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祚庥:爱管“闲事”的“两栖院士”

一篇小文章引发震惊中外的事件

1999年4月，北京发生了—件震惊中外的事件，中南海遭到了1万多名“法轮功”练习者的围攻，而引发这次事件的竟是一篇题为《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何祚庥。其实，此前何祚庥就与“法轮功”练习者有过一次交锋。“那是在1998年，北京电视台的《北京特快》节目派了一个记者就理论物理所的成就采访了我，就是说好话的。我讲了一些理论物理所的成就，讲的时候，我就说事情是一分为二的，你不要老看理论物理所有什么好的，理论物理所也有些坏的事情，也有不怎么样的事情，比如说我们所里有一个博士生练法轮功，练成走火入魔。我们反了半天的伪气功，揭露了很多伪科学，现在法轮功找到我理论物理所来了，到了我们的势力范围来了，你说这个事情该不该重视。那么这样一说之后，《北京特快》就播出来了，播出来以后，法轮功就围攻北京电视台，再就是找我，这样子才第一次正面交锋。”

在这交锋的一年后，法轮功练习者又再一次找上了何祚庥。原来，1999年4月何祚麻写了一篇《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的文章发表在天津的《青少年科技博览》上。这下可又“闯祸”了，“法轮功”组织在何祚庥家门口演出了一出“隔门舌战”的闹剧。

何祚庥回忆说：“因为他们老讲真善忍，我说，我看过耶稣圣经，耶稣说，他要打你左脸的时候，你把右脸送给他打，这是‘忍’的典范，对不对?我才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就说了你们几句你们不喜欢的话，你们如此劳师动众，天天到我家来辩论，我说，这就是真善忍吗?4月25号早上，—个都没有了。我们都奇怪为什么今天不来了，一打听，都到中南海去了。”

当年7月，中央宣布取缔法轮功时，何祚庥夫妇高兴极了。何祚庥没有想到，自己一篇短文招致法轮功组织的仇恨，导致围攻中南海事件的发生，也敲响了法轮功邪教的丧钟。“李洪志讲‘法轮功’不参与政治、不干预社会，那他们围中南海干什么?‘法轮功’说真、善、忍是修炼的宗旨，但他们动不动就聚集示威，这是要干什么?北京是什么地方，中南海是什么地方，这不明明是同党和政府作对吗?”

“法轮功”组织的“掌门人”李洪志仇恨何祚庥，把何祚庥视为眼中钉。然而可笑的是，这位自称“法力无边”的“李大师”，对肉体凡胎的何祚庥没有丝毫作用。何祚庥拿自己做例子揭露“法轮功”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最不怕‘大师’的外气了。外界有些人不是说，我被李洪志发功整趴下了吗?现在我往这儿一站，他的那个‘神话’就变成了鬼话，不攻自破!”

红色学子与中共大秀才共事

何祚庥祖籍安徽望江。清末民初何家是望江县“四大望族”之首。何祚庥说，1927年7月他在上海出生时，家道已经中落：“一些亲戚希望振兴何家，措施之一就是送我的父亲(何世杰)出国留学。他跑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了一个机械工程博士学位回来，没想到回国后两年，就得伤寒死了。”

1945年，18岁的何祚庥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何祚庥在上海交大学习期间，正值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席卷黄浦江两岸。何祚庥与当时的热血青年一样，时刻关注着时局的发展，经常就国共两党的政治主张、中国向何处去等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在这里，何祚庥有幸聆听了物理学大师周培源、彭桓武的教诲，为何祚庥以后在理论物理学领域作出卓著的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清华大学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使何祚庥如鱼得水。

入学的第3天，何祚庥遇到了南洋模范中学的老同学陈图南。陈图南是中共地下党员，早就调查清楚了何祚庥在交大的表现，所以在初次交谈中就直截了当地问他是否愿意参加民主青年同盟。何祚庥已经知道民主青年同盟是中共地下的外围组织，还佯装不知地问：“你们民主于年同盟是信奉新民主主义，还是信奉旧民主主义呀?”陈图南如实相告：“当然是信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于是，他很快就由陈图南介绍参加了民主青年同盟，即地下的共青团。

