圈，洋行里也买不到，就得自己来做。在购买零件的过程中，李强认识了大华公司的职员郑国年。此人原是南京号邮轮上的报务员，比较懂行，给过李强不少帮助，供给他不少所需要的零件。还有一位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教会了李强如何绕线圈。给李强帮助最大的，是曾留学日本专攻电机专业，在上海创办绍敦电机公司的共产党员蔡叔厚。李强回忆说：“开始试装收发报机。当时，我需要购买和制作一些无线电零件，得有一个内行的人帮助。党中央就把蔡叔厚调到中央特科来，协助我工作。这时绍敦电机公司已搬到福煦路403号（现延安中路569号），他在二楼腾出了一间过街楼，供我当地下工厂。我在里面安置了车、钻、铣、刨4台机床，和几个同志一起搞机械加工，制作零件。我们购置的无线电器材、技术资料等都存放在绍敦电机公司里，整整有两大箱子……”李强又说：“蔡叔厚掩护我们的工作看起来简单，实际上是很危险的。万一敌人查出我们在那里私造电台，蔡叔厚全家都有生命危险。但是他却丝毫没把这些放在心上，全力协助我们工作。”[7]

因此，在无线电设备和技术资料极其缺乏的条件下，李强和涂作潮一起试制收发报扒。他们住在蔡叔厚开设的霓虹灯楼上。为了保护他们住处的安全，陈赓曾到这里来察看过。李强和涂作潮藏在这里，呕心沥血，多方琢磨，经过日日夜夜的苦干，经历无数次失败和试验，奋战一年，终于在1929年造出自己设计、制造装成的第一部收发两用的无线电台。这部电台的功率只有50瓦，灵敏度不很高，效果究竟怎样，李强心里没底。正好那时，张沈川在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第六军用电台学习无线电收发报技术已经结业，李强就请他来操作、检验这部刚诞生的收发报机。张沈川用这部电台，先从抄收国民党电台的国际新闻与气象预报开始，然后再与世界各国的业余无线电台联系通报，结果证明这部自制的无线电台完全合格，可以使用。其后不久，这部电台便开始了收发电报的艰苦工作。[8]

第一座无线电台，设在上海大西路（今延安西路）。其后，在上海慕而鸣路兴庆里17号、长阳路友邦里东一弄61号、长阳路乾信坊等处分别设立了电台和收发报机装配车间。[9]无线电通讯科建立起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座地下无线电台不久，周恩来同张沈川反复推敲，编制了两套简易密码。一套是汉字明码颠倒更换系统;一套是英文字母变换阿拉伯字母再变成汉字密码系统。这是中共无线电通信史上最早的密码系统，被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称为“豪密”（也就是“伍豪密码”，伍豪为周恩来化名）。[10]从此，由白区发出的红色电波传遍各地，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的无线电通信事业。

（二）培养了一批早期的无线电技术人员。无线电通讯科成立前后，中共中央就注意培养自己的无线电技术人员。为了使建成的无线电台能快速投入使用，1928年，中共中央从中共六大秘书处工作人员中和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学生中抽调了陈昌浩、毛齐华、方仲如、潭献犹、沈侃夫、程祖怡、宋赚、涂作潮、李元杰、刘希吾等10余人前往苏联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秘密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他们是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以来培养的第一批无线电专业人员。这一批学员回国后便先后加入秘密电台工作。[11]此外，在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用开办“电气公司工厂”名义开办了无线电培训班，以李强与张沈川为教员，对各省选送的优秀青年采取分散居住、单线施教的方式进行秘密培训。1930年3月，中央特科举办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由李强负责。学员有王子纲、黄尚英、伍云甫、曾三、曾华伦、王有才、刘光慧（女）、赵荫祥（女）、蒲秋潮（女）等。1931年6月，举办了一期机要干部训练班。主要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学员有宋侃夫、王逸群、朱邦寅、杨南石、蔡威等20余人，结业后多被分配到鄂豫皖苏区工作。[12]

因此，中央特科通过举办无线电训练班，培训出曾三、伍云甫等数十名机务、报务和译电人员。为适应红军作战指挥和形势发展的需要，根据各根据地的要求，从1931年1月起，中共中央开始向各根据地派遣的报务人员先后在洪湖、江西、鄂豫皖等革命根据地建立起无线电通信联络。3月间，伍云甫、曾三和涂作潮等人受命从上海出发，取道香港、汕头，经过闽西，奔赴中央革命根据地。[13]随着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喻洁生和刘光慧等被分配到天津地下电台，王有才分到汉口地下电台。中共中央又派喻洁生到湘鄂西苏区，喻因病去世后又派刘静接替;王子纲和蔡威被派去鄂豫皖苏区。杨兰史、朱帮英、周德元、徐冰、王逸群等被派到中央苏区。伍云甫、曾三和赵荫祥留在上海工作。[14]这些中国共产党培养的一批早期无线电技术人员，对于推动日后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创立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加强了党中央与各根据地及外界的沟通、联络。1929年12月，党组织派李强和黄尚英到香港建立了第二个秘密无线电台。1930年1月间，沪港两地通报成功，沟通了上海的党中央和设在香港的南方局之间的无线电通信，成为中共自己制造的第一对通报电台。后来李强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上海党中央与香港南方局之间的无线电通信，开创了我党通信工作的新局面。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冲破了重重困难险阻，在我们党内首先成功地实现了无线电通信，这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所以我说这是我党通信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革命”。[15]1931年9月，中央苏区和中共中央开始直接通报。[16]1931年秋，建立起国际电台，负责同共产国际的无线电通信。[17]

