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关系紧张的社会根源探寻与对策

摘 要：医患关系紧张是当下一个被广泛热议的共同话题，也是一个困扰和纠结多方的社会难题。它的形成既有医患微观层次的导火源头，更有社会宏观层面的深部原因。基于体制机制，法律道德，人际沟通，诊断治疗，经费支出，综合治理，关联文化等方面的社会成因探索及其在此基础上的“对症下药”，或为长久的“治本之策”。

关键词：医患关系紧张；根源；对策；探讨

一、引 言

医患关系是医疗服务活动中客观形成的医患双方以及与双方利益有密切关联的社会群体和个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医”是指包括医生、护士、药检与管理等人员在内的医务人员群体，“患”是指包括患者或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亲属、监护人员以及他们所在的工作部门、单位等群体。应该说，医患双方自古以来，原本并不处于对立的两面，而恰恰相反，他们是在人类自身发展的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个共生共荣共存的命运共同体，是一对天然盟友。只是随着人类社会属性的不断延伸和发展，在这种共存机制中会不遂人愿地出现某种变故或矛盾，从而导致双方的关系趋向紧张状态。据2016年5月26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在日内瓦公布的数字表明，在2014—2015的一年时间里，全球仅搜集19个国家（地区）的数据，暴力伤医事件就发生六百多起，其中导致医护人员死亡者959人，受伤者1 561人。近几年，在我国，暴力伤医等恶性案件也屡见报道，医患关系有时闹得剑拔弩张，彼此之间的信任鸿沟或信任高墙，似乎正在渐趋形成。社会上这种患者怀疑医生和医院与医生预防患者及家属的潜在对峙的信任危机状态，如果任由它发展下去，也许将会酿成“医患双输”的恶性结果。为了缓解紧张的医患关系，严打暴力伤医行为，2016年7月，国家卫计委、公安部等9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严厉打击涉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和方案的通知》。试想，如果这个文件能尽快地落实到位，“医闹”（“医暴”）现象也许就能得到一些遏制，至少可以在“治标”的层面上得到部分好转。

关于引起医患关系紧张的因素，除医疗卫生界外，一直也都是社会学者们研究的热点话题，究其原因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即内在因素（医院管理与医患双方的沟通方式）和外在因素（法制和社会舆论导向）等角度探讨者为多 [1 ]。大家对医患关系紧张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针对上述原因也提出了一些相应的举措，例如，进一步加强医务人员教育 [2 ]，或者是进一步加快推进医疗体制改革 [3 ]，或者是进一步强化卫生伦理道德等 [4 ]。应该说，之前的不少分析也触及到了一些问题的症结点，或者是从某个角度提出了一些有益于解决问题的建设性意见。但是，我们知道，医患关系紧张毕竟是一个涉及全体社会成员的宽泛议题，即使是医生也难保自己一生不生病，也就是说，几乎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患者，所有人都无法置身事外。显然，唯有整个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关切，才是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基于此，笔者从多方面、多视野、多角度出发，探寻了医患关系紧张的众多根源，既从体制、机制的宏观层面，又从社会法律和道德层面；既从人际沟通的医患关系的二维层面，又从医疗过程中诊断和治疗的复杂层面；既从医疗费用的社会与个人支付层面，又从医院管理和医生的待遇层面；既从社会综合治理和舆论导向方面，又从关联文化等方面寻求产生医患关系紧张的根源，并有的放矢地而不是空泛其谈地提出“治本”之策，以期从根本上改善我国医患关系紧张的局面，为实现党中央最近提出的“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的宏伟目标探索道路。

二、医患关系紧张的复杂根源探寻

一般来说，医患关系紧张的根源是复杂多方面的，从微观层面上来说，大多发生在患方（患者及其亲友）对医方（医护人员及医院）不满意的基础上。而患方期待与医方形成共识的最高目标大致包括三要素：（1）优质的服务态度和娴熟的沟通技巧；（2）最佳的医疗技术服务，具体体现在满意的诊治过程和最佳的治疗效果上；（3）最经济或被患方理解为最低廉、最合算、最能接受的支付成本。可以说，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医患矛盾或冲突（除极个别具有精神疾患、心理具有严重扭曲的患者或个别别有用心的家属与患者的极端行为外），大多具体地发生在上述目标的一个或几个要素的不满意程度上，或被患方认为医方具有某种瑕疵上。每当这些不满意或“瑕疵”出现后，医方未能及时进行有效沟通，或未采取切实有效的补救措施；或患方就此过于吹毛求疵和偏执；或被社会舆论（含专门“医闹”队伍的挑拨离间和添油加醋），特别是被少数“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媒体，不加深入调查就过早草率地过度渲染，等等，都会在医患冲突的形成中起推波助澜的作用。

可见，要避免医患关系紧张，首要的是所有医方都要以患者所期待的“三要素”为最高工作准则，任何时候医方都要“以患者为中心”，与病人相向而行，做到预防为主，防微杜渐，才是有效预防和化解医患矛盾的必要前提。然而，我们不得不在严酷的事实面前，清楚地意识到，从目前的医疗环境和状况来看，这是一个多么应该，但却又是多么知易行难的艰巨历程。

1. 从宏观体制机制和现实状况来看

我国现有一万三千多所公立医院，它们都是由国家或地方政府所辖的“事业性单位”，其形式上属公益Ⅱ类，仍在计划体制下吃“财政饭”，体现其公益事业属性。但令人遗憾的是，从近几年的统计情况来看，政府财政拨款还不到公立医院成本支出的10%，剩下的90%左右的经费都需要各医院自己去“各显神通”，自己创收，多劳多得，以致许多医院管理者不得不把创收放到第一位，或把其经济指标分解下达到各科室。于是高端设备和仪器的过度滥用，药品尤其是进口昂贵药品的过度使用，这些都被医院管理方睁只眼闭只眼地默认着。可以说穿戴着“公益外装”，行使着“市场演出”，这样让患者所期待的最低廉支付目标怎么实现？

另外，对于患者群体的分级分类诊疗机制尚未形成，家庭医生签约制也尚未全部铺开，基層首诊也还只是个理论目标，以致大病小病不分轻重缓急都习惯于往大医院去拥挤，导致大医院“人满为患”，“看病难”的现象十分突出。这样，就让大医院一个门诊医生半天看几十甚至上百号病人的现象成为常态，住院外科医生一天做3～5台手术也司空见惯，许多医生不能按时下班，即使下班之后也几乎精疲力竭了，这让患者所期待的与医生多交流的良好愿望就不得不化作了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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