何祚庥在继续承担《新报》采访工作的同时，又花了不少时间发展“民青”组织，先后将《新报》的主要成员戚学毅、黄孝同等介绍入盟，再介绍入党。为防范国民党的破坏，他和《新报》的成员不得不利用夜深时分，用棉被遮住宿舍的窗户，分工进行抄写。由于课余时间主要用于革命活动，何祚庥的考试成绩有所下降。

1948年的1月，学校放寒假，地下党派何祚麻到解放区去学习，总结学生运动的经验。何祚庥一路乔装改扮，从北平坐火车到天津，经过封锁线，再坐马车，一天一夜到沧县，到沧县的城市工作部参加训练班。何祚庥说，这次学习是他一生非常重要的事件，当时学习毛泽东的一个报告《目前形势我们的任务》，说中国革命快要胜利了，在亚洲的东方出现将要出现一个新中国，中国革命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而且某种意义上说是世界的革命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何祚庥说他当时看了这些十分兴奋，“我们这代人有两个想不到，一个想不到中国革命会那么快地胜利，另一个想不到胜利以后搞建设还会那么困难，两个想不到，决定我们这些人的一生”。

1950年11月，中宣部在清华大学召开理论学习座谈会。“当年，中宣部理论宣传处副处长干光远回母校清华大学找在校学生座谈，调查研究学生当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情况，找一些学生党员开座谈。那个时候斯大林写了一篇文章，说语言学没有阶级性。按照这种观点，座谈会上我就问，是不是可以认为自然科学也是没有阶级性的。这个问题一问，于光远先生就看中我了，当时就把我的名字记下了。”于光远觉得何祚麻是一个思想敏锐、肯于思索又敢于袒露见解的青年，在他1951年毕业时，便把他要到了中宣部。何祚庥回忆说，当时中宣部在中南海办公，人才济济，部长陆定一，副部长胡乔木、陈伯达、周扬，处长当中也是名人一大堆，他掰着指头一个个数道：胡绳、熊复、林默涵、于光远、许力群、王会德、秦川。何祚庥说在这里他受到了多方面的锻练。

1953年，钱三强率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苏联，何祚庥随团同行。在列宁格勒，他又见到了当时的女友庆承瑞。重逢是愉快的，但两个年轻人并没有沉浸到卿卿我我的个人小天地中，他们谈话从来就没离开过专业。临别时，庆承瑞把她积攒的奖学金全部买成了国内买不到的物理书送给了何祚庥。这一别又是3年。

“不屈不挠”的伪科学“克星”

20世纪60年代初，何祚庥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实验、抽象和假说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等5篇文章，比较系统地探讨了有关科学方法论的问题。其中，最有影响、意义最深远的是1962年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论自然科学研究中有关实践标准的若干问题》。

这篇文章比1978年《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早16年。虽然它主要从自然科学角度立论，但却在我国思想战线上放射

着启蒙的光辉。1981年，意大利学者安娜·尼古利博士将此文和就此文展开的论战文章收入其专著《现代中国的科学和哲学——1960年至1966年间一场理论上的论战》。这篇文章还和何祚庥的相关文章一起被译成意大利文，在国外结集出版，英国著名的中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为该书撰写了序言。上世纪80年代，伪科学在我国盛行起来，这引起了何祚庥的重视。何祚麻说妻子庆承瑞不仅是他的生活伴侣，也是事业伙伴，在反伪科学斗争中还是战友。何祚庥说：“有人说我反对伪科学是管闲事，其实这闲事不闲。当伪科学沉渣泛起，危及政府和人民的时候，作为党员，作为科学院院士，我应当站出来，像工人做工农民种地一样，完全是分内的事。”

作为八、九两届全国政协委员，何祚庥还关注很多社会热点问题，像提高教职员工的待遇问题，提倡建设磁悬浮列车，提出“小汽车王国”不适合中国国情，倡议大力发展节能、环保的锂离子电池汽车等等，而且对于众说纷纭的“克隆人”，何祚庥也有自己的看法：“如果条件成熟，我愿意第一个被克隆，克隆出几个小何祚庥都没有问题。”

何祚庥的名字可以说广为人知。这些年来，他或通过媒体，或上书中央，反对气功、反对中医、反对轿车进入家庭，呼吁发展电动车、征收所得税、支持磁悬浮……其言论触及政治、经济、环保、医学、科技、教育、文化等众多领域。

