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动医学化及其超越：青少年网瘾医学化问题再研究

摘要：“医学化的实践主体”和“医学化的实践对象”两个分析范畴在达成对医学化问题的有效社会认知过程中具有重要理论意义。通过对一家网络成瘾医学化专业治疗机构的实地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当代中国青少年网络成瘾医学化的临床实践特征带有“被动医学化”的深刻烙印。青少年网络成瘾者在医学化的实践主体作用下被动接受网络成瘾治疗的同时，以各种抗争行为回应被动医学化进程，由此产生了多种未预结局。这些未预结局对基于被动医学化模式的网络成瘾临床干预实践构成了有力挑战，从而将探索网络成瘾非医学化社会应对模式提上日程。

关键词：医学化实践主体；医学化实践对象；网络成瘾；被动医学化；未预结局

中图分类号：C919；R-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4）12-0069-08

一、引言

2008年11月8日，由北京军区总医院牵头制订的我国首个《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简称《诊断标准》）经由媒体向社会颁布。《诊断标准》出台后，一时间在国内掀起一场轩然大波，赞成者和反对者各执一词。时至今日，作为国家卫生政策的最高行政管理机关，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仍未就《诊断标准》的存废之争给出过明确定论。尽管《诊断标准》尚不足以称为严格意义上的行业规范，仍不妨碍我们将该标准的高调问世视为我国网络成瘾医学化发展历程中的一道分水岭。

事实上，所谓“网络成瘾”是一个存在着广泛争议的概念。目前，国内外有关网络成瘾现象的相关概念界定包括：网络成瘾（Internet Addiction，IA）、网络成瘾障碍（Intemet AddictionDisorder，IAD）、病理性网络使用（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PIU）、有问题的网络使用f Problematic Internet Use）、计算机依赖（computer dependency）、上网依赖（On-linedependency）、“冲动一强迫性网络使用障碍”（Impulsive-compulsive internet usage disorder，IC-IUD）、过度使用网络（Excessive Internet Use）、网络滥用（Internet Abuse）或网络依赖（Internel Dependency）等。不同界定侧重点各异，但其基本含义并无实质性冲突。抛开网络成瘾概念命名的分歧不谈，我们发现，在公众、媒体和学界的共同作用之下，“网络成瘾”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公共话语的一部分，并且在医学、心理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研究之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值得注意的是，各学科不约而同都将青少年网民群体视为中国网络成瘾问题的重灾区。

目前，我国究竟有多少青少年网络使用者存在着所谓的“网络成瘾”问题？严格来说，这是一个任何个人和机构都难以准确回答的问题。首先，网络成瘾概念本身及其测量标准存在争议；其次，从技术上来说，除了对青少年网民群体进行普查之外，几乎无法确定有效抽样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可以用于推论总体的随机抽样调查。因此，公众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的网瘾青少年统计数据不过是一些估计值或参考值，而不是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精确数据。例如，《2009年青少年网瘾调查报告》宣称，我国城市青少年网民中网瘾青少年约占14.1%，人数约为2404.2万。其中18-23岁的青少年网民中网瘾比例（15.6%）最高，其次为24-29岁的网瘾比例（14.6%）以及13-17岁的网瘾比例（14.3%）。2009年调查的总体范围是“我国30个省会城市（不含乌鲁木齐）6-29岁的青少年网民”。然而，该报告并没有明确说明其所采用的网络成瘾界定和测量标准。

学术界对于网络成瘾相关问题的研究多以针对网络成瘾者的问卷调查为主，“用数据说话”一直是学术界回应网络成瘾现象的主流范式。由于缺少深入的参与观察研究，诸如网络成瘾医学化机构的运作与实践模式、网络成瘾医学化的社会进程导致了怎样的社会后果等一系列问题，我们仍然知之甚少。

