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继佐“尚用”曲学理论及其“家乐”实践研究
摘 要：查继佐生于文宦世家，家学渊源深厚，主张格物致知，崇尚实用。受到明清易代之际江南文化的熏染和时代精神的感召，使他在政治选择、诗史著作、曲学理论与“家乐”实践中均表现出“尚用”思想。查继佐的曲学理论与“家乐”实践是对明代汤显祖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又融入了易代之际的政治选择和信仰追求。他以“务实尚用”为旨归，发展了戏曲“格律”理论，推广了戏曲舞台表演，在戏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查继佐 曲学理论 家乐
查继佐（1601—1676），初名继佑，号伊璜，别号东山钓史，学者门从皆呼为与翁或东山先生。处于明清易代之际，受家学影响和时代精神的感召，形成“务实尚用”的政治选择和信仰追求，并表现在曲学理论与“家乐”实践之中。
一、家学思想与政治情怀
查继佐生于文宦世家，家学渊源深厚。祖父查肇翼，字祖信，“尤嗜性理书，晚通景绳学”。父亲查大宗，字尔翰，自号桃源居士，以教学为生。因为“醇朴不善治生，家道中落”，以至于“力不能延师，尔翰公口授章句，逾年四书成诵无遗忘”。其母沈氏，“自幼解音韵反切之学，工诗。”因此，查继佐幼时读书家中，其学半得之于母氏之教。稍长，“见市肆儿阅《水浒传》，借观之，中生纵横，自以为有悟。……于是每事求理，十余龄即留心格致之学。”及入学，“通专经，读兼经。竟，继读《国策》，忽失声曰：‘一部《水浒》，却从此书出！’”其议论常出人意外，为同学所怪。他嗜读成性，年仅十五已“文誉日起”，诗文俱擅长，后在县、道两试中皆以优等取中，时学使洪承畴和督学吴之甲皆异其卷，拔置第二。十五岁后负笈受业于邻邑，蒙受前辈顾瑞屏、黄石斋推重，文誉日起，诗文书画皆有所成。“因平素喜爱交游，从游者众，在江南文坛渐为知名人物。”{1}天启二年，与同里诸子创为月课，谈经论史，间为诗歌，自成风气，号称“十二翁”。由于家贫，年二十就应聘为童子师。取中秀才后，“声价益高，里中诸望族备厚币争馆谷之。”督学甚严，诸子受益良多。
查继佐曾热衷于科举，希望通过科举入仕，施展所学，以用于世。天启七年（1727）秋，查继佐赴秋闱，房师马腾仲欲以其试卷领浙省之首，然主司欲置之第二。马争之不得，曰：“宁落去，为后科第一人。”遂入穷山。是时，其兄查继伸因好持大义触怒当朝，丢弃功名，这使查继佐更为愤慨。他感到阉党乱政，世必有乱，便延师学技击，以求在乱世中有所用。“丁卯，延师肄技击，独善运槊，小弓洞彻，走马最便。”凡殊能绝技之士，诸如弈者、琴师、武林侠客、说书艺人乃至乞丐，皆是其座上客，时人视为诡怪。崇祯八年（1635），查继佐读书于西湖之南屏。此时关内外战事迭起，他为形势所迫，倾心于研究兵书，以历代名将为验，著《兵榷》，时从游者甚从。《东山外纪》载：“时先生初谈兵，夜与诸子约试水战，群衔枚窃拿湖渔舟百，集龙王堂，合散东西如约。”当时东南“坫坛繁兴”、文社林立。先生合观社、晓社诸公之文而归于一，名为旦社。并赋诗言志，“欲起东湖畔，清宵孺子魂。”崇祯十四年（1641）再赴春闱，期待科举入仕有所作为，然榜发落卷。归途中深感时事日非，请缨无路，题联指黜时政云：“丞相出师诸葛否，将军陷阵李陵无。”慨叹奸佞专权，遂使世无英雄。崇祯十五年（1642），独处朴园，成《钓史》，序曰：“《钓史》有感于时，而务为有用之学也，凡天道、人事、物故，无不甚备。主于化小人为君子，不主于辟小人为君子。”并赋《杂感》曰：“欲近人情姑命酒，不能时务尚论文。”关注时务，主张文坛为有用之学。
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南下，查继佐积极投身于抗清斗争之中，并小试兵法。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他率众以投，担任兵部职方主事，并参加浙东的抗清斗争，曾在赭山大败清军。鲁王监国败亡后，他怀着无比失望的心情回归故乡，于汤湖成《史记》《两汉》史论若干卷，且“论必得解，不袭前人一语”。顺治四年（1647），回归故里，感叹鲁王之败，以诗别吴允仲及履伯曰：“草长花飞尽可伤，百年心事重他乡。主人此夜难为客，一样江流分外长。”借景抒情，哀感婉艳，颇得晚唐之旨。他一边关注战事，一边将满腔愤懑之情寄诸笔端，成《知是编》《鲁春秋》，编剧目《玉 缘》。顺治六年（1649）年，因为仇家所诬系狱，得脱后，足不远游，专心著述。手辑《四书讲录》，著《敬修堂说外》《马史论》，多为应时而作。
