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人到中年》拍摄之争
小说《人到中年》被多家电影厂看好
著名女作家谌容创作的小说《人到中年》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并被多家电影厂看好，纷纷和她谈改编拍片事宜。
1980年4月，我见到了谌容，得知几个电影厂都认为这部小说的“调子比较灰”而不敢把它搬上银幕。她说：“很欣赏腾文骥，希望由西影厂来拍。腾文骥也很喜欢这部小说，但西影厂还没有表态。”我说：“能不能给长影?”她迟疑了一下说：“我还是喜欢腾文骥。”我说：“如果你把拍摄权给长影，可以请腾文骥做导演。”
我向正在北京开会的总编室主任老韦汇报，他很坚决地说：“不行。这个小说调子那么灰，已有文章说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你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当时，我却认为是这部小说超前提出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它反映的主题和所塑造的人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典型意义。当导演孙羽给我来电话，催问剧本《绿色钱包》的创作进展，我问他，《人到中年》想不想拍?他说：“我喜欢没有用，听说上海厂要拍。”我说：“现在小说落到哪个厂还不一定，你要是想拍的话。就跑步去找苏云厂长。问咱们厂想不想拍。我等你的电报。”
第二天早上，电报如期而至。全文：“长影同意将小说《人到中年》拍成电影，望将结尾搞得再昂扬一些。”我立即拨通谌容电话，将电报内容念给她听。她吃惊地说：“你们厂的反应也太快了，已经打电话问西影厂的态度了，让我再等一个星期。”我骄傲地说：“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嘛，传统作风就是雷厉风行。”
回厂后，苏云见我就问：剧本带回来了?我说：哪个本?他说：《人到中年》。我说：厂长，这个事还挂着呢!苏云着急地说：“你赶快给她发电报，把我们的态度再表明一下。”我立即起草了电报：我厂决定将《人到中年》搬上银幕，并将用最强的创作力量精心摄制，望将小说交长影拍摄。一周后，我收到谌容的来信：长影的热情与作风使我深受感动，拙作《人到中年》蒙贵厂厚爱，我不给贵厂又能给谁呢?《人到中年》的摄制权终于花落长影。
《人到中年》遭遇缓拍
谁也没想到，长影准备投拍《人到中年》的消息竟然惊动了相关部门和领导。吉林省当时主管文教的书记问厂领导：“听说你们厂打算拍第二部《苦恋》?”电影局的领导更直接发来指示，要拍《人到中年》可以，但是必须进行三个方面的重大修改：一是未来的影片里不要提房子问题；二是不要表现某某人出国的问题；三是不要刻画“马列主义老太太”。如果按这三条意见修改剧本，那还叫《人到中年》吗?我和孙羽都坚决反对按这三条意见修改。
当时，中央下发的30号文件，其核心是关于在文艺作品中不宜过多地表现“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于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压力自上而下，因为把《人到中年》与《苦恋》视为同一性质的问题，这就非同小可了。从那个年代过来的电影人都知道，《苦恋》的问题是“政治问题”，而且是被邓小平点了名的。于是，厂里决定《人到中年》“缓拍”。 为此，厂领导苏云、纪叶特意到北京向谌容解释了“缓拍”的原因，谌容也表示理解。
《人到中年》拍摄权重归长影
很快，谌容就把稿费退给长影。一天，厂长苏云命令我带着稿费找谌容把小说再“抢回来”。我说：“对不起厂长，作为责任编辑我的任务已经超额完成了。拍摄权不是我丢的。”苏云说：“你的任务没有完成，捡回来才算完成。”
一到北京，我直奔谌容家，可接待我的却是两个孩子，他们不知道母亲去哪儿了。此行我真有些心灰意冷。于是，我拨通了浩然的电话，浩然对我来北京十分高兴。问我干啥来了。我说：“找谌容。”他笑道：“她在广州东方饭店802号房间。”我问他怎么知道得如此详细。他说：“花城出版社的总编请北京的几个作家吃饭，约他们到广州去写东西。我因为北京有事，暂时没去。”
我立即拨通了谌容的电话，她问我有事吗?我说：“把《人到中年》的稿费带回来了，我们厂还要拍摄。”她说：“已经跟你们厂没关系了。”我说：“我们厂为了筹备这个戏，已经花了13万元，达式常也一直在等着。”她不高兴地问：“你这是什么意思?是让我赔你们厂13万元?”我说：“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没有停拍，而是缓拍。”我苦口婆心地请求，她也没有回心转意。