笔者的实地研究经验表明，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的网络成瘾医学化问题，有必要明确区分“医学化的实践主体”和“医学化的实践对象”这样一对分析范畴。所谓医学化的实践主体，是指包括医生、制药公司、媒体和NGO等利益相关方在内的推动某种越轨行为医学化的各种社会力量的集合体。医学化的实践主体作为一个描述性概念，有助于凸显推动医学化进程的实践主体具有多元性特征。而医学化的实践对象，则专指被视为医学干预目标的特定越轨行为者群体。简而言之，医学化的实践主体致力于给特定越轨行为贴上医学化标签，而医学化的实践对象则是被贴上医学化标签并需要接受针对性治疗的受体。

在医学化的实践主体与医学化的实践对象能够就医学化进程达成共识的前提下，双方将联袂推进医学化的社会进程。一旦医学化的实践主体与医学化的实践对象就医学化进程的必要性或合法性形成对峙，医学化进程将不再一帆风顺；在反医学化力量足够强大的时候同样有可能出现“去医学化”（demedicalization）现象。

就医学化研究的理论层面而言，国外有关研究侧重于医学化的实践主体（尤其是医生）角度，探讨了诸如酗酒和伟哥的被动医学化过程。本研究将从医学化的实践对象的角度展示被动医学化的中国式生成路径，从而为我们理解“被动医学化”的社会可能性做出学理上的补充。

中国青少年网络成瘾医学化进程中明显存在着医学化的实践主体和医学化的实践对象之间的张力。这种矛盾性张力在经验层面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国青少年网络成瘾者普遍以被动的姿态被纳入网络成瘾医学化进程，也就是说，中国青少年网络成瘾医学化的总体实践特征完全可以用“被动医学化”来加以概括。就本研究而言，是否符合被动医学化范畴，取决于医学化的实践对象对于医学化进程所持有的态度究竟是迎合还是拒斥。本文将在解析青少年网络成瘾被动医学化现象成因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伴随这一被动医学化进程出现的多种“未预结局”，最后将对当代中国网络成瘾被动医学化的干预实践模式展开反思。

二、被动医学化：理解网瘾医学化实践特征的关键维度

关于如何就网络成瘾问题进行有效社会干预的问题，存在着多学科观点的交锋，其中医学话语占据着主导地位。中国作为网络成瘾医学化“全球范围内的急先锋”，使得有关青少年网络成瘾医学化的议题成为国内医学化研究的前沿问题。就医学化的实践主体而言，中国青少年网络成瘾医学化的社会进程与医生和家长的直接推动作用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就网络成瘾医学化的实践对象而言，中国青少年究竟以何种姿态卷入网络成瘾医学化进程，在以往的研究中尚未得到足够的关注。

美国学者卡皮亚诺站在医学化的实践主体角度最早提出了“被动医学化”（passivemedicalization）的概念。本文中的被动医学化，则指医学化的实践对象在缺少治疗意愿的前提下，被迫接受强制性治疗的现象。在中国社会情境下，被动医学化的凸显对于中国青少年网络成瘾医学化问题的理解和分析均有重要意义。被动医学化在社会事实层面强调网络成瘾医学化进程本身所具有的“强制性”特征，表明医学化的实践主体在越轨行为再定义的过程中处于强势地位，而医学化的实践对象作为博弈中的另一方则沦为配角。被动医学化作为一种未被学界和公众普遍关注到的社会事实，再一次昭示出医学化问题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医学化的实践对象普遍面临着一个社会评价陷阱：越轨行为被视为其主要社会属性，其他方面的社会属性都被视为次要社会属性，对于越轨行为问题进行干预在某种程度上被赋予了道义上的优先权。越轨行为医学化对于医学化的实践对象而言，意味着其角色身份由“越轨者”转而成为“患者”。作为患者，相应的则具有“接受治疗”的义务。正是这种认知逻辑奠定了中国青少年网络成瘾被动医学化的社会理念基础。

