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方法与性别
一九八三年，美国女遗传学家芭芭拉·麦克林托克(BarbaraMcClintock)在其八十一岁的高龄终于获得了该年度的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就在同一年，关于她的一本独具特色的传记《对生命有机体的情感：芭芭拉·麦克林托克的生平与工作》在美国出版，并很快成了畅销书。一九八七年，此书的中译本(名为《情有独钟》)也在国内问世，由三联书店出版。但其命运却远不如在大洋彼岸，一万五千册的印数，多年似乎一直没有售完，就在近来，在某些书店里偶尔还可见到。读书界对此书也几乎未见什么反响。当然，这与国内多年来科学家传记在某种程度上一直被冷落的局面不无关系，但恐怕也还有其它一些原因，导致了学术界对此书的忽视，这，就是对于近年来西方极为热门的女性主义研究的陌生。
这里谈到的女性主义(feminism)在国内多被译为“女权主义”。其实，就其历史发展来说，这种译法倒也不无道理。因为长久以来，作为社会政治运动的女权主义确实主要致力于使妇女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获得平等地位，并有广泛的影响。但大约近二十年以来，在西方，从这种源于社会政治运动的女权主义，派生出了作为更有学术意味的女性主义研究。其名称在英语中虽仍是一个词，但其含义却已大有变化，“权”的含义变得越来越淡化。
最初，女性主义的学术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像文学、艺术批评和历史之类的人文学科，但随着其研究的深入和扩展，科学也成了女性主义学者所关注的重要对象。相应地，女性主义对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和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研究也逐渐发展起来。在这当中，女性主义的科学批判又是核心中的核心，涉及的范围包括：平等研究(或者说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女性科学家)，对生物学的利用和滥用在种族主义、同性恋和性别歧视研究中的作用的考察，一种客观的、与价值无关的科学的可能性，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的文本来阅读的研究，以及女性主义的科学哲学，特别是认识论的研究，如此等等。不难理解，在这些研究领域当中，科学史的研究可以说是更为根本性的，是其它研究的基础。女性主义科学史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四类：一、对于在科学史中被遗忘了的妇女科学家的寻找；二、辨识在社会和科学的结构中阻碍妇女从事科学的障碍；三、考察科学怎样规定以及怎样错误地规定了妇女的本质；四、分析科学的男性本质，研究在科学的规范和方法中由性别而带来的扭曲。总之，女性主义科学史的研究，目前已成为西方科学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例如，在一九九三年由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编的一本关于在科学、保健和技术中妇女的历史研究的文献指南中，就收录有二千五百多部(篇)著作。
《情有独钟》一书，便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
随便翻开任何一本科学史，人们都会发现，其中所提到的科学家绝大多数是男性科学家。因而，最初女性主义的科学史也像女性主义的文学史及艺术史等学科一样，首先是致力于对以往在传统的历史中对女性“杰出人物”的发现，并恢复其应有的地位。然而，可以预料的是，尤其在像科学这样的领域中，如此“发掘”出来的女性科学家与男性科学家的数目相比仍将是比例极小的，而且对于像为什么妇女科学家人数如此之少的问题，仍没有明确的答案。更为重要的是，女性主义学者开始逐渐认识到，像以往这种研究实际上仍是传统的，只不过将研究的对象换成了妇女而已，所采取的还是一种以男性的标准作为衡量“杰出”的判据。它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种“补偿性的历史”，仍属于一种作为主流的“男性”科学史范畴。
