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安全保障机制研究

[摘要]旅游资源开发一直被认为是促进四川、云南、贵州等西部民族地区地方脱贫致富的重要路径，然而过度的资源开发必将直接危及当地生态安全。四川地处长江上游，其民族地区的生态安全状况关系着长江流域以及整个国家的安全。本文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探寻四川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自然生态环境、民族文化生态环境的生态安全保障机制，以期切实有效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关键词]四川；民族地区；旅游资源；生态安全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4）04-0053-06

基金项目：本文受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3-GM-040）、四川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12ZR0101）、2013年国家外专项目（项目编号：2013-34）、2013年西南民族大学校级教改项目（项目编号：2013ZC87）和2013年西南民族大学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编号：S201310656033）共同资助。

作者简介：钟洁（1979-），女，四川自贡人，博士，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民族旅游、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等；覃建雄（1967-），男，贵州人，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学、民族旅游学；蔡新良（1980-），男，江西萍乡人，助理研究员，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族地区生态旅游与资源经济。四川 成都610041

国外学术界关于生态安全（Ecological Security）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涉及到生态学、地理学和资源环境学等多个学科，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界定。1989年美国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ASA）提出：生态安全（Ecological Security）是指在人的生活、健康、安乐、基本权利、生活保障来源、必要资源、社会秩序和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威胁的状态，包括自然生态安全、经济生态安全和社会生态安全，组成一个复合人工生态安全系统。这成为目前国际上较为认可的、广义上的生态安全概念。国外生态安全的理论研究热潮激发了国内大批学者的研究热情，他们开始关注一些现实层面的生态安全问题。2000年12月，我国颁布了《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首次明确地提出“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的重要目标。此后，国内学者陈国阶（2002）、左伟（2004）、曲格平（2004）等逐步开展研究工作，形成了一系列相关研究成果；邹家红（2008）、周国海（2009）、景秀艳（2010）等随即将生态安全概念引入了旅游研究领域，并尝试在旅游地生态安全概念、理论、评价、预警体系和生态安全设计等方面做出有一定价值的学术探索。综上，现阶段我国生态安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其一是防止环境污染和自然生态退化削弱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其二是防止环境问题引发人民群众的不满而影响社会安定[1]。换句话说，生态安全的实现主要依赖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两个关系的协调。这也成为本文研究的基础。

一、研究背景

通过多年的研究发现，四川、云南、贵州等西部少数民族经济欠发达地区既是我国生态文化旅游资源的富集地，又是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的区域。大力开发当地旅游资源一直被认为是促进地方脱贫致富的重要路径，然而过度的资源开发必将直接危及当地的生态安全。从人与自然的角度来看，近年来旅游开发对西部民族地区原始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越来越严重——例如四川九寨沟景区因游客接待量超限，造成了水土流失与水体污染；云南丽江古城人满为患、大理洱海水体遭受游船污染。从人与社会的角度来看，掠夺性的旅游资源开发致使西部民族地区文化生态环境的保护遭到威胁——例如贵州民族旅游村寨“天人合一”民族传统文化的“庸俗化”、“伪民俗”、“城市化”现象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由于四川省地处长江上游，其民族地区的生态安全状况关系着长江流域以及整个国家的安全。因此本文旨在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视角，探讨四川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自然生态环境、文化生态环境的生态安全问题，以期切实有效地保障四川民族地区生态安全，推动四川民族地区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二、四川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对生态安全的负面影响

2011年8月至2013年10月，基于对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等民族地区的实地田野调查，本文重点选择了甘孜州贡嘎山海螺沟景区、丹巴县甲居藏寨、色达县喇荣五明佛学院、道孚县藏式民居等景区（点）以及阿坝州九寨沟景区，围绕旅游资源开发对当地自然生态环境、民族文化生态环境的生态安全影响开展了长时间的跟踪研究。

（一）旅游环境承载力的“超载”现象严重

旅游环境承载力主要指区域旅游的生态容量，即某旅游地在一定时期内其旅游系统能够正常发挥整体功能条件下所能承载的游客数量[2]；“超载”，即游客数量或旅游活动强度超过景区承载力，造成超负荷接待游客。伴随着四川民族地区旅游开发力度的加大，大量游客进入导致的“超载”现象日益突出。不少景区（点）接待量很大程度上超过了当地环境承载力的极限，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破坏。以阿坝州九寨沟景区为例，2013年10月2日景区全天接待游客高达4万余人次，形成了国庆黄金周期间游客接待量的一个高峰。由于当日游客接待量严重超出了景区最大游客容量，景区观光车即使高负荷运转作业也仍然出现大量游客滞留，致使游客因不满意景区服务而“冲击”售票处泄愤的突发性群体事件，造成了恶劣社会影响。

很显然，上述旅游“超载”现象已经阻碍了我国建设人民群众满意的旅游业这一长远目标。更为重要的是，游客的过度进入对景区生态环境产生了极大负面压力，威胁着当地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例如四川甘孜州稻城县亚丁景区属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其景区内所拥有的“香格里拉仙境”景观既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原始高山自然生态系统之一，也是生态极其脆弱的区域[3]。由于早期的景区开发建设中，游客观光活动的生态保护配套设施不完备，当地藏族社区马帮队积极为游客牵马以赚取旅游收入。而与日俱增的游客马帮游览活动频繁地践踏土壤，严重破坏了冲古草坝、洛绒牛场等区域的生态环境。过量的游客住宿餐饮接待也导致污水排放、垃圾增多，构成环境安全威胁[4]。事实上，只有将游客人数或旅游活动强度控制在区域环境容量之内，才能保证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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