我的实地研究地点是中国大陆一家知名度较高的网络成瘾医学化专业治疗机构，文中将以“A市青少年网络成瘾治疗医院”（以下简称“网瘾医院”）指称该机构。进行实地调查的时间为2009年3月底至9月中旬。在为期五个半月的参与观察期间，网瘾医院共收治入院患者163名，其中女性患者16名，男性患者比例则高达90%。期间，网瘾医院收治患者年龄段区间为13～28周岁，其中年纪最大的是两名28岁的男性。患者的地域来源分布广泛，覆盖了我国绝大多数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从东北到华北、从中部到西部、从西南到整个华南地区都有家长带着孩子慕名前来。笔者在田野工作期间还曾接触到网瘾医院收治的三名海外外籍华裔患者：一位是随父母常住台北的美籍17岁男孩；一名随父母移民新加坡的24岁男子；还有一个17岁男孩家住美国华盛顿特区。

笔者实地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被动接受网络成瘾临床十预的青少年网络成瘾者比例在80%以上。为什么网瘾医院会存在如此高比例的网络成瘾被动医学化？要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需要对网瘾医院的软硬件设施以及临床医生在接诊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有所了解。

根据是否存在主观治疗意愿，本文将网瘾医院收治的网瘾青少年分为主动型和被动型两类。主动型网瘾患者存在求助动机，出于自身的主观意愿或在家长的劝说下愿意接受网瘾医院提供的帮助和治疗；针对符合网瘾医院的收治标准但却缺少主观治疗意愿的被动型网瘾青少年，网瘾医院会在网瘾青少年家长签署知情同意书的基础上以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加以强行收治。虽然强制治疗有违网瘾青少年的主观意愿，但在网瘾医院和家长看来，只要作为监护人的家长同意对网瘾青少年进行治疗，网瘾医院对被动型网瘾患者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就具有了某种合理性与合法性。强制手段甚至成为“为了达到治疗目的”而必须采取的措施。高比例被动医学化的实现离不开网瘾医院软件、硬件两方面的保障。软件方面是指网瘾医院有一只专门负责网瘾青少年日常饮食起居准军事化管理的教官队伍，在必要的时候由教官团队强行将被动就医的网瘾青少年带入网瘾医院对外封闭的治疗区；网瘾医院的硬件保障在于治疗区内二楼以上每层楼的楼梯口处全部安装带锁的不锈钢栅栏门，楼内房间每扇窗外全部加装防护栏以防网瘾青少年跳窗出走，这些硬件设施有效地起到了限制网瘾青少年自由出入的作用。无论是主动型网瘾患者还是被动型网瘾患者，在疗程期满之前想要私自离开网瘾医院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就微观经验层面而言，网络成瘾被动医学化是网瘾医院和网瘾青少年家长“合谋”的产物。已有研究表明，家长之所以选择与网瘾医院合作，源于青少年网络越轨行为家庭社会控制失灵。家长对于子女的网络越轨行为彻底失控之后，在“外行转诊系统”作用下最终选择求助于医疗机构。为了更好地完成接诊任务，在接诊过程中，网瘾医院的临床医生在劝解家长的时候往往宣称“（网瘾医院）90%以上的孩子都是被动来（接受治疗）的”。受此影响，一些饱受孩子网瘾行为困扰而又别无他法的家长最终选择了无视子女本身的意愿，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让孩子被动接受网络成瘾治疗。

了解网瘾医院网络成瘾被动医学化模式的成因之后，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以下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作为医学化的实践对象，网络成瘾青少年如何回应自身遭遇的被动医学化进程？被动医学化模式支撑下的网络成瘾临床干预实践带来了怎样的社会后果？

三、被动医学化、反医学化抗争及其未预结局

中国青少年网络成瘾医学化问题的特殊性就在于，作为医学化的实践对象，绝大多数青少年网络成瘾者遭遇了被动医学化的经历。在国际精神医学界尚未达成共识的前提下，《诊断标准》已经将网络成瘾障碍界定为一种新型精神障碍，因此医学化的实践对象即使在被动医学化的前提下也难以摆脱“精神病”标签的污名化效应。强制治疗的实施和污名化标签的出现共同为医学化的实践对象实施抗争行为埋下了伏笔。

