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科学论的第二个里程碑

为什么是钱学森

所谓科学论，指的是从哲学上论述科学这种社会存在的理论。也就是关于科学的起源、本质、特征、发展规律、社会价值、历史作用这些根本问题的哲学观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主要是恩格斯建立的，集中反映在《自然辩证法》、 《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三部经典著作中，几乎涉及科学论的各个方面，丰富而深刻。但恩格斯考察的是文艺复兴以来由欧洲发展起来的近代科学，用今天的语言讲，就是还原论科学，亦即简单性科学。它基本上就是经典的自然科学，数学被作为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至于关于社会问题的学问，从马克思主义诞生才开始具有科学性，在恩格斯的时代总体上还难以针对社会科学进行科学论的概括，给科学以分类是科学论的重要内容。恩格斯给出的科学分类实质上是简单性科学的分类，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数、理、化、天、地、生。这些学科在那个时代都是基础科学，即所谓纯科学，技术科学尚未从基础科学中独立出来，工程技术还不属于科学的范畴，哲学更不属于科学。所以，恩格斯关于科学发展规律的理论所讲的基本是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发展规律。

简单性科学在恩格斯时代离到达它的顶峰尚有一段距离，还不可能预见到目前正在发生的科学转型演化，没有复杂性科学的现象和事实供他思考。所以，恩格斯的科学论是简单性科学的科学论，即马克思主义科学论的第一种历史形态。这是由科学和社会实际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是一种任何个人都不可逾越的历史局限性。例如，在还原论科学尚未到达其顶峰时。学界还不可能认识到还原论仅仅是简单性科学这种历史形态所特有的科学方法论。但恩格斯凭借高超的辩证思维能力，对还原论的弊病已有相当清醒的认识，明确指出近代科学“堵塞了自己从了解部分到了解整体、到洞察普遍联系的道路”，为20世纪中叶以来科学开始超越还原论提供了哲学依据。

列宁适逢19～20世纪之交的物理学革命，在同当时盛行的错误哲学思潮的斗争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但某些问题上也有简单化之嫌。苏联哲学界对20世纪前期的科学发展做出许多有意义的总结，特别是凯德洛夫的工作，对丰富马克思主义科学论是有贡献的。但也犯了许多教条主义的错误，特别是后期批判相对论、基因论、控制论等，严重背离了恩格斯科学论的基本原则。总的来说，无论列宁和斯大林，还是苏联哲学家，即使仅就那些正确的方面看，由于面对的仍然是简单性科学，历史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科学论推向新阶段。科学论的新形态是依附于科学自身的新形态而产生的。只有科学自身的新形态初露真容后，人们才可能从科学论上给以总结和阐释，并反过来以新的科学论促进科学系统的转型演化。

马克思主义科学论的第二个历史形态是由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初步打造的。它的起点应该追溯到毛泽东。毛泽东缺乏科学技术的功底，毕生精力又几乎都放在社会革命和建设问题上，新的科学论不可能由他来建构。但毛泽东适逢还原论科学到达其顶峰的时期，任何事物一旦到达顶峰，就不可避免地开始孕育它的替代者，开启向其替代者演变的历史进程，从而有可能被掌握时代精神的大哲人所领悟。毛泽东是辩证法大师，由于置身于变革中国社会这一特殊的开放复杂巨系统的实践中，而且处于风口浪尖上，又居于对这一实践过程进行理论概括的核心位置，因而比其他人更深刻地理解了复杂性。社会的复杂性与科学技术的复杂性是相通的，这使他能够从哲学上远距离地领悟业已开始的科学转型演化。他对批判遗传学的抵制，关于基本粒子理论的哲学概括，提出技术革命概念等，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论的丰富，包含有科学论的新成分。20世纪的中国社会聚集了当代世界一系列重大矛盾，以中国革命和建设这种最复杂的实践过程为舞台进行理论概括，这使他关于认识论和辩证法的著作对复杂性科学有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重要价值，对于提出新的科学论有指导作用。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中国哲学界至今无人领会这一点。

真正为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论奠定基础的是钱学森，他把自己的哲学探索看做毛泽东开辟的哲学探索的继承和发展，即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群体哲学创新的组成部分。1980至1990年代。在中国哲学专门家们纷纷与毛泽东哲学思想切割的时候，转向研究复杂性的钱学森独具慧眼，发现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对复杂性研究(包括建立新的科学论)的重要指导作用，在新的学术探索中闯出一条独特路径。创建新的马克思主义科学论的主客观条件在钱学森身上得以汇聚，这既有偶然性，也有一定的必然性。

