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汽车战士

来不及告别,75岁的滕伯乐突然走完他看似平淡却又跌宕起伏的人生。《汽车商业评论》试图为你还原一个值得纪念的中国汽车界传奇人物。

编者按

2010年7月24日下午5点左右,我接到傅京生发来的短信:“滕伯乐同志今天上午10点55分因心源性休克,医治无效,不幸逝世……”我的第一感觉是“不可能”,因为就在21天前,我们还相聚在天下第一城里把酒论史,遥想当日。未曾想,那次聚会,竟成最后一面。

滕伯乐1935年11月21日出生在江苏省苏州市的一个工人家庭,为贴补家用,1951年9月,他16岁便参加工作。1951年9月至1953年8月,任上海华东工业部经理处财务组会计、第一机械工业部华东供应办事处会计。1953年8月至1954年4月,参加上海华东公安司令部机要训练队学员培训。1954年4月至1959年12月,历任一汽办公室机要员、机要秘书、厂长秘书。

1959年12月至1969年9月,滕伯乐随饶斌赴北京工作,任一机部汽车局办公室调研员、局长秘书。文革期间,作为一机部“双职工下放”代表,到条件艰苦的二汽车架厂参加建厂劳动,开山、放炮、修道路、运砖、盖工房等,后任计划处综合组组长。1978年4月至1981年9月,借调到一机部计划司、汽车总局从事规划工作。

1981年9月至1985年12月,滕伯乐历任南汽联营公司办公室副主任、经营管理处副处长、联营办公室副主任。1985年12月至1989年2月任南汽副总经济师。1989年2月至1995年11月,任南汽副总经济师兼驻北京办事处主任,此间,他在依维柯S系列轻型车技术引进和许可证转让项目中做出重要贡献。

1995年11月滕伯乐从南汽退休。之前的1990年,他就被调任中汽协会秘书长、副理事长。2001年5月至2010年7月,历任中汽咨询委秘书长、副主任。这期间,他参与组织“1998海峡两岸汽车工业交流研讨会”,并亲自主持论坛,邀请海峡两岸汽车行业177个单位286人参加,由于操劳过度,导致其右眼失明。

在中汽咨询委任职期间,他保持同中国汽车老一代领导人的日常沟通,致力于做好老同志的服务工作,并主持策划多项围绕行业工作的重大方针、战略目标、行业政策的年度调研,提出咨询建议等。

最近3年来,滕伯乐积极参与到《汽车商业评论》杂志对中国汽车人“口述历史”工程的采访撰写工作中,并为我们出谋划策。在去世前夕,他已经开始动手编撰中国汽车工业60年的后20年历史资料。不幸,这成为他未竟的事业。

滕伯乐和《汽车商业评论》的同仁相处甚欢,我们从来都认为听他口述历史将是很久以后的事情,谁知世事难料,现在我们脑海中只有他零星讲述的关于自己的历史片段。

这已经是《汽车商业评论》难以弥补的口述历史缺憾。无奈,本期“口述历史”,我们通过滕伯乐的老领导、老同事、老战友和相濡以沫的爱人之口,为你还原一个看似平淡却又跌宕起伏的人生,以此纪念这位为中国汽车工业默默奉献了半个多世纪的汽车战士。

陈祖涛:他很不简单

他把咨询委搞得有条有理,如果换作其他人,不一定能搞出这样的成绩;他很本分,从来不搞歪门邪道,为人低调,不突出自己,一直保持这种作风。

我跟滕伯乐在一汽时认识。1951年我大学毕业,被派到苏联参加一汽工艺设计。当时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才刚建设,没有机构,没有任何实习生和留学生。我跟周总理说,我去了以后住哪里?他说,你就住在使馆吧。并给张闯天大使写了封信,让我带去。因此,我就一直住在大使馆。

我一方面参加工厂设计,另一方面,张闻天见我俄文很好,中文虽然差些,但还能说些,就让我当他的特殊翻译。正是抗美援朝时,苏联供应中国很多武器和飞机,这方面的谈判,张就只带我参加。当然,这种谈判不多,并不影响我的主业。

1954年,一汽厂厂长饶斌到苏联时,我也给他当过翻译。1955年他准备带我一起回国,但张闻天不愿意放我走,最后还是饶斌说服了他。回来后,我住在一汽宿合49栋楼一中门,跟饶斌、郭力和黄依然他们住同一层。

这时滕伯乐还很年轻,跟小于(于淑珍,滕伯乐的爱人)一起,住在饶斌的隔壁。滕1954年从上海过来援建一汽,是饶斌的机要秘书。我印象中,我住2楼,他住4楼或是5楼,从这时候起,我们就有些接触,但接触得不多。

后来,饶斌调任北京(机械部副部长、汽车局局长),他从一汽带了一批人过去,其中就有张兴业、胡信民和滕伯乐等人。二汽筹建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汽车局一批人被下放到二汽。

我是二汽总工程师,整天忙于设计、规划和选厂,跟滕的接触也不多,但都相互知道。筹建南联公司时,滕伯乐等人就去了南京,并在南汽落户。

1982年,国家酝酿机构改革,准备在几个行业里搞试点。原来是计划经济,行业部门都是行政机构,当时全国都在搞汽车,几乎每个省每个市都有,散得没办法,行政机构根本没法指挥。这样试点搞中汽公司,董事长是饶斌,第一任总经理是李刚,他从一汽抽调上来。我是第一任总工程师,从二汽过来。再加上张兴业、胡信民等人,组成领导班子,中汽公司里还包括滕伯乐等人。

当时的想法是,中汽公司慢慢地把全国汽车工业都管理起来,各个省市都不要再管汽车,这样统一行业管理。后来我又做了中汽公司总经理,一直到1988年,我60岁时退了下来。

下来后,江泽民和李鹏都说,哎呀,你还年轻,还可以再干几年,这样就把我转到科技部,在那里又干了10年。我们那个时代,还是计划经济,全国没有乱七八糟的事情,腐化受贿根本不存在,市场经济后就乱了,中汽公司又是集资又是投资又是担保,结果在1994年左右就亏了12亿。

亏了怎么办?上海汽车1983年开始筹备第一个合资企业,中汽公司投了些钱。没想到,上海汽车发展很快,中汽公司股份涨得也很厉害,到1990年代时差不多有几十个亿。这时,中汽公司就给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打报告,准备提3%的股份来填这个窟窿。

朱镕基对汽车业很了解,他一听,就说,干脆把中汽公司撤掉算了。当时中汽公司退休的老人不少,按规定就要转到居委会。我就给朱镕基写了封信,大意是说,现在这些退休的老人都对汽车行业做出过贡献,希望能转到国资委。朱镕基批准了。这样,我们这部分人就转到了国资委。

但滕伯乐因为户口不在北京,所以没办法转过来。中汽公司撤销后,协会成立,他就在协会当秘书长。协会不再是行政管理机构,只是个民间管理组织,可协调行业的一些综合性问题,由三大集团轮流坐庄,去年轮到上汽的胡茂元。2005年我从科委退下来,正式离休。

我跟滕伯乐接触较多是2001年他到中汽咨询委后。他先当秘书长,去年提为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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