笔者在网瘾医院发现，身处被动医学化进程中的网瘾青少年可能会采取各种办法进行反医学化抗争，甚至不排除采用极端抗争手段的可能性。这些抗争行为的实施直接导致了网络成瘾医学化干预过程出现了一系列的“未预结局”。所谓未预结局，是指“社会行动者既没有刻意制造也根本没有预想到的社会行动后果；这种后果不应该简单地被解释成为由于意外事件所导致，因为它与社会行动者的具体意图和行动方式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因果关系。”

具体而言，发生在网瘾医院的未预结局可归纳为三种类型：激烈的亲子关系或医患关系等人际关系冲突、以极端行为对抗被动医学化遭遇和医学化程度升级。

尽管人际关系欠佳是网络成瘾青少年来到网瘾医院之前就普遍存在的一个现实问题，但是对于那些在网瘾医院被动接受治疗的青少年而言，他们在强制治疗过程中南于心态难以保持平衡，在亲子关系、医患关系和同伴群体关系等多重社会关系方面都有可能面临严峻考验，

网络成瘾被动医学化带来的未预结局首先表现为可能会给亲子关系进一步蒙上阴影。网瘾医院原则上要求家长在孩子住院期间尽量全程陪伴，因此在治疗期间围绕是否出院问题发生的亲子之间的争执和冲突可以说是不胜枚举。有着本科学历且在某地级市一家事业单位就职的于强（男，26岁）出院后唯一的想法就是索性远离家乡留在A市打工，这样做的目的是“离父母远点，因为他们不尊重我的权利”。曾在网瘾医院遭受被动医学化经历的张强（男，21岁）坦陈：“我出院以后半年都没和父母说过一句话。后来我想通了，父母毕竟是父母，他们做得再不对我也不能一直这样下去。”

发生在网瘾医院的医患冲突同样是未预结局的具体体现。与传统医患关系相比，网瘾医院给网络成瘾治疗期间的医患关系注入了新的内涵。网瘾医院通过实践摸索，自创了一套包含精神医学、临床医学、心理学、军事训练、社会体验等内容的“网络成瘾综合诊疗模式”。在收治入院之后，除了临床医生和教官，网瘾青少年还将面对护士、心理医生、拓展师等工作人员。网瘾医院负责人宣称，虽然不同部门工作人员职能分工不同，但却共同承担着治疗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使命。就网瘾医院的医患关系而言，医方集临床医生、护士、心理医生、教官、拓展师等多重角色于一身，而患方则是主动型和被动型的网瘾青少年。作为医学化的实践对象，被动就医的网瘾青少年可能会与医方发生各种冲突。

与医方的其他成员相比，承担更多日常行为管理任务的教官团队与网瘾青少年发生冲突的情况相对较多。入院不到一个月的肖辉（男，15岁）在访谈中提到，他曾经被教官体罚过两次，一次是因为骂人被教官用木尺打了五下手心；另一次则是因违规行为换来三记铁棍，被打得“屁股有红印但不影响行动”。2009年4月19日，蒋南（男，15岁）因违规被教官打了一记耳光，结果是蒋南耳膜穿孔。在网瘾医院开除肇事教官、赔款道歉并积极治疗的态度下，蒋南家长经5月8日复查确认孩子耳膜恢复良好后，选择让孩子继续在网瘾医院接受网瘾治疗。霍番（男，24岁）住院期间不止一次与教官发生过冲突。2009年6月7日，霍番曾因在楼道里吸烟被发现与教官发生争执，事后被几位教官强行抬到网瘾医院三楼的一个单间内“关禁闭”。6月22日，霍番再次因违反网瘾医院管理规定而与教官发生肢体冲突，争执中霍番曾咬住一名教官的拇指，被咬教官用力拔出手指致使霍番两颗牙齿脱落。这也是笔者在田野工作期间发生的教官与网瘾青少年之间产生冲突后果最严重的案例。