在首部电台诞生后，周恩来立即指示无线电通讯科成员奔赴各地设立分台，以尽快实现党内电信沟通。后来鄂豫皖、中央根据地相继建立起了无线电台。到1932年，全国各中共根据地都设立了无线电台，各地电台同上海的中央台组成了一个完整的通信体系，实现了无线电沟通。[18]因此，中共中央的重要指示、决定可以及时地传到各根据地，从上海收集到的国民党军事活动的情报，通过无线电报迅速地供给前方，对配合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起了很大的作用。

1933年初，党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当时上海留有两部电台，归上海中央局领导。其中一部电台，继续由程祖怡负责与共产国际联络;另一部电台，由王有才负责与中央苏区联络。设在中央苏区的军委无线电总队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络，也经过上海国际台中转。[19]直到1934年10月，留在上海的中共上海局負责人被捕，同时，电台被国民党当局破坏，与共产国际的联络才被迫中断。[20]中央与上海局中断无线电联系则是在长征前夕。

毛泽东对无线电通信网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由于无线电的存在，纵使我们在农村环境中，但我们在政治上却不是孤立的，我们和全国全世界的政治活动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同时，纵使革命在各个农村是被分割的，而经过无线电，也就能形成集中的指导了。”[21]

（四）不仅为当时而且为日后乃至于新中国成立后培养了一大批专门人才。中央特科无线电通讯科虽然建立较晚，但在周恩来亲自策划领导下，经过两年的努力，克服重重困难，建立起了一个人才济济、具有巨大威力的战斗实体。在科长李强周围，团结了一大批党的第一代无线电工作者。其中有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在上海培训出来的张沈川、黄尚英、王子纲、伍云甫、曾三、曾华伦、陈寿昌、王有才等，还有从莫斯科留学归来的毛齐华、涂作潮、沈侃夫、程祖怡、方廷祯、李元杰、宋镰等等。他们坚守无线电事业岗位，创造了许多令人敬佩的英雄业绩。经过他们，又带出了遍布全国的成千上万的无线电工作者，建立起新中国规模宏伟的电信事业。

中央特科四科的技术人员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无线电通信领域或是领导岗位，都取得了重要成绩。尤其是中央特科无线电通讯科科长李强，为开创中国共产党的无线电通信事业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1931年4月，李强被派往苏联，先后在共产国际交通部和苏联邮电人民委员会工作。其间在发信菱形天线的理论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苏联无线电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成为当时苏联最著名的七位无线电专家之一。为表示对李强的敬意，苏联政府和科学界还特别将他的研究成果称为“李强公式”，李强的名字也因而被收录到苏联百科辞典。[22]1941年，李强任军工局局长。从1938年至1947年的10年间，李强一直主持军工局工作。1939年4月25日，延安茶坊兵工厂造出了第一支步枪——无名式马步枪。这不仅是边区，也是我军自造的第一支枪，它结束了兵工厂只修不造的历史。茶坊兵工厂为此获得中央颁发的特等奖。在1944年5月召开的边区劳模大会上，毛泽东书赠李强四个大字“坚持到底”，表示了对李强的充分信任与支持。这次大会在宣言中特别指出：“要学习军工局长李强同志，他领导、计划、布置、设计并亲自动手，推动和帮助了边区重工业各种主要发明和制造精神。”[23]解放战争时期，李强受命建造了短波广播发射台，把新华社的声音传向了全世界。1947年后，李强曾任中央军委电讯总局副局长，中央广播管理处副处长。新中国成立后，又任邮电部无线电总局和电信总局局长，中央广播事业局首任局长等职，为新中国无线电和通信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55年，由于在无线电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杰出成就，他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是其中仅有的三名无线电专家之一。李强是新中国为数不多的院士部长之一，也是第一批院士中唯一的一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24]

总之，中央特科四科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的无线电通信事业，并协助各地建立起电台，与上海的中央台，组成了一个完整的通信体系。这样，中共中央就能够及时地了解各地的情况，并能将中央特科掌握的敌人的军事情报，转发到各革命根据地，对各地红军的作战起了重大的作用。同时还培养了早期的无线电技术人员，这些人后来多数成为党和人民军队无线电通信事业的骨干力量。这些在最黑暗的年代战斗在通信战线上的技术人员，创造了许多惊人的业绩，他们的名字和他们发射的红色电波一样，将永远不会消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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