在七十年代，美国的女性主义学者对于“社会性别”(gender)的概念引入，标志着女性主义学术研究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社会性别”，就是指在天然的生物性别(sex)的基础上，由社会、文化等等众多因素建构的一种性别。正如一位女性主义科学史家所说的：“……利用社会性别的概念，是更大的思想研究方法的一个方面，是一种比较的社会和文化史的形式。社会性别是重要的，因为它是一个基本的范畴，它表达了某些对人们有普遍重要性的东西，表达了人们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世界进行体验和提出理论的方式。”“……传统的编史学带有强烈的科学主义成分，……近来关于社会性别的研究有助于暴露这种科学主义，它为此领域提供了进一步的洞见，正是因为科学知识本身是相当核心地环绕着社会性别的。”从而，“社会性别可以出色地被证明是一种有力的工具，用来提供更有批判性的认识”。这样，尤其是在八十年代以后，女性主义科学史也开始大量采用社会性别的概念，并发现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存在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二分法，将理性与情感、心灵与自然、客观与主观、公众与私人、工作与家庭等等对立起来。这种二元的划分一直延续至今，并影响了我们的认识方式和科学。在一种隐喻的方式中，这一系列二元划分中的前者，往往与男性相联系，而后者则与女性相联系。探讨这些隐喻在科学理论和实践的实际发展中的作用，就成为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女性主义对科学史的各种研究中，近代科学的起源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重要课题。因为以往的科学史编史方法，是从内史发展到外史。内史的局限性自不必多讲，但传统的外史由于没有把社会性别的因素包括在内，没有留下足够的空间，以供考察在社会性别之间的社会联系对人们的观念和实践的影响，从而也是有缺陷的。而在库恩之后发展起来的对科学的社会研究，则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使人们能够用社会性别作为一种分析的范畴。
这样，在女性主义科学史家看来，传统的关于近代科学诞生的“标准”故事，实际上是一种“神话”。如果不注意在科学事业的价值、目标、理论和方法的形成中，以及在早期的科学话语里盛行的社会性别隐喻所起的作用，就不能恰当地理解近代科学的发展。例如，女性主义科学史家发现，在英国皇家学会建立前的某些争论就是颇为值得注意的。当时，自然哲学家们对于“新科学”之含义的看法并不一致，存在着在炼金术的哲学和机械论的哲学之间的争论。在炼金术的传统中，物质的自然充斥了精神，相应地，它要求心、脑、手的结合；与此相反，机械论的哲学寻求将物质与精神相分离。除了一般的意识形态之外，社会性别的意识形态也对在不同的科学观之间的竞争施加了选择压力。最终，机械论的哲学占了上风。一六六二年，皇家学会的建立，标志着近代科学的建制化。皇家学会的秘书奥尔登伯格就曾宣称，学会的意图，是“要宏扬一种男性的哲学……凭借这种哲学，男人的头脑可因坚实的真理而变得更尊贵”。因此，近代科学革命的出现对应于在男人和女人、公众和私人、工作和家庭之间越来越大的分化，近代科学也采纳了在心灵与自然、理性与情感、客观与主观之间更大的分化。理性和客观性的概念，以及要支配自然的意愿，支持了一种特殊的科学观，同时也支持了一种新的男性规定的建制。从培根、笛卡尔和新科学的时代开始，一种新的认识论被构造出来，强调一种“科学的方法”，这种方法把科学的东西等同于“真实”的知识，这种真实的知识的性质是抽象的、逻辑严格的、有穿透力的，被说成具有男性的性质，而那些被认为是女性的思维特征的直觉等方法，则被认为是不适当的。这样，科学被卷入了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神话的记忆，把客观性、理性和心灵归为男性的，把主观性、情感和自然归为女性的。而实际上，正如一些女性主义学者所指出的，客观性和主观性、理性和情感本是作为人类美德而共同具有的性质。也就是说，在近代科学的发展中，人类经验自身的这些方面因为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男性意识形态而被歪曲了。此外，与科学史关系亦相当密切的生态女性主义等研究中，对于伴随着近代科学的起源而在科学意识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机械论自然论，也被重新分析，并指出了在这种自然观中将自然作为人类控制和征服的对象而带来的严重的后果。
在了解了这些背景后，我们再来看《情有独钟》一书。