临床医生孟涛自述在2008年的时候，其曾与一位因出院要求得不到满足而情绪失控的男患者发生肢体冲突，撕扯中孟医生腿部被严重掐伤，“到现在还隐隐作痛”。孟医生还曾提及，2008年发生过一起男患者袭击女护士的事件，女护士被放倒并数次以头撞地致使头部出现肿块。

在住院治疗期间，网瘾青少年之间的同伴群体关系如果处理不当也会导致未预结局的出现。抛开住院网瘾青少年之间时有发生的恶语相向和拳脚相加之类的一般案例不谈，这里单举笔者实地研究期间网瘾医院网瘾青少年之间的一次严重冲突带来恶性后果的一个案例：6月3日，陈浩（男，16岁）在争执中遭郭佳（男，16岁）用开水泼溅，导致陈浩全身70%被烫伤。事后，一家三级甲等医院将陈浩的伤情鉴定为“浅二度烫伤”。烫伤事件发生后，陈、郭二人先后中断网瘾治疗提前出院，网瘾医院选择向陈家赔款以息事宁人。

网瘾青少年甚至会采用绝食、自杀等极端手段对抗被动医学化遭遇，这些抗争行为既有可能发生在刚刚收治入院之际，也可能发生在住院治疗期间。2009年7月2日强制入院的张铁（男，18岁）曾以割腕的方式抗议父亲强行将其留在网瘾医院进行治疗。张铁设法将自己手表表盘玻璃击碎，并用碎片割腕，导致右手腕有长约一厘米的伤口，幸运的是出血量不大。此外张铁还将一片碎玻璃含在口中以此要挟必须见到父亲，否则就将口含玻璃吞入腹中。由于张铁激烈的抗争行为，待其情绪稍稍平稳之后，第二天其父不得不将张铁带离网瘾医院。沉迷网络游戏《魔兽世界》于2009年3月31日来到网瘾医院被动接受治疗的李海（男，19岁），因就早日出院问题与父母沟通无果，于5月2日凌晨3时左右，击碎二楼楼道消防栓的玻璃门取得玻璃碎片实施割腕自杀，幸而被值班教官及时发现并予以制止。割腕自杀未遂之后，李海曾数度采用绝食的方式继续进行抗争。5月25日，李海还曾经扯断房间内排气扇的电线，试图触电自杀，同样未遂。

笔者在网瘾医院还曾遇到3男1女共4位青少年患者被转诊到其他精神病专科医院的案例。少女李萍入院两周后在会诊时被网瘾医院兼职的精神病学老专家诊断为“偏执状态”；入院前就读于某大学的胡凡（男，20岁）在网瘾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被诊断为“妄想状态”；因网瘾和人际关系问题于大二之际被劝退的黄虎（男，20岁）入院后曾两次接受会诊，分别被诊断为“神经症”和“妄想状态”；前文提到的李海在首次自杀未遂后被诊断为“偏执状态”。以上4人最终都在疗程结束之前离开了网瘾医院，并被家长辗转带到精神病专科医院就医。转诊意味着网瘾青少年医学化程度的升级。对于家长而言，自己的孩子从网络成瘾患者升级成为更加严重的精神病患者，这同样是难以承受的未预结局。

从人际关系冲突的加剧到不惜以自残等极端手段进行反医学化抗争再到网瘾患者医学化程度的升级，出现在网瘾医院的种种未预结局不断考验着医学化的实践主体与医学化的实践对象的心理承受底线。考虑到这些令人惋惜的未预结局与网瘾青少年遭遇的被动医学化经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关系，不能不引发我们对于网络成瘾被动医学化及其社会后果的进一步反思。

