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柱《中国散文史》的学术特点与局限

摘要　1937年初版的陈柱《中国散文史》一书，被称为中国古代散文史的开山之作，然少见有人评述。这部著作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从散文发展的实际出发。涵盖面广泛，体现了史家求实、求真的科学精神；二是以骈散分合为主线来结构全书，章节设置眉目清晰。论次井然；三是注重梳理散文发展的源流，不失史家本色；五是征引文献、作品丰富；五是时见真知灼见，显示出史家的见识和眼光。限于其时学术风气与历史条件，该著尚存在着一些不足；但瑕不掩瑜，作为古代散文史的开山之作。其开拓之功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关键词　陈柱：中国散文史；古代散文研究

中图分类号：1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8)08-049-03

作者：李鸿渊，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湖南，湘潭，411201

陈柱(1890～1944)，字柱尊，号守玄，1890年春生于广西北流市萝村。陈家为商宦之家，世代书香。父亲陈开桢，为前清岁贡生。陈柱自幼勤奋好学。稍大一点，父母费尽心机，到容县给他找了一家有名的私塾就读。17岁那年，随族兄东渡日本求学，读书之余从不忘练诗习文、学习书法。4年后他回到了上海，考入交通大学前身的南洋大学电机系，课余仍兼修古文。一次，南洋大学举行全校作文竞赛。他的文章得了100分。校长唐文治是著名的国学大师，审卷后毫不犹豫地改成了120分，评定为第一名。从此唐文治格外器重陈柱，认为是个奇才，还鼓励他改攻文学。陈柱也没辜负校长重望，以优异成绩毕业。刚走出校门，他就出任广西省立梧州中学校长了。当了校长，文理皆通的他还亲自上国文、数学、英语几门课，把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引入学校管理。在他任内，梧州中学教学质量显著提高，名扬广西。随后他历任大夏大学、暨南大学、交通大学等名校教授。在交通大学任教的18年问，他参加中华学艺社、新中国建设学会，主编《学艺杂志》、《国学杂志》、《学术世界》等期刊，1940年，国民党特务将陈柱挟持到南京，委以“文物委员兼博物委员会主任”等职务，他拒不到任，只应中央大学的聘请担任中文系主任、教授。1944年春天，他干脆称病辞职回到上海。1944年，陈柱在交通大学上海分校任教，因突发脑溢血逝世。

陈柱自幼勤于国学，博闻强记，根基厚实，精于子学。她才思敏捷，下笔如有神，一生著作等身。在众多民国学者中，以五十余年著述九十余种，议论遍及经史子集四部之人，实不多见。其中又以《守玄阁文字学》、《小学考据》、《公羊家哲学》、《墨子间诂补正》、《三书堂丛书》、《文心雕龙校注》、《墨子十论》等书最为精辟。深受学界前辈和师友们的推崇、赞赏。国学大师唐文治评价说：“横空而来，足使千古学人才人一齐俯首。”周谷城当年编“民国丛书”第一辑五十种，其中就有两种是陈柱的著作。

《中国散文史》，商务印书馆印行，1937年5月初版，32开道林纸精装本，316页，约15万字。该被称为中国古代散文史的开山之作，日后不断重印，影响极大。但从那以后，直到80年代中期，未见同类著作出现，由此亦可见古典散文研究之停滞。究其原委，恐怕主要是这门学问要面对上下数千年汗牛充栋、浩如瀚海的文化典籍，即使皓首穷究，也难望有成，所以每使学人望而却步，不敢轻易问津。就是对于陈著《中国散文史》，亦少见有人评析。笔者不揣愚陋，试简述之。总的来看，这部著作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从我国散文发展的实际出发，涵盖面广泛，体现了史家求实、求真的科学精神。

作为第一部以史命名的散文研究专著，陈柱以散体和骈体的发展来建构全书。陈柱吸收了刘师培等人无论骈散都是“古文”的观点，所不同的是，陈柱没有用“古文”一词为其书命名，而是用了“散文”这一术语。这里的“散文”与唐宋之后相对于骈文的“散文”概念相比，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它是指包括骈体和散体都在内的古代文章。这一名称使得散文具有了现代意义。陈柱在第一编之“总论”里说：“现代所用散文之名，则大抵与韵文对立，其领域则凡有韵之诗赋词曲，与有声律之骈文，皆不得入内：与昔之谊同古文，得包辞赋颂赞之类，其广狭不侔矣。”我们可以看到这时的“散文”与“韵文”相对，无声律的骈体和散体都属于散文的范畴。

他在《序》中说：“吾闻文学就文体而论，可分为六时代：一曰骈散未分之时代，自虞夏以至秦汉之际是也。二日骈文渐成时代，两汉是也。三日骈文渐盛时代，汉魏之际是也。四日骈文极盛时代，六朝初唐之际是也。五日古文极盛时代，唐韩柳、宋六家之时代是也。六日八股文极盛时代，明清之世是也。自无骈散之分以至于有骈散之分，以至于骈散互相角胜，以至于变而为四六，再变而为八股。散文虽欲纯乎散，而不能不受骈文之影响。骈文虽欲纯乎骈，而亦不能不受散文之影响。”这种分析，代表了本世纪初叶的学者对于散文史的总体认识。