1985～1986年，探测引力波的倡导者威伯曾用“二次量子化”的理论“严格”证明中微子对晶体的散射截面会随着晶体中的粒子数的增加而增加，甚至会达122N米之大的数量级!这是一个惊人的结论，引起了何祚庥的质疑：“如果这一现象是真实的话，那么早就应该在中子衍射的实验中被观测到。可是，有关中子衍射的实验进行了30年，却从未发现过这种反常的效应。”何祚庥的批评在粒子物理学界激起强烈的反响。尔后到上世纪90年代，华中理工大学的罗俊教授用精确的实验证明了威伯的论断是完全错误的。

“铁杆戏迷”竟是“双栖院士”

何祚庥关注过能源问题，并向国家环保总局“叫板”：“我要说点尖锐的话，环保总局的能源政策‘误国误民’，这我要反对。他们说自己权力太小了，要提升自己的规格，我认为他们不够格。”

何祚庥表示不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为什么要回应一下，因为他们没有道理”。对于一些评论说他什么领域都“掺和”，不过是沽名钓誉，他对此回应：“我做物理学，就不能参与其它领域吗?他们不知道我还有一个重要身份，我还是哲学家。哲学家就是能够辨别是非。我跟你讲，别看网上骂我的话那么多，其实就那么几个人颠来倒去换着身份骂我，就是一堆搞伪科学的人或者专门推行伪科学理念的人。我不生气，这是修养问题。冯友兰先生曾被批来批去，他说‘那么多文章批判我，说明我影响大’。”

谁也不曾想象，何祚麻还是位“铁杆戏迷”。在“两弹”研究的紧张岁月里，何祚庥和于敏、邓稼先这些“两弹”元勋也没忘记看戏，当时他就自封为“功勋观众”，而且练就了一手等退票的好功夫。“当年，我们住在郊区，没时间提前去买票。等京剧演出票不能在剧场门口等，我们在是电车车站上等，年轻时我还从来没有空手过。很小的时候，我母亲就抱着我经常看京剧，看大花脸。当然，现在京剧不景气了，主要是人才出了断层，也受到了当代文化的冲击。这是国粹呀，不能丢失!”有些失望的老人说完后不由一声叹息。

1956年的一天，南方的苏昆剧团在北京公演《十五贯》，何祚庥就买了一张票进了剧场，进去一看，空空荡荡，观众只有十几个人。当他和中宣部的一些领导看后，都认为是好戏，并建议中央领导也看。

当年，毛泽东先后两次看了昆曲《十五贯》，赞扬这出戏有现实意义。在探讨《十五贯》成就的座谈会上，周恩来做了近1个小时的发言，其结论是：“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后来，《十五贯》搬上银幕，全国争睹，并被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品译成6种外文在国外演出。

“京剧，是我的一大爱好。不只爱听，还爱琢磨它。我对京剧还算有些研究，写过几篇评论。这不，有书为证!”老人边说边拿出一个厚厚的本子。原来何祚庥在与他人合作下，将传统京剧《霍小玉》作了改编，使其更适合舞台表演，更具有现代京剧的特点。“中西方的戏剧艺术是非常不同的，但同时二者又存在着一定的共同之处。”何祚庥的思维很活跃，是跳跃式前进的，话语中不时闪烁着辩证法的光芒。

闻名国人的大“科星”何祚庥，与记者兴致勃勃谈论的是戏剧、是音乐，甚至是金庸的武侠小说，犹如邻家的—位普通长者。

老人虽然瘦小，但精神很好，举手投足之间充满着自信，处处表现出一个不凡的科学家与哲学家所具有的品质与作风。“我的生活很丰富，有许多老朋友，隔三岔五聚一聚。晚上我看的电视新闻频道多些，电视剧有一个问题就是期数太长，哪里有那么多时间守在电视机前。每天早晨和老伴儿去颐和园昆明湖散步，有时打打太极拳——即使是在北京‘非典’疫情十分严重的时候，我们依然没有间断。”他说，自己能够坚持不懈，在反伪上能一直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另一半”功不可没：“我们志同道合，她当年也参加地下党。我写的稿子都是给她看过的，她有时会提出修改意见。”多年来夫唱妇随，在反“伪科学”上，夫人是坚决的拥趸，几篇反“伪科学”的文章署名都有庆承瑞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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