四、被动医学化的社会后果及其反思

如何应对青少年网络成瘾者所带来的社会挑战，显然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尽管我们对于青少年网络成瘾被动医学化的必要性与合法性、对于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的社会成因及社会预防措施等方面都缺少深入的讨论和反思，但就社会干预实践层面而言，在被动医学化模式的基础上来处理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已经成为一种非正式的社会政策。如果数以万记甚至数以千万计的青少年都面临着网络成瘾问题的困扰，那么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就不能仅仅被视为个体层面和家庭层面的困扰，而更应该被视为是有待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寻求最优社会应对机制的公共议题。然而在医学话语主导下，“网络成瘾作为一种新型临床疾病”俨然以“科学话语”的身份进入公众的认知空间，这样一种医学话语“一览众山小”的强势垄断，显然不利于网络成瘾问题的公共化。

迄今为止，国内外精神医学界对于网络成瘾问题是否属于精神障碍范畴尚无定论。国内并存着支持网络成瘾医学化和反对网络成瘾医学化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APA）2013年5月最新发行的第五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5）中，唯一与网络成瘾相关的词条是“网络游戏障碍”（Internet Gaming Disorder，IGD）。IGD能否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诊断范畴仍有待美国精神病学界进一步研究，目前IGD只是作为“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议题”（Conditionsfor Further Study）之一收录于DSM-5。即便网络成瘾作为一种精神病学诊断类型的医学专业合法性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也不意味着网络成瘾被动医学化是符合医学伦理的不二之选。毫无疑问，网络成瘾被动医学化实践模式违反了“知情同意”这一基本医学伦理准则。没有医学化的实践对象的知情同意，医学化的实践主体对于医学化进程的强制性推动面临着难以逾越的医学伦理鸿沟。在被动医学化过程中无视网瘾青少年的主观意志并对其人身自南施加限制，这种强制性实践的合法性基础显然不是医学专业所能提供的。网瘾青少年在自身越轨行为的社会仲裁中完全失去话语权，缘于医学化的实践对象被社会性地剥夺了进行平等博弈的机会。重新审视医学化的实践对象本身所具有的主体性或许才是谋求改变现状的起点。

中国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在被动医学化模式支撑下的临床干预实践产生了有待反思的不同层次的社会后果。就社会整体而言，网络成瘾被动医学化作为一种准制度化的越轨行为社会反应模式，为家庭和社会提供了新的应对机制选择，避免了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社会控制真空状态的出现。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反应模式，我们应该对网络成瘾医学化实践的效果进行更为全面的谨慎评估。发生在网瘾医院的种种未预结局表明，网瘾青少年在强制治疗过程中遭受二次身心伤害的可能性被严重低估。由于网络成瘾临床治疗的疗效缺少公开有效的衡量标准，如何对网络成瘾治疗的疗效进行评估，当下仍然是一个乏人问津的问题。作为医学化的实践主体，网瘾医院从未向社会提供过基于独立第三方评估的网瘾疗效报告。有关经验表明，成瘾行为的干预和治疗面临着一个国际性的难题，即高复发率问题。以毒品成瘾为例，我国吸毒者戒毒后复吸率高达90%以上。甚至有研究尖锐地指出，美国成瘾治疗的悖论在于成瘾治疗持续发展但是却没有有效证据支持这些治疗是确实有效的。无论毒瘾戒除与网瘾戒除之间是否具有可比性，至少就日前而言，宣称网络成瘾治疗疗效“一枝独秀”仍然缺少经得起重复检验的客观证据支持。迄今为止，中国的网络成瘾医学化实践并未展现出作为“灵丹妙药”的足够效力，反而是在不断制造未预结局方面渐行渐远。当下中国网络成瘾医学化实践所针对的治疗对象全部是青少年，这一事实本身更是耐人寻味。如果网络成瘾障碍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临床医学问题，就没有足够的理由以年龄为标准来对患者进行“选择性治疗”。否则，至少将造成两个方面的医疗不平等：一是青少年网瘾者将面临过度医疗的可能性；二是会出现中年以上的网络成瘾者“就医无门”的奇特现象。

