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VS,蒋自立：校长幸福感从哪里来？

蒋自立，男，1945年出生，湖南衡南人。先后担任武汉中学等单位的班主任、政教主任、副校长、校长和总支书记。提岀“真正的教育是他我教育和自我教育的和谐统一”的教育理念。著有《班会艺术尝试录》等10本书。李镇西教育思想研究所的创立者。

《校长》：蒋老师您好，很高兴您能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专访。最近央视进行过多次关于幸福感的调查，我们想请您结合校长的经历谈谈校长的幸福感。

蒋自立：恩，央视关于幸福感的调查，我们李镇西教育思想研究所也在关注。校长幸福感的议题，其实近些年已经有很多学者在研究。媒体能够从关注学生、关注老师，转移到关注校长这个层面上来，非常令人高兴。校长作为一个学校发展的引领人、决策者，其幸福感和老师、学生的幸福感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

《校长》：您说的很对，我们注意到您曾经在1991年到1998年期间在两所学校担任校长，这期间对您来说，最幸福的时刻，可以和我们讲讲吗？

蒋自立：恩，我在武汉市45中工作的时候，有一年教师节，武昌区副区长吴健代表市政府给我校颁奖，当我接过文明学校奖牌时，掌声响起：仿佛在庆祝连续11年，学校创造了11个第一。此时，幸福感在全身蔓延。这也是我要说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幸福感来自于需要的满足及目标的实现。

需要层次理论是行为科学的理论之一，由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于1943年在《人类激励理论》论文中所提出。该理论将需要分为五种，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逐级递升，分别为：生理上的需要，安全上的需要，情感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个体在特定水平上的需要满足之后，这方面的幸福感就会提高，进而追求高层次的幸福；人的潜能和价值的实现看作是人类最高的幸福感。

做到校长这个位置，自然追求最高等级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满足这种需要要求完成与自己能力相称的工作，最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潜在能力，成为所期望的人物。这是一种创造的需要。有自我实现需要的校长，要竭尽所能，使自己趋于完美。自我实现意味着充分地、活跃地、忘我地、集中全力全神贯注地工作。

《校长》：您刚刚讲的这个场景其实在大多数有成就的校长身上都相似地发生过。但是也有很多校长工作平凡，或者并不一定走向成功，他们的幸福感从何而来？

蒋自立：校长的幸福感并不完全来自于工作岗位上的成就，他们的幸福感可以来自于有价值的活动。当人们投入到一项活动中，且活动难度与其能力相匹配时，就会产生一种“幸福流”的感觉，而太容易的活动会使人厌烦，太难的活动又会使人感到焦虑。我校当年推出“名师工程”，旨在把15%的老师培养为优秀教师，力争3年实现。为推动，我现身说法，讲叙自己成长经历：高考名落孙山——读名人传记——收获启迪（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关键靠自己）——边教边自学本科课程——当名副其实的教师——评为全国优秀教师。感悟是：欲成名师，靠自己培养自己。整个活动，不搞形式，不搞运动，完全寓在日常教学中；整个活动，自己每天听课，与老师切磋，共学教育心理学；整个活动，倡导交流，提倡写作，鼓励听取学生意见。积以时日，名师不断涌现，学校声誉鹊起。

《校长》：我们还发现一个情况，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不同的校长身上，所得到的体会不一样。比如有个商人捐了2000本图书，对于西部小学的校长无疑是雪中送炭，可是东部小学的校长可能还不太感兴趣。

蒋自立：对，校长幸福感其实跟校长的心态有着很大的关系。幸福感具有如下特点：（1）主观性。它依赖于评价者本人的标准而不是他人的标准。（2）整体性。它是一种综合评价，包括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对生活的满意感这三个维度。（3）相对稳定性。尽管每次评估会受到当时情绪和情境的影响，但从长期看，幸福感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量值。

我再举个我的例子，一段时间，我校连续出事，一是刚结婚的女老师回娘家，被倒车撞倒的墙压死；二是一位女老师在家触电而亡；三是一学生私自到长江游泳而逝。重要的生活事件会引起幸福感变化。一般说，良性事件与正性情感相连，恶性事件与负性情感相连。当一件件大事接踵而至，带来的是阵阵悲痛的情绪，何来幸福感？此时个体的特征起着重要作用，我是个注意范围广泛，情感丰富，愿意增加自己的各种体验，具有想象力、好奇心、探索性和开放性的人。面对一件件恶性事件，我从容、豁达，从整体上把握自己的心态，从而平稳地度过这段时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幸福感来自于变通、豁达的心态。

《校长》：您讲的很对，幸福感其实是具有相对性的。除了您刚刚讲的三个因素之外，校长幸福感还受哪些因素影响？

蒋自立：校长的幸福感还来自于本体安全感。讲这个概念可能有点复杂，它指的是，个人对于自我认同的连续性、对于所生活其中的社会环境表现出的信心。这种源自人和物的可靠感，对于形成个体的信任感是极其重要的，而对于外在世界的信任感，既是个体安全感的基础，也是个体抵御焦虑并产生主观幸福感的基础。因此，人的幸福感有时与其经济状况或收入水平之间并未呈现出简单的正相关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一些经济状况不佳的人，其幸福感却不低，而有些百万富翁却整日忧心忡忡。

有一次，我在区里负责校长的培训，调查中发现校长的幸福感在改革中先升后降，表现出与经济发展轨迹之间的非同步性。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初期，物质发展成效明显地呈现出来，社会分化程度还不大，校长们在心理上更多是作纵向比较，与过去的生活水平相比，较容易产生满足感。最近15年，社会结构转型加速，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日益全面触及深层利益，社会分化程度加大，尤其是贫富差距凸显；在社会心理方面，随着生活条件逐渐改善，人们需求层次日益提升，且呈现出多样化态势，因此，需要能被满足的标准相对提高了；而由于资源相对短缺和竞争加剧以及现代生活节奏加快，人们的各种压力感大大增加，这一切都强有力地影响了校长们的幸福感。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调查结果表明，近年来校长们对社会问题的关心更倾向于与民生有关的领域，民生问题成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最关切的社会问题。这种关注重点的变化，反映了校长们对于社会发展态势的判断。而对于民生问题关注程度的上升，尤其反映了体制改革与社会发展正在对人们的生存条件和生活质量产生最强有力的影响。这一切极其深刻地影响校长们的本体安全感，即具体表现为对社会生活保障需要的增强，从而影响到人们的幸福感。

《校长》：我来总结下，您刚刚主要讲了4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幸福感来自于需要的满足及目标的实现；二是来自于有价值的活动；三是来自于变通、豁达的心态；四是来自于本体安全感。对吧？

蒋自立：对，校长的幸福感还受其他方方面面的因素制约，在这里不能一一罗列，我觉得主要的就是这几个方面的因素。在这里，我也祝广大的校长们新年幸福，万事如意！

《校长》：好的，也非常感谢蒋老师接受我们的专访，同祝您新年万福！

推荐访问:校长 幸福感 从哪里 蒋自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