《情有独钟》一书的作者伊芙琳·福克斯·凯勒(EvelynFoxKel－ler)，是一位在女性主义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相当有影响的学者，现在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一九三六年，凯勒出生在美国一个贫困的俄裔犹太人移民家庭。当她还在纽约市的公立中学学习时，由于上大学的姐姐的偶然的介绍，凯勒迷上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并决心将来要作一个心理分析学家。后来，她哥哥又将她引入科学的世界，在昆斯学院学习了一年后，凯勒转入布兰迪斯大学，专业为物理学。一开始，她选择物理专业只是为了加强背景为未来进医学院学心理分析作准备。结果，在对物理的学习中，凯勒反而如鱼得水，并“爱上了理论物理学”。一九五七年，她又成功地申请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到哈佛大学攻读理论物理的研究生。在哈佛，人们曾问她，你难道不知道在哈佛没有一个女生成功地成为理论物理学家吗？的确，作为一名学习物理学的女性，她在那里感到十分孤立和不自在，在通过了口试之后，她甚至想放弃物理学。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结识了许多更加善意的生物学家。最终，她回到哈佛大学物理系，在一位正转向生物研究的教授的指导下，以关于分子生物学实验方面的论文在一九六三年得到了博士学位。
毕业后，凯勒回到纽约，在纽约大学的夜校教物理学，并从事一些数学生物学方面的研究。她关于数学生物学方面的一些论文，在其领域中甚至成为经典论文。但是，在作为一位科学家的身份和作为一位妇女的意识之间，她一直感到冲突。于是，虽然她仍然热爱科学，但却越来越转向哲学，并逐渐停止了科学的实践。一九七四年，凯勒在纽约州立大学开始教授妇女研究的课程，从此正式开始了她作为在另一个不同领域的研究者的生涯。除了大量的文章和《情有独钟》这本书之外，她的另外两本文集，《对社会性别与科学的反思》(一九八五)和《生的秘密，死的秘密：论语言、社会性别与科学》(一九九二)，在女性主义对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研究领域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九七七年，凯勒发表了一篇题为“在物理学中一位妇女的反常”的文章，试图以此驱除在研究生期间的痛苦经历。文章发表后，一位读者向她建议，应写写麦克林托克这位科学家。一开始，凯勒觉得这是一篇短文的好题目，但在与麦克林托克的首次谈话后，她便意识到这是一个极为迷人的故事，远非一篇短文所能容纳的。于是，最后的产品，便是这本《情有独钟》。如前所述，凯勒本人曾受过正规的物理学教育，对于像在物理学这种最典型的精密科学中所体现的科学方法，自会有深切的认识，这也正是给她思想带来冲突的重要来源，而且，在分子生物学中的实践使她具备了必要的科学知识储备，最为重要的，当然还是作为一位女性主义学者的特有视角。所有这一切，使得凯勒可以得心应手地处理这样一种特殊的题材。
《情有独钟》一书可以说是一本标准的科学史传记，它是对美国女遗传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麦克林托克的案例研究。麦克林托克长期致力于玉米细胞遗传学的研究，在五十年代初发现了在玉米染色体中遗传因子的“转座”，但这一重要的发现却长期因不为遗传学家共同体所理解而被忽视。直到三十年后，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对基因转座的重新发现，才使麦克林托克的工作的重要性得到广泛的承认。她最终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奖。
基于对麦克林托克的大量访谈，在对其生平、工作、遭遇和科学背景的历史考察中，凯勒要展示的，是一位女性遗传学家以其独特的、与主流科学不同的方式来进行研究的故事。这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涉及与社会性别相关的观察和体验方式等一系列问题。从凯勒的视角来看，在麦克林托克的研究工作中，主体与客体，或者观察者与被观察对象不再截然分开，因为麦克林托克强调人们必须有时间去看，去“倾听”材料的说话，她强调对生命有机体的“情感”。例如，在对植物的遗传物质——小小的染色体进行观察时，麦克林托克这样说：“我发现我研究染色体的时间越长，它们就越大。当我真正同染色体在一起工作时，我就成为它们其中的一员了。我钻了进来。我成为体系的一部分。我跟它们在一起，它们就变大了。我甚至能够看到染色体的内部——实际上每一部分都在那儿。那使我惊诧不已，因为我真的感到好像我已钻了进去。这些染色体全是我的朋友。”由于这种了解，这种体验，她的同事曾评论说，她几乎能够为她所研究的每一棵植物写“传记”。