就个体和家庭层面而言，网络成瘾医学化实践还导致了一种值得关注的未预结局，即家长和网瘾青少年都有可能对收治机构产生过度依赖的心理。网瘾医院收治的青少年虽然对“网络成瘾障碍”这一疾病标签普遍缺少认同感，但却可能对在网瘾医院的生活经历恋恋不舍。网瘾医院的一位护士告诉笔者，2007年有一位患者“在这里过得高兴，该出院了死活不肯走，最后被强行抬出去的”。2009年6月23日出院的金阳（男，17岁）自述在度过了住院初期的不适应期之后自己“慢慢习惯了网瘾医院的生活节奏并喜欢上了这里的生活，真想再住两天再走”。2009年7月7日，一位父亲将自己17岁的儿子江轿再次带到网瘾医院并为其办理了住院手续，这对父子是2009年5月26日办理的出院手续。出院后，孩子除了上网仍然无所事事，并逐渐伴有作息不规律及体力下降等令家长焦虑的问题。虽然没抱太高期望，江轿的父亲仍决定带着孩子回到网瘾医院“调整一下”。江轿父子于2009年8月20日办理了第二次出院，因为9月份，江轿将重启自己的高中生涯。对于收治机构产生依赖与收治机构是否提供了有效的治疗之间可能并不存在事实上的因果关系，我们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看待“收治机构依赖症”：首先是网瘾青少年在出院后容易陷入社会融入困境；其次是家长和青少年在应对网络成瘾问题方面呈现出低自主性的特征。国外研究早已表明，医学化的实践对象在医学化的冲击下通常会丧失独立自主应对有关问题的能力。伊里奇（Illich）认为，医学在接管公众健康责任的同时，摧毁了公众的独立性，并降低了他们的应对能力。其结果是全社会对于医学需求的成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的医学化已经成为公众健康的威胁。

网络成瘾问题一旦被交付给医学专业人士全权代理，则意味着全社会将寻求网络成瘾问题非医学解决方案的可能性拱手相让。或许与公众的常识有一定出入，美国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在不同的专著中一致表明，酒瘾、毒瘾等成瘾行为的戒除都存在着非医学的替代性方案，成瘾性的自我戒除源于成瘾行为疾病标签的“祛魅”以及个体自主性的充分发挥。中国人类学家庄孔韶也已经展示了“以文化的力量战胜人类生物性的成瘾性”在凉山彝族的戒毒实践中获得的成功。我们有理由相信，来自国内外的这些成瘾行为非医学化戒除经验对于中国摆脱青少年网络成瘾被动医学化式的路径依赖具有借鉴意义。究其实质，医学化是针对广义上的社会越轨行为基于医学意识形态的再定义。过度遵从或毫不质疑地接受医学专家的结论，将使公众渐趋丧失独立判断和自主批判的能力，从而在墨守成规中以变相“共谋”的方式为网络成瘾医学化之类的社会事实披上神圣的外衣。这意味着，我们更加需要对有关社会事实进行“祛魅”分析，从而破除当代中国围绕网络成瘾问题所产生的医学化“迷思”。显然，我们有必要重拾一位美国生物学教授的提醒与忠告：“史实表明，每一个时代都有其根深蒂固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偏见，……包括人们对于正常和不正常行为的定义，事实上都与科学性无关，这些定义不过是社会的价值判断以及社会权力关系的表达。”

中国青少年网络成瘾医学化问题的背后，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有待关注，即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医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医学界对于疾病范畴的社会生产最终将作用于社会成员，以网络成瘾医学化为代表的疾病范畴的不断扩展意味着理论上任何个体都有可能成为潜在的患者。究竟是任由医学权力无限膨胀下去，还是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对医学权力加以必要的社会制衡？这是20世纪留给21世纪的未解难题。

（责任编辑：薛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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