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江苏药学团体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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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国时期，西药不断传入并得到国人的认可，对传统中药造成了巨大冲击。在中西医激烈碰撞的背景下，传统中药学术界人士尝试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药，中药的学术团体及学术期刊相继产生，使中药学得到不断发展与创新。本文主要梳理了民国时期江苏地区药学团体的发展概况，重点分析了中国药学会南京分会、南京医药联合研究会、医药研究社及南京药学讲习所对中药学发展做出的贡献，进而探讨了近代中药学的学术发展路径。
关键词：民国;江苏;药学;团体;学术
DOI： 10.3969/j.issn.2095-5707.2019.05.014
中图分类号：R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07（2019）05-0055-05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estern medicine was continuously introduced and recognized by the Chinese people， which had a great impact on TC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ierce collision between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TCM academics tried to study TCM with modern scientific methods. Academic groups and academic journals of TCM emerged one after another， and the science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developed and innovated continuously. This article mainly sorted out the development overview of pharmaceutical organizations in Jiangsu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n analyzed the contribution of Nanjing Branch of Chinese Pharmaceutical Association， Nanjing Pharmaceutical Joint Research Association，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Institute and Nanjing Pharmaceutical Instit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and then explored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path of modern science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Key words： Republic of China; Jiangsu; pharmacy; groups; academy
民國时期的药学团体在当时的学术发展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他们通过创办专业期刊，举办学术年会等一系列活动，促进中药学术交流，特别是分享最新中药研究成果，使中药科学化进程逐步加快。在药学团体不断发展壮大的基础上，在培养中药人才方面展开积极探索，从早期在医学院校开设中药课程，到创办培养中药专业人才的专门学校，中药学实现了中药教育模式的现代化转变。在民国这一
特殊历史时期，江苏地区的药学团体与其他地区的药学团体一起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探索与抗争，为中医药的生存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1 民国时期江苏药学团体发展的历史背景
据《后汉书·百官志》记载，“太医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诸医。药丞、方丞各一人。本注曰：药丞主药。方丞主药方”[1]。其中“药丞”即指药师，主管药物;“方丞”指医师，负责开方。中国古代社会的药学教育，一直从属于医学教育，由太医院掌管，未明确与医学分开，而统一教之。直至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袁世凯在天津设北洋军医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改名为陆军医学堂，内设医、药两科，是目前药学教育独立于医学、自成独立的教育科目的最早记载，中药的发展在近代中国经历了曲折艰难的历程。
民国时期，西方列强侵略中国，西方医学思想随之渗透而来，从根本上动摇了几千年来传统医学思想的根基。从中西方药物交流的角度来看，鸦片战争以前，西方药物传入中国的种类不多，据范行准《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卷五统计共有19种[2]。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传教士们在中国开设西医诊所、医院以及创办西医学校，大量西药厂与西药房在中国开始蓬勃发展。在西药被广泛接受的历史背景下，中药学的发展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917年，日本留学归来的余云岫发表了论著《灵素商兑》，在“引说第一”篇中道：“是故吾国之药物容有良品，处方亦容有奇验者，四千余年来之经验，诚有不可厚非，而无如其学说理论，则大谬而无有一节可以为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循旧医之道，吾国医学永无光明之日。虽欲保之，将奈之何哉？”[3]余云岫“废医存药”之说，立刻引起了学界的论争。中医界人士为中医之生存提出了变革图新的口号——“科学化”，中医药走向了中西医汇通的变革之路。在此期间，中医药的研究重点是放在古药古方为今所用，突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他们尽量结合西医药的研究成果对古方药的临床功效进行必要的解释和贯通。医药界的有识之士创办学会、申办报刊，为中医药界人士提供交流的阵地。