顺治十二年（1655），查继佐开始构思《罪惟录》，立志写成一部体大思精的明代史，以释怀其对故明眷念之情。史笔诗心，希望为世所用。作诗曰：“西山之上不长薇，南山之下不种豆。只有东山藏书多，岁岁年年空句读。”效法薇、萁隐逸之志，开始“闭门草史”。后因为庄廷珑明史案所牵连下狱。{2}但修史之心未泯，发愤著书，先后成《先甲集》《后甲集》《鲁春秋》，并拟为张玄（张煌言）作《东海爰书》。晚年复开敬修堂，教育族中子弟，时人也竞向往之，以至“从之游学者广布数省，从至上千余人”{3}。康熙十五年（1676）年，查继佐于家中溘然辞世，时年七十五岁。
查继佐一生务实尚用。早年希望科举入仕、兼济天下的政治情怀破灭后，转而著书撰史，倡导诗文应关注时务，格物致知，为有用之学。关内战事兴起后，积极研读兵书，参与抗清斗争。兵败后著史明志，史笔诗心，继续抗清斗争。这些务实尚用的思想，既受到时代风云的驱使，也受到明清之际“格物致知”思雅的影响，表现为“尚用”的曲学理论。
二、《九宫谱定总论》中的“尚用”曲学理论
查继佐生有异才，“好尚颇杂”，有文武才，善知人，“凡殊能绝技之士，无不游于先生之门。”如精于琴学的郑方叔、善以水棋自名的杜生、目空左右的铁丐吴六奇、通晓曲度的沈似梦等，查继佐与之寄情诗酒，一时推为风流人豪。查继佐也因为“复巧于音律，引商刻羽，一时有‘查郎顾’之谣”{4}。他与李渔、冒襄被推为江南名重一时的“自命风雅者”的“家乐”主人之列。查继佐不仅自己从事杂剧、传奇的创作，而且注重理论总结。在曲学方面，查继佐有曲谱《九宫谱定总论》、杂剧《续西厢》、传奇六部：《三报恩》《非非想》《眼前因》《鸣鸿度》《梅花忏》《玉 缘》。然而据庄一拂《古本戏曲存目汇考》和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考订，六部传奇均佚，仅存杂剧《续西厢》，见于邹式金编撰的《杂剧三集》之中。
《九宫谱定总论》是查继佐曲学理论的系统阐述，也是其“尚用”曲学理论的集中体现。他从戏曲“套数论”“务头论”“引子论”“过曲论”“换头论”“犯论”“赚论”“尾声论”“板论”“平仄论”“韵论”“字论”“腔论”“各宫互犯论”“程曲论”“用曲合情论”等方面，对南曲格律与制法等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关于《九宫谱定总论》的编撰缘起，查继佐在“序”中说：“旧九宫谱大略耳，其中错紊颇多，且甚俚率……与鸳湖逸者偶及声事，遂取故谱厘正之，意欲再增许目录，未及也。颇即可以歌矣，可以作歌矣。”{5}因此，《九宫谱定总论》主要是针对晚明以来戏曲文人化与案头化、文辞与音律两乖的问题，为了纠正沈 旧九宫谱的粗略、“错紊”、宫律“俚率”、不尚实用的毛病才应时而作，他大量地删减原谱中冷僻曲牌，并且确立一调一曲的谱式规则，具有明确的“尚用”思想。
在修订和编撰曲谱的宗旨上，他更强调顺时达变，用在当下，便于曲谱的流行与传播。在“遵古”和“权变”的权衡之中，他认为“遵古”有利于确立曲谱的正统与权威，能正今之讹，但如果“一旦尽返古，必群骇不从”。所以“赚论”中主张“赚”的运用“至于名分不必太拘”；用“曲”主张“通彻曲义，勿以为拘也”；论“腔”主张“因时以为好，古与今不同，尚惟审音者裁取之，改旧作新，翻繁作简”，目的在于获取使用时获得“总期停匀适听”的效果。
关于宫调声情的论述，《九宫谱定总论》没有“循途守辙”，而是注重戏曲实际登场演唱时的效果，发扬钟嵘的气主性情论，主张“用曲合情”，这是对汤显祖“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主情论的继承和发展。查继佐曾在《罪惟录》中为汤显祖立传，自视为汤显祖所云“伤心拍遍无人会，自掐檀痕教小伶”者，表达追慕先贤之意。查继佐虽然敬慕先贤汤显祖，但并不一味盲从，而是以“场上之曲”为标准，对汤显祖文辞中的不合律表达不同意见：“词家如汤临川，思致邈远，北西厢后一书也，然直作文字者看便佳，此中韵、平仄、多寡，不能合谱；既曲名、次节，亦多繁杂，用巧复见，并入浅谫，以吾未惬，下此无论矣。”他从板式入手，分析引子、过曲、换头、尾声等南曲音乐程式及格律技法，认为引子应“每句尽一截板”，过曲则皆有赠板，换头则是“前腔首句稍多寡，以便下板接词”，尾声“故总是十二板”，这样便于实际舞台演出，不至于拗断歌者的嗓子。从实际演唱出发，他还细致地分析字、韵、腔等：论字要求“歌工尽去其复，去其傲，则几矣”；论韵要求“作者需知大出，便用广韵，不至以险韵自苦”；论腔要求“彼此平仄异，则从其当者；爱文字而强置之，致不协调”。这反映出查继佐在“尚用”曲学观的指导下，对当时的舞台实践有一定的研究，并且身体力行，使其曲学理论更具实用性和操作性，这对于戏曲理论的发展与推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周继培《曲谱研究》所言，《九宫谱定》“构成了传统曲学史上继王翼德《曲律》之后又一部完整的戏曲格律通论”{6}。