复杂性科学告诉人们，非线性系统具有路径依赖性。这在理论研究和学术探索中也有表现。钱学森的科学论跟他的学术思想演进路径密切相关。他说：“我是从搞工程技术走向科学论的。”钱学森首先作为一流力学家和火箭专家登上世界科学舞台；接着创建工程控制论，从自然科学走向系统科学这种横贯科学：回国后又长期领导中国火箭导弹研制而精通航天科技。在此过程中，他又努力学习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管理科学。因此，在其学术生涯的前40年中，钱学森先后打通了理与工、文与理、科与哲的界壁垒，成为一个罕见的全才，对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有了整体的把握。构筑起这样的知识结构，又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钱学森就具备了建立新的科学论的主观条件。

钱学森说什么

钱学森是幸运的。他走上世界科学前沿的1940年代，恰是复杂性科学孕育、形成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身处世界科学中心的他得以就近审视这一科学新潮流，并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其间，而1970年代末以后，当他逐步卸去科技领导职务、有精力全身心地回归学术研究之日，正是复杂性科学正式诞生、并迅速成为科学前沿热点之时。钱学森敏锐地把握了这一发展态势，迅速开展复杂性研究，并且独树一帜。现代科学整体上已经大不同于恩格斯的时代。除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数学，大量边缘科学、交叉科学、横贯科学、跨学科研究涌现出来，科学作为系统正在经历从简单性科学向复杂性科学的历史性转型演化。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一转型演化已经鲜明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表明建立新的马克思主义科学论既已成为历史的必要，也具备了历史的可能性。独特的学术经历使钱学森对这一客观形势具有专业科学哲学家难以获得的领悟，他立即抓住这一历史机遇，自觉地从工程技术走向研究科学论。

钱学森科学论的核心是关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学的思想。跟国际知名的科学哲学家不同，钱学森研究科学论是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科学技术专家的经历，全才式的知识结构，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整体把握，使他深刻理解了恩

格斯关于19世纪自然科学正在发展为“一个伟大整体的联系的科学”的命题，并且看出这一趋势早已超出自然科学，更体现了20世纪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应该作为建立新科学论的基本哲学理念。可以说、钱学森有关科学论的中心工作，主要就是依据科学技术发展的全部事实论证恩格斯命题的科学性，揭示现代科学技术具有怎样的整体性，按照怎样的模式相互联系着。这一切都凝结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概念中。

科学技术是一种知识形态的社会存在，科学论是知识论的一部分，科学论的基本问题之一是科学知识的来源。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识论，强调一切真知识都来源于社会实践。钱学森有关科学论的探索坚定地坚持这一原则，处处以《实践论》来照鉴自己的论述，明确告诉读者他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是尊奉“毛泽东的认识论”而构建起来的。特别是当科学研究进入开放复杂巨系统这个新领域时，现有的科学理论已不适用，如何解决开放复杂巨系统的问题，他从毛泽东的认识论获得关键性启示。所以钱学森自豪地说：“我们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是建筑在《实践论》基础之上的”，而圣塔菲复杂性研究的不足正在于“美国人没有毛泽东的认识论!”

在其学术生涯的后30年中，钱学森首先是一个系统科学家。如他所说，“我的基本思想都是受系统科学、系统学、系统论哲学观点的影响”。这个时期的钱学森自觉地应用系统观点和方法研究一切问题，包括有关科学论的探索。把对象作为系统来研究，最基础的工作是考察系统的结构、功能、环境。用系统论观点研究现代科学技术体系，钱学森思考和论述最多的是该体系的结构，这也是他的科学论最精彩的部分。恩格斯关于简单性科学的分类，远远不能反映复杂性科学兴起后的实际情况，必须给出全新的分类，在1980年以后的十多年中，钱学森一直在探讨科学的新分类，即划分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分系统。从最初的6类逐步扩大，生前初步确定为11大部门，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课学、系统科学、人体科学、思维科学、行为科学、技术科学、地理科学、建筑科学和文艺理论。这仍然不是定论，他持开放性观点，根据认识的深入，可能会有新的大部门纳入体系中。有人认为这种分类不合逻辑，主张回归恩格斯的分类，反映出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简单性科学的时代，跟不上复杂性科学带来的巨大变革。