老朋友马精武接到我的电话就说：“你又到北京干什么来了?”我说我来争取《人到中年》剧本的拍摄权。马精武说：“《人到中年》现在电影学院的青年厂。”我说了这个本子我们已经筹备了一年多了。他说：听说我们学院党委对这个小说“不感冒”，认为它调子太灰。我说：“我怎么能找到你们学院领导?”“我们学院明天在民族文化宫有活动，张书记肯定去，但你千万别说是我告诉你的。”马精武再三嘱咐我。
当我向苏云做汇报时，他一听谌容在广州，便命令我立即飞广州。我说：“已经在电话中跟她谈了半个小时，又发了传真。”他说：“当面谈是我们对作者的尊重。”我说：我想打迂回战。从外围解决问题。因剧本在电影学院，我准备找学院党委书记谈谈。苏云同意我的想法，并说关于剧本问题可以随时向他汇报。
第二天，在民族文化宫门口，我向张书记做了自我介绍并说明了目的。他说：“这个剧本我们认为调子太灰，不适合拍摄。”我问剧本是怎么到电影学院的，张书记说：“是荒煤同志给我们的。”我把情况向苏云汇报后，他让我去找陈荒煤。我说应该去电影局。理由是电影局还没有否定我们厂呈报的《人到中年》题材规划，应让电影局表态。我找了时任电影局局长的丁矫。他听完事情的经过，又说：“这个事情与电影局无关。”我说：“怎么无关呢?《人到中年》是长影呈报的创作题材，电影局也没有下文说不让长影投拍，如果以后有两个《人到中年》可不能怪我们厂。”他说：“可千万别这样，前年出来两个《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我们电影局做了一年检讨还没完呢，你们可千万别再来一次，否则我们就没法向荒煤同志交待啦。”
看到这种情况我灵机一动地说：“长影党委为了拍摄《人到中年》的事曾作出三点决议。第一、电影局没有下文让长影停拍《人到中年》，那我们厂就照拍不误；第二、长影为筹备《人到中年》已经花了13万元，如果电影局不让长影拍，那么电影局赔偿我们厂13万元，电影局如果不管而青年厂拍了，就让青年厂赔偿；第三、希望电影局出面协调长影与作者谌容的关系。”丁矫说：“电影局是个穷局，哪有钱赔你们哪?”我说：“这我不管。总不能让我们厂赔吧?”他说：“作者不给你们本子，我们可管不着。你们问荒煤同志吧，是他把剧本推荐给电影学院的。”
随后，我向苏云汇报组稿情况时，先检讨了自己以党委的名义做
的“三点决议”以及与丁矫谈话的情况，请他批评。苏云说：“你这三点决议做得好，你去找陈荒煤务必把《人到中年》从电影学院手里抢回来。”我说：“丁矫肯定已经向荒煤汇报了，我去和不去的效果是一样的，不如打电话询问结果。”
我拨通了荒煤家的电话。说明了我的身份。荒煤说：“丁矫跟我说了剧本情况，现在是谌容不给你们厂，跟我们没有关系呀。”我忙说：“我知道是你把《人到中年》给电影学院的，你是电影界的老领导了。手心手背都是肉，不能这样对待长影啊。”荒煤说：“你们厂不投拍了，作者也把稿费退给你们了。”我说：“我们厂从来也没有说不拍，我们只是‘缓拍’。我们认真学习了中央30号文件，认为《人到中年》不违背文件精神，所以决定还要投拍。作者把稿费退回来可能是出于误会，我又把稿费给她带来了。”荒煤听后长时间没有言语，最后他说：“过两天开全国电影创作会议。苏云同志来不来?”我说：“他肯定来。”荒煤说：“等他来了，我跟他协调。”
三天后。苏云到达北京。五天后，《人到中年》的拍摄权重归长影。
片尾留下的遗憾
很快，影片《人到中年》在长影开拍。影片尚未拍完，电影局局长丁矫便催促一定要作为1982年的影片完成。摄制组日以继夜地工作，年底终于完成了全部工作。送审的导演还没有回厂，电影局便向长影发来贺喜电报，高度评价影片《人到中年》是一部优秀影片。
后来，陈荒煤找导演孙羽谈话说：“这部影片的结尾不行，必须补上陆文婷病愈出院的结尾。”孙羽说：“贴尾巴干啥，现在这么着不是挺好吗?这是艺术，留下空白不是更好吗?”荒煤说：“你们想不想得奖?要想得奖就必须补拍结尾。”孙羽说：“现在已是冰天雪地。”荒煤说：“在棚里搭景嘛。”
事后，孙羽跟我说，荒煤让他立即飞回长春，补镜头。他问我：两个结尾都拍了，加哪个?我说：加小轿车接陆文婷的那个，肯定挨骂。但是骂也不是骂咱们。因为没有“尾巴”的片子大家都看到了，加上“尾巴”谁都会明白是咱们遇到了压力。孙羽同意我的建议。当会议代表第二遍看“修改后”的《人到中年》，对这个“光明的尾巴”，许多代表深感遗憾，认为极大地削弱了这部影片的艺术震撼力，有人开玩笑说：“接陆文婷出院的轿车是谁的呀?是陈荒煤的吧?”
影片《人到中年》不负众望，获得了中国电影家协会“金鸡奖”、《大众电影》“百花奖”、文化部“优秀影片奖”(即“政府奖”)等一系列大奖，在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为中国影坛带来了一缕春风。
(摘自《现代交际》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