清初剧坛的《九宫谱定》之所以在戏曲理论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得力于查继佐在“总论”中发表的独到见解。查继佐《九宫谱定总论》传世以后，独立成卷，《御定曲谱》将其稍加芟饰附于卷首，近人任中敏编选《新曲苑三十种》（全十二册）将其收录。而“近代吴梅《曲学通论》、许子衡《曲律易知》、王季烈《 庐曲谈》，在有关南曲曲律术语的介绍上，都不同程度转录了‘总论’的某些观点及具体文字”{7}。
三、“家乐”实践及其文化诗心
戏曲作为舞台艺术，更强调舞台实践，只有身体力行，亲身体验，才能使理论更切合舞台的实际需要。查继佐家蓄女乐，登场搬演，致力于将文人戏、案头戏回归本色，重新搬上舞台。查继佐在观看表演的时候，“亲为家奴拍板，以正曲误。以此查氏女乐遂为浙中名部。”{8}《词苑丛谈》曰：“先生妙解音律，家畜女伶，姬柔些尤擅场。广陵汪蛟门制《春风袅娜》一阙以赠，同里宗定九和之。”{9}又毛西河《西河集》有诗曰：“独有柔些频顾影，倩人不欲近阑干。”金埴《下不带编 巾箱说》中记载查氏女乐“登场搬演”的情况：
康熙初间，海宁查孝廉继佐，家伶独胜，虽吴下弗逮也。娇童十辈，容并如姝，咸以“些”名，有“十些班”之目。小生曰凤些，小旦曰月些，二乐色（俗误称脚色，以乐与脚音相似也）尤蕴妙绝伦，与伊璜酷怜爱之。数（朔）以花舟载往大江南北诸胜区，与贵达名流歌宴赋诗以为娱，诸家文集多纪咏其事。至今南北勾栏部必有“风月些”“风月旦”者，其名自查氏始也。{10}
吴骞《拜经楼诗话》也记载查氏家乐“登场搬演”的情形：
查孝廉晚益耽声伎之乐，家蓄女伶，并一时妙选。尝自制《鸣鸿度》等新乐府，登场搬演，视汤玉茗所云“伤心拍遍无人会，自 檀痕教小伶”者，未免生党姬之妒也。{11}
查继佐的家乐戏班使查继佐的曲学理论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又反过来推动曲学理论的发展。
易代之际，文人出处常为人诟病，作为遗民诗人的查继佐不再寻求科仕出身，而是潜心于戏曲创作。他以传统之曲艺，抒发黍离之悲情，但这却遭到时人的意测，甚至有人以为查继佐耽于声色有损其名誉。门人沈起总结其一生，感喟道：
时海内各以意测先生，先生亦随其意付之。有与讲席、明理学之宗者，谓先生务道；与共安危之音者，谓先生知兵；与解吐纳之功，谓善养生；与奋尘纵横、四坐折听，谓辨难；与肄弓马、攻五兵之用，谓精骑射；与陆博蹴 及书画管弦等事，谓善游艺；与缓急人约之以轻身，谓任侠；……昔之东山，以丝竹溷其盈满，而身以全；今之东山，复借声色以贬损其名誉，而身亦以全；夫太傅之丝竹也，与步兵之酣饮也，罗昭谏之肆志玩物也，古之全身之学不一而足，又何疑于先生。
沈起作为查门弟子，熟知查氏博才多艺，在理学、兵法、养生、辩难、骑射、书画、音乐、戏曲等方面无所不精。尤其对时人视查氏玩赏丝竹、蓄养家乐、制戏曲传奇为耽于声色，不以为然。他认为查氏之声色活动，与东晋谢安之“东山丝竹”、阮籍之嗜酒、罗昭谏之肆志玩物一样，皆为名士品操，乱世全身之学。“乱世全身”说明查氏戏曲活动之良苦用心，实有“自负聪明逢鬼愁，必留文字与天存”的孤忠。因此，查继佐的曲学理论与实践，并不仅仅是追寻一种个人化的生存方式和生存态度，而是易代之际的一种政治选择或信仰追求，以极端而超常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传统士大夫品操的理解。
参考文献：
[1] 沈起.查继佐年谱[M].汪茂和校点.北京：中华书局，2006.
[2] 任中敏编.九宫谱定总论（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1940.
[3] 毛西河.西河集[A].沈起.查继佐年谱[M].汪茂和校点.北京：中华书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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