现代科学技术作为系统的结构，另一个基本方面是纵向的层次划分及层次间的相互关系。按照知识与实践的远近(抽象概括程度的高低)，钱学森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有五个层次，即工程技术、技术科学、基础科学、哲学分论和哲学总论。从知识的源头说起，在11大部门中，最接近实践的层次是工程技术，对工程技术进行理论概括得到的是技术科学，对技术科学再进行理论概括得到的是基础科学。对基础理论进行哲学概括得到的是哲学分论，即各大部门通向哲学总论的桥梁，分别是自然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数学哲学、系统论、人天观、认识论、行为哲学、军事哲学、地理哲学、建筑哲学和美学。对各分论进一步概括。得到的是居于层次结构最高层的哲学总论，即辩证唯物主义。这种由低到高的层次划分，也是现代科学的一种分类。

科学和哲学的关系是科学论的重要内容，也是钱学森关注的核心论题之一。把哲学作为科学技术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钱学森科学论的一大特色，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观点是：哲学是人类知识的最高概括，居于科学技术体系的顶层；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科学的哲学，它扎根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现代哲学的对象主要是现代科学技术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对11大部门、5大层次都有指导作用，这种指导作用主要是通过各个哲学分论实现的，在各大部门应用哲学首先是应用与该部门相对应的哲学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途径，首先应该是建立和发展11个分论，然后再对这些分论进行概括，以深化发展哲学总论。

科学论的另一个基本问题是科学技术如何发展。钱学森的科学技术体系学从两个方面讨论这个问题。一是不同层次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从知识的不断概括抽象这个维度看，科学发展是通过不同层次的相互作用实现的，既有从低层次向高层次的运动，也有从高层次向低层次的运动。低层次学科为高层次学科提供问题和素材，能够促进高层次学科的发展，高层次学科能够为低层次学科提供概念、原理、方法，指导和促进低层次学科的发展。这是层次关系的辩证法。二是不同大部门之间交叉渗透、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要求在11大部门之间大跨度地融会贯通，综合集成。鉴于现代科学发展的综合化趋势，只有跨越不同部门，才能有真正的创新；跨度越大，创新越大，这两方面都鲜明地反映出复杂性科学当旺时代的科学发展规律，钱学森之所以花那么多力气研究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目的正在于揭示这些规律。

把科学技术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前科学知识是科学技术体系作为系统最切近的环境。任何系统都需要不断从环境中吸取营养，科学技术作为系统必须不断从前科学吸取营养。如果把整个人类知识作为系统，则所谓前科学和科学技术是它的两大分系统，从知识的来源看，前科学是知识体系的基础性分系统，在前科学基础上生长出来的科学技术则是知识体系的主干分系统。前科学又分两个层次，最先产生出来的是不成文的经验知识，紧邻的上一层次是知识库中的数据、资料、常识，然后才是科学技术体系的各层次。因此，钱学森讲的知识体系是一种包括7个层次的复杂巨系统。研究知识体系也是科学论的内容，复杂性研究要求打通这7个层次，从实践经验到哲学一以贯之。

在简单性科学当旺的时代，知识的理论加工基本上就是从元概念和元命题出发进行逻辑推理，钱学森称之为“科学推理方法”，实践经验无关紧要。对于复杂性科学，单纯的科学推理方法不再有效，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强调知识来源于实践。对复杂巨系统的理论分析只能走、也必须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道路，而“这个方法是每一步都离不开实践经验的‘形象’的’。对实践经验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作用作如此评价，完全符合《实践论》的基本精神。至于应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解决复杂巨系统问题的过程，钱学森强调必须遵循《矛盾论》的基本思想。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坚持发展科学技术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尤其推崇毛泽东的“两论’。

把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作为系统，其主要功能就是科学哲学家所说的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或历史作用。钱学森把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作为基本原理，来阐释科学论(称为科学技术论或许更准确)的这个方面，钱学森坚持马克思恩格斯最关于科学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社会革命相互关系的思想，把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产业革命归结为四次，信息技术革命导致的目前这场信息产业革命是第五次，认为由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推动的第六次和第七次产业革命即将到来，预测它们将引起中国的第三次社会革命。

作为技术科学大家的钱学森，非常赞赏毛泽东的技术革命概念，尤其强调把电子计算机的发明看成一次新的技术革命，多次谈到这一革命的深远社会历史意义。关于技术科学的论述，对毛泽东技术革命论的发挥，也是钱学森科学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上就是笔者对钱学森科学论基本思想的理解。当然，钱学森只是为新的科学论奠定了基础，许多问题尚未阐述清楚，不少论点有待商榷，亟需学界开展认真而持续的研究。但我坚信，钱学森关于科学技术发展的哲学分析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科学论的另一个里程碑，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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