2 民国时期江苏药学团体的发展概况
民国时期，学术团体主要以医学团体为主，药学团体多为医药结合，药学期刊也多为医药结合（见表1、表2）。
江苏地区中药学会及药学团体总体呈现数量众多、分布广泛、但不均衡、成立时间相对集中的特点[4]。据现有资料可考，民国时期江苏地区的中医药学会及学术团体有44个，江苏地区的主要中医药期刊42种。1916年1月，南京医药联合研究会的《医药卫生通俗报》创刊;同年，王慎轩于苏州创刊《医药卫生报》。1922年创办的武进医药研究所，于1929年改名武进中医学会。同时期，江苏地区的中药学会发展比较突出，出现了专门的药学期刊《中国药学》。《中国药学》创刊于1931年1月，由苏州李爱人主编，1937年7月停刊，共出版7期。药学团体及其期刊是在药学学科不断发展中产生的，在探索中药的发展道路、传播中药知识、培养中药人才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3 民国时期江苏中药学会的学术价值
3.1 中国药学会南京分会
据刘步青撰《中华民国药学会略史》称：“本会创始于前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由留日药学同志王焕文、伍晟、曾贞、胡晴崖、鲍嵘等发起，成立于日本之东京，凡东京及附近之学药同志均到会参加。”[5]中华药学会成立大会于东京水道明乐园举行，并于1908年秋在日本东京神田区水道桥明乐园（中菜馆）召开第一届年会。此次会议选举王焕文为会长，伍晟为总干事，赵燏黄为书记，与会代表分别来自江西、江苏、浙江、广东、四川、山东、湖南、河南8个省。中华药学会几度更名，至1942年抗日战争时期，于重庆重新组织学会，确立名称为“中国药学会”，沿用至今。
1909-1948年期间，中国药学会共召开了12次大会，成立了多个分会，南京分会是中国药学会第一个地方分会。1929年10月6日中华药学会第六届年会在上海同德医学专门学校召开，会议决议在南京设立分会，并报经当时国民政府内政部、教育部、卫生部备案认可。1930年7月14日，中华药学会南京分会正式成立，会址设在松涛巷21号。推选出陈璞、於达望等人组成理事会。南京分会成立后，积极组织药学学术活动，开展药学交流和临床药学研究，普及药学知识，提供政策咨询和建议服务。1936年9月26-28日，中华药学会第八届年会在南京中华路青年会召开[6]，筹备处设在淮海路南京药学讲习所，孟目的、陈璞分别担任正副主任。会议收到提案17件，主要围绕着教育、药学管理、国药调查、学会工作等问题，这些提案对药学工作及学会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南京分会的积极参与，为药学学术研究提供了交流的空间，大会论文体现出当时药学研究的热点和发展趋势，如赵燏黄先生的文章《祁州药材初步观察：菊科及川续断科之生药的研究》。赵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生药学家，曾先后在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工作，对甘草、黄芪及祁州药材进行过生药学的研究，该篇论文是赵先生实地考察我国传统药物的优秀范例。1948年，中国药学会第12届年会在南京丁家桥国立药专（即今中国药科大学前身）举行，会址为秣陵路秣陵新村75号。理事长孟目的，顾问陈璞。出席会议代表200余人，收到论文80余篇。药学团体成为学术交流的主要力量，广泛的学术交流促进药学向专深的方向发展。
另外，南京分会于1936年创办《药友》月刊，共刊行2卷8期，1937年8月停刊。《药友》主要刊登言论、专篇、会员动态等，对于传播医药消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总而言之，学术团体与专业期刊为近代药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组织和制度保障，促进了学术研究向专业化发展。南京分会成立后，积极推进药学教育，培养药学专门人才。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南京建立药学专科学校，设有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药用植物学、制药化学、生药学、细菌学等课程，培养一批医药人才，对促进我国药学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3.2 南京医药联合研究会
1912年3月，南京医学（中医）会成立，该会是南京最早的醫学学术团体。1915年，该会与药业联合，更名为南京医药联合研究会。南京医药联合会的宗旨是“对内以交换学识，免去倾轧，对外则代表全体，以与警察厅及其他外界相接洽。凡事涉全体，皆为该会所处理，其组织法以个人为单位，凡南京医生及药店店主皆得为该会会员”[7]。该会设正、副会长各1人，庶务1人，文牍1人，交函索1人，皆为名誉职，不支薪水。会长须经大会用无记名投票法选举，任期1年，可以连任。庶务等职员皆由会长指定。正、副会长“皆为年高德众学问渊博者”。医生的入会条件为“经从师三年，并曾经其师特许悬牌者”。入会办法为“须经会员四人以上为之介绍，并经大会通过”[7]。会员无须缴纳会费，仅需每月量力捐助，其捐款自1角至1元，多捐不限。南京医药联合会要求入会会员“皆当互相扶助”，遇到疑难疾症时可随时在学会提出，然后由会长指定若干专家调研此症，并将研究报告在研究会创办的《医学联合会月刊》上发表。研究会还要求“如遇特别情形，并得随时开会讨论”[7]。
