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环旗下的新闻大战（报告文学）

连线采访七届奥运会的体育记者

坐在我面前的这个戴眼镜的北方汉子是中国新闻界唯一一位连续现场采访过七届奥运会的文字记者。他文质彬彬、语言简洁、性格沉稳、富有定力。他就是新华社体育部主任、国际奥委会新闻委员会委员、国际田联新闻委员会委员、国际排联新闻委员会委员、中国体育记者协会副主席高殿民。

中国进军奥运会的道路荆棘丛生

1954年，高殿民出生在河北省深泽县。1974年秋天，他幸运地考取了大连外国语学院英文专业。老虎滩的狂风吹拂着他，渤海湾的海浪拍打着他，聪慧加勤奋使他如虎添翼，从一个不谙世事的青年成长为一个品学兼优的高才生。1977年11月，23岁的高殿民大学毕业分配到新华社体育部工作。从此开始了他的体育记者生涯，至今已经整整30年了。

1983年，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应邀出席在上海举行的全运会。他给中国做工作，希望中国参加1984年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第23届奥运会。并许诺如果中国运动员夺得金牌，他一定亲自给中国运动员发奖。

中国进军奥运会的道路充满了坎坷，解放前就不赘述了，解放后1952年，第15届奥运会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由于国际奥委会中个别领导人对新中国抱敌视态度，邀请中国参加奥运会的决定延迟到开幕前一天才发出。当中国体育代表团收到邀请函时，离比赛时间只有不到一天时间。周恩来一锤定音：“你们只要把五星红旗带到赫尔辛基运动场上，新中国运动员去了奥运会，就是胜利!”

于是，新中国临时组建了一支由篮球队、足球队和一名游泳运动员共40多人组成的体育代表团火速飞往芬兰。到达赫尔辛基运动场时，已经是比赛当天的下午，除了游泳比赛外，其他比赛都已开始，很多人错过了比赛时间。荣高棠说：“虽然我们来迟了，但我们终于来到了!我们带来的是和平和友谊。”

当时，中国还没有成立国家体委，何振梁是作为全国总工会下属的一个外事机构的翻译参加了奥运会。当时，中国人的体育实力与西方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中国人在这届奥运会上悄无声息。

1956年，第16届奥运会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陈镜开、郑凤荣、年维泗等近百名优秀运动员整装待发，可国际奥委会一方面承认中国大陆运动员以中国的身份出席，一方面同意台湾运动员以“中华民国”的身份参赛，造成了“两个中国”的事实。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中国被迫与国际奥委会中断联系，离开了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的怀抱。世界友好人士疾呼：“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不能参加奥运会，有悖于奥林匹克精神。”

1979年，国际奥委会在日本名古屋召开会议。经大会投票表决，决定将“中华民国”奥委会改成中国台北奥委会。中国台北奥委会的会徽、会旗、会歌由国际奥委会批准。中国大陆终于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这本来是件好事，可是风云滚滚来天半，第二年苏联的坦克就践踏着阿富汗美丽的国土。中国同情穷朋友兼邻居阿富汗，以不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第22届夏季奥运会的行动，来抗议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

体育被政治所左右，使多少风华正茂的运动员丧失了最佳运动机遇!1980年，中国参加了在美国盐湖城举行的冬季奥运会。经过28年的隔绝之后，中国运动员终于回到了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的怀抱。

1984年，第23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中国派出了一支由300多名运动员、教练员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了除足球、曲棍球、拳击、马术、现代五项以外的其余16个大项的比赛。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全面参加奥运会，中国台北奥委会也派出了67名运动员参加了田径、游泳、举重等项目的比赛。这是海峡两岸的运动员首次在奥运会上相聚。富有戏剧性的是：当中国台北的运动员步入开幕式会场时，由于东道主的疏忽，伴随着他们入场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音乐。

当中国奥委会首次重返夏季奥运会的时候，国际奥委会向中国下发了40多个记者采访名额，新华社幸运地拿到了30个，《人民日报》以及北京、上海、广州等媒体也得到了少量的采访记者名额。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是李梦华，顾问是荣高棠，当时的国家体委领导都去了。

“请问，BP机是干什么用的?”

新华社派出了由30人组成的报道团出征洛杉矶，高殿民作为普通记者兴致勃勃地随队前往，平生以来第一次现场采访奥运会。

首次到美国采访，首次采访奥运会的比赛，大家对一切都很新鲜。奥运会组委会在洛杉矶市中心的一座大型展览馆内专门为采访报道奥运会的世界各地的记者们设立了新闻中心。自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参赛的运动员被枪杀后，历届奥运会的保安措施都非常严密。此次奥运会比赛也不例外，安保工作做得滴水不漏。每当记者们进入新闻中心及奥运会场馆的大门时，门卫都要进行严格的检查。为了防范有人伪造证件，安检人员都要用仪器扫一下记者胸前挂的证件上的条形码。

作为一个年轻记者第一次亲身经历高水平的国际大赛，亲眼目睹奥运会的盛况，高殿民心潮起伏，夜不能寐。当记者们走进洛杉矶奥运新闻中心，组委会的工作人员主动地推销着：“你们是否需要租用BP机?”

高殿民诧异地问道：“BP机是干什么用的?”

奥组委的人拿出一个黑色的像火柴盒大小的东西递给他说：“这就是BP机。如果有人找你时，用任何一台座机打你的号码，BP机上面的屏幕就可以显示出对方的电话号码，你可以按照号码给对方回电话。”

当时中国记者既无手机也无对讲机，到奥运会各个赛场采访，报道团领导有事儿找人还真难联系，只能把电话打到赛场，再托人捎话儿。大伙儿一看BP机这玩意儿真不错，于是报道团领导为每人花了15美元，装备了一台。这是美国第一代BP机，既没有英显、汉显功能，也不能留言，但能显示出找你的电话号码就已经算烧了高香了，起码不耽误大事儿啊!

这是中国首次派出队伍大规模报道奥运会，西方记者装备了笔记本电脑等新式武器，而中国当时还没有手提电脑，记者写中文主要是用笔来写，写英文就用组委会提供的打字机。稿子完成后要往国内发，新华社租用了专门的通讯线路并自带了发报设备，有报务员将写好的中文稿件译成电报码传回国内。记者拍摄的照片也经技术人员冲印后再编辑发稿。对于其他国内媒体的记者工作难度就很大了，有的只好打越洋电话逐字逐句地念文稿往回传送消息。对方用录音机录下内容再整理成文字稿件后刊发。有时候国际长途电话信号不好，一句话要重复说好几遍，严重地影响了新闻时效。

他见证了中国奥运金牌零的突破的永恒瞬间

新华社记者做了分工，每人负责一两个重点项目的报道。高殿民曾经在1982年的新德里亚运会上采访过射击比赛，领导就让他在洛杉矶奥运会上盯射击和田径报道。

奥运会比赛有个不成文的规矩，第一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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