可以说，正是这种情感(而不是对自然的“控制”和“支配”)扩展了她的想象力：“凡是你能想象得出的任何事情，你都能够发现”，以至于，“每次在草地上散步时，我都感到很抱歉，因为我知道小草正冲着我尖叫。”而这种对情感、对直觉、对和谐的理解力的强调，恰恰和标准的科学规则中要求的理性与情感、心灵与自然的分离相反。凯勒认为，这种方法上的差异，才是遗传学共同体排斥麦克林托克的真正原因，使得麦克林托克的支持者们直到今天也几乎没有真正理解她所说的内容。
在《情有独钟》这本传记中，与该作者的其它著作明显不同的是，凯勒几乎没有使用女性主义惯用的术语，她所真正要向读者表述的观点，只是散布在全书的字里行间。因此，对于我国不太了解其背景的读者，便很容易将此书当作一本普通的科学家传记来看待，不同之处仅在于传记的主人公是一位特殊的女性而已。例如，此书中译本的译名《情有独钟》虽然颇显文采，却没有完整、准确地转达出原书名的深刻含义。而且，在该书中译本的序中，有这样一段话：“确实麦克林托克是有‘情’的，她的‘情’，正如本书的书名所告诉我们的那样，是‘钟’于遗传学，‘钟’于科学事业。她把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荣誉，都献给了她所‘钟情’的自然科学了。”显然，这里对“情有独钟”中之“情”与“钟”的解释，表现出了对此书的一种误解。因为原书名中的“情”(或“情感”)，是在传统中将理性与情感相对立的意义并与不同性别相联系的背景下，通过强调后者在麦克林托克工作中的重要性，来体现作者之女性主义蕴意的。
其实，不仅仅是在中国，就连在西方，凯勒也承认人们对此书会有误读。因为她要讲的并不是一个关于孤独的先驱者的故事，她要讲的是科学方法的多样性和差异，是一个反叛的妇女反对传统的科学和传统的社会性别意识形态的故事。麦克林托克并不否认现有的标准科学方法为我们提供了有用和正确的关系，但认为它们还不是真理的全部，也决不是获得知识的唯一途径，她相信还有其它正确的方法可以用于认识自然。而她所采用的那些方法，则正是历史上在对“男性”的命名中从科学中被排斥出去的。
误读仅仅是一个方面。在西方，像凯勒这种可算作是后现代主义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研究之一支的女性主义研究，在变得“热”起来的同时，自然也对之存在有不同的、有时甚至很激烈的反对意见。例如，有一位科学史家就曾评论说：像麦克林托克这种例子，在科学史上是经常发生的事，因为当时人们对某些其它领域可能更感兴趣，而她本人也并非像凯勒所说的那样，倒是属于那种古老的、值得尊重的、与乖僻的个性相联系的科学天才的传统。在实际从事科学工作的科学家(尤其是众多的女性科学家)当中，对女性主义的许多研究也多是持保留或明确反对的态度，耐人寻味的是，当凯勒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她与麦克林托克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当工作接近尾声，她将最初的草稿寄给对方后，麦克林托克便再无回应了。此书出版后，麦克林托克又活了九年的时间，但在此期间，她却总是否认自己曾读过这本关于她本人的传记！因而有人评论说，正是由于此书太令人不安了，所以连麦克林托克自己也不能正视它。
但是，无论如何，凯勒所写的这本独特的传记，毕竟是女性主义科学史家标准的研究成果，对于像麦克林托克这样不多见的典型的人物及其特色鲜明、与众不同的工作方法，经过凯勒的强调和分析，也给了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观点以重要的“支持”。正因为如此，凯勒的这部以传记形式来研究在不同类型的科学实践中的差异的著作，在各类的女性主义研究乃至非女性主义的研究中，被广泛的引用，成了一部女性主义科学史的经典之作。正像麻省理工学院妇女研究专家佩里(RuthPerry)所说的那样，现在已不可能撰写科学史而不考虑社会性别问题，也不可能撰写社会性别与科学而不引用凯勒。同意或不同意其观点，这当然是每一位读者自己的事，但对于了解西方女性主义科学史的研究，或更一般地了解女性主义的研究，《情有独钟》这本代表作却是不可忽视的。
(《AFeelingForTheOrganism》《情有独钟》［美］伊芙琳·凯勒著，赵台安、赵振尧译，三联书店一九八七年六月版，1.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