南京医药联合会成立后，开办了东城医院、西城医院、南城医院和北城（利济）医院等“四城医院”。四家医院分布在南京城区的4个方向，蕴含着济世活人、方便病患的寓意，而且四城医院的医务由会员承担，会员责无旁贷地承担主诊的重任。从1920年起，南京医药联合会还与南京警察厅合办夏季施诊施药事宜。由会长在东、西、南、北、中五区指定医生若干人，药店若干家，负责义诊事宜，只收号金，药资减收三成，警察厅担任七成云[7]。随着南京医药联合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南京中医药一度繁荣，1922年南京中医从业人员发展到503人，其中招贴（挂牌）者397人，无招贴（未挂牌）者106人。1916年，南京医药联合研究会创刊《医药卫生通俗报》，该刊于1926年12月停刊，共出100期。《医药卫生通俗报》聘请郭受天为主编，在刊物上不定期地发表言论，坚持中医药发展的学术道路。
3.3 医药研究社
汪济良，淮安名医，抗战爆发后，于南京江宁东山镇裕康国药店悬壶应诊。后与行医南京的同乡张德裕等组织医药研究社，并决定办刊宣扬国医。1946年，他们在江宁县政府助理秘书王鼎的支持下，很快获得内政部颁发的办刊登记证，刊物定名为《医药研究月刊》。驻南京的全国中医师公会联合会与汪济良商议，双方同意合作办刊。由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邀请著名中医施今墨任董事长，联合会理事长郑曼青、秘书长覃勤任副董事长，陈有仁、丁济万、张简斋、赖少魂、叶桔泉、任应秋等20多位名医为董事。刊物还特地配合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倡导的中医革新运动，将第2辑做成宣传该运动的专辑。中央国医馆和全国中医师公会联合会向各省市县中医师公会推荐《医药研究月刊》，使该刊成为当时热门的刊物，每期印数由3000份上升到8000份，长期订户也有3400多份[8]。
《医药研究月刊》出版年余，在国内已稍有声誉，1947年6月，名气大增的医药研究社又创设中华国医专修学院函授部，每月交寄邮件超过3000公斤，收取汇款数万元。为了培养更多的中医人才，向全国各地招收学员，在极短时间内，报名参加者200余人。由汪济良、张德培、王健夫等分别编写函授讲义，由东山镇誊印社负责油印后交付邮局寄发各地。1947年7月，受到当局币制改革的影响，《医药研究月刊》的经济陷入了困境，勉强维持到1948年3月，不得已停办。医药研究社社长汪济良先生为了宣传中医药，培养中医药人才，编印了《中医师手册》，印发3000余册。医药研究社及《医药研究月刊》在传播中医药与培养中医药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4 南京药学讲习所
中国药学会南京分会创办的南京药学讲习所成立于1931年，校址位于南京文昌巷，学校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首任董事长陈璞任所长。学校呈报南京市社会局、教育局备案，同年9月首次开设药剂专业班。入学资格须初中毕业或在药房练习调剂2年以上，并参加国文、英文、数学、物理和化学等科目的考试。教职员有董事长陈璞，董事於达望、潘经、林公际、朱衫青、周永祜，所长朱国斌，教务长邱秉铨，化学教师赵世普，分析化学教师吴守忠，制剂学教师诚宗，调剂学教师李玉池，植物学及生药学教师吴其尹，药品鉴定学教师陈璞，英文教师于恩德，制药化学教师朱国斌。
第一期学生于1931年10月开始授课，教材均参考英、德等国药剂专业书籍编印讲义讲授，并通过化学分析、药品检查、调剂、制剂等内容的实习，再派往中央医院、鼓楼医院及市立医院药房进行毕业实习，专习配方。翌年7月毕业。1932年第二期招生，改租红花地陆军军医同学会为校址。至抗日战争爆发暂时停办，有6期学生毕业。1943年，在南京的原校董事会成员与在重庆的校董函商，租用城南李府巷9号，组织招生、复课，至1945年8月又有2期学生毕业，累计有8期毕业生402名。期间，先后由陈璞、潘经、朱国斌、赵世普任所长。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建南京药学讲习所董事会，陈璞继续任所长，1946年呈报南京市社会局、教育局备案，至1949年在校生有80名左右。1950年由中国药学会南京分会，会同南京新药业公会、药剂生公会及店员公会，继续承办药学讲习所，改称南京药剂生讲习所[9]。南京药学讲习所在培养中药人才、中药教育模式方面展开积极探索，从早期学会、讲习所及医学院校开设中药课程，发展成为培养中药专业人才的专门学校。南京药学讲习所为中医药人才培养与中医药的生存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促进了中药中等教育的发展。
4 小结
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近代社会，中药界的有识之士为了振兴、发展和促进中药学术，相继成立了一些药学团体，并在学术团体之下创办专业期刊、报纸，以期达到凝聚中西药学力量、开展学术交流、深入普及药学知识之目的。民国时期，江苏地区的药学团体与西方现代科学相结合，转变教育模式，創新发展中药学科，在普及中药知识与弘扬中药文化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范晔.后汉书·百官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5：3589.
[2] 范行准.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
[3] 余岩.余云岫中医研究与批判[M].祖述宪，编注.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28.
[4] 邵怡，高雨，房玉玲.论民国时期江苏地区中医学会的学术价值[J].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2016，40（5）：48-51.
[5] 刘步青.中华民国药学会略史[J].中华药学杂志，1936（1）：79.
[6] 薛愚.中国药学会史略（1907-1986）[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1987：7.
[7] 经济讨论处编.南京医药之行会[J].中外经济周刊，1925（115）：18.
[8] 江宁县卫生志编纂组.江宁县卫生志[Z].南京：南京出版社，1989： 203.
[9]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苏省志医药志[Z].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451.
（收稿日期：2019-03-11）
（修回日期：2019-04-10;编辑：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