所以，陈著几乎涉及到了诗词曲以外的各种文体。譬如第一编第四章《为学术而文学时代之散文》论先秦诸子，专辟第十节《钟鼎文学家之散文》，论及《毛公鼎》、《录公钟》；第二编第二章《由学术时代而渐变为文学时代之散文》，除了论述辞赋家、经世家、史学家之散文外，还专辟《经学家之散文》、《训诂家之散文》、《碑文家之散文》三节，论及经学家之散文，主要是论董仲舒《贤良对策一》、刘向《谏起昌陵疏》；论训诂学家之散文，主要是论郑玄《诫子书》、许慎《说文解字叙》：碑文家之散文，主要论及《国三老袁君碑》、《郎中郑君碑》。其下限不仅论及清代桐城派之散文，而且专辟《清维新以后之散文》一节，论及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序》、严复《天演论导言一》、陈三立《杂说三》以及沈曾植、唐文治、陈衍、黄节、章炳麟等人的散文创作。上述这些内容都是后代散文史所缺少的。依据这样的观点，钟鼎文字、先秦诸子、辞赋、骈文、碑传以及各种应用文字，如对策、上疏、八股文等，均可以列入古代散文的研究范围。

时隔半个世纪，著名散文史专家郭预衡先生的三卷本《中国散文史》，在一定程度上对此有所继承。其《序言》中开宗明义说，他撰写这部书曾有“三点奢望”，其一便是“不从‘文学概论’的定义而从汉语文章的实际出发，写出中国散文的传统”。

这种从汉语文章发展的实际出发，尊重历史的撰著态度，体现了史家求实、求真的科学精神。

第二，以骈散分合为主线，结构全书。在章节的具体设置上，先以“总论”概述，然后按照时代之先后，分别论述不同的作家、派别，显得眉目清晰，论次井然。如：

第四编古文极盛时代之散文(唐宋)

第一章　总论

第二章　古文极盛时代之散文

第一节　古文家先锋元结之散文

第二节　古文大家韩柳之散文

第三节　韩门难易两派之散文(附孙樵)

第四节　矫枉派之散文

第五节　艰涩派之散文

第六节　浅易派之散文

第七节　晚唐五代之散文

第八节　宋古文六家之散文

第九节　道学家之散文

第十节　民族主义派之散文

但又能根据具体情况有所变通，第七节是以时代论述的。还如第五编第二章的第五节“清维新以后之散文”，显然也是以时间次第来论列的。

第三，注重梳理散文发展的源流，不失史家本色，正如《序》中所说“文学史最重阐明源流，本书有因源以及流者，亦有因流而溯源者”。

第一编第四章第五节，论“道家庄周之散文”的结尾，论及庄文的影响：“后世学《庄子》之文者，唯苏子瞻最得其旨，如《赤壁赋》、《超然台记》等是也；近世之张裕钊，亦力追之。”

第二编第二章第四节“史学家之散文”，论及历史散文的源流：“柱尝著《马班异同论》，以司马氏父子本《春秋》之义，发明通史之例；班氏父子本《尚书》之义，发明断代史之例。其本纪纪大事，列传为细目，后人合之为纲鉴编年体之史，于吾国史学实为最大贡献。大抵司马氏尚奇，班氏尚正；司马氏文体近散，班氏文体近骈。习骈文者必宗班，故《昭明文选》选班氏之文独多，选司马氏之文只一篇而已。学古文者宗司马氏，故古文家韩愈数汉代能文者屡称司马而不及班氏也。”接着，各录《史记·游侠列传序》、《汉书·游侠列传叙》以见其异同。第三章第二节，论“三曹之散文”，其中评说曹植《籍田说》时以为：“此寓言之作，上承庄列，而秦汉已少见之；后世古文家，韩柳亦尝为之。柳宗元所为尤与子建为近。”

第三编第二章第五节，论“写景派之散文”曰：“凡此皆可见六朝人写景文之工美矣。《石门诗序》颇与《兰亭序》气格相同，文体在乎骈散之间。《桃花源记》则无骈文气味，纯乎散文矣。《水经注》文笔清隽，与陶弘景、吴均一派为近，骈多于散者也。后之古文家惟柳宗元诸记为最近，化骈为散者也。”

第四，征引文献、作品丰富。《序》曰：“所述各人履历，多据史传”；“所论各家之文，贵有例证，而例证尤忌割截，古之美文一经割截，则其美全失，如割截美人之口鼻以论其美也，故本篇除篇幅太长不得不节录者外，所录皆全篇文字”。因此，所选录作品的篇幅，几占其大半，且所选多是精品，具有代表性；所征引的论述也很多，明显多于他自己的评论文字。

第二编第三章第二节，论“三曹之散文”，分别评曹操、曹丕的文风为“雄伟百代”、“清丽卓约”。选录了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曹丕《自叙》、曹植《籍田说》。第四节“吴蜀之散文”，推选诸葛亮《前出师表》、诸葛恪《与丞相陆逊书》，接下来则大段征引了陈衍《石遗室论文》、林传甲的论述。

第三编第二章第五节，论“写景派之散文”，选录了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陶渊明《桃花源记》、陶弘景《答谢中书书》、吴均《与宋元思书》、郦道元《巫峡》诸文，均为名篇。

第五编第二章第四节“清代桐城派之散文”，起首就引用了刘师培的大段论述，接下来才条分缕析桐城派的发展源流，分别选录了方苞《古文义法约选序》、刘大樾《论文偶记》、姚鼐《复鲁絮非先生书》、曾国藩《日记八则》，以见其代表人物之“持论”，并说：“虽比于明之唐、归，有过之无不及，然欲其上比宋六家则瞠乎后矣。此无他，八股有以害之矣。”一针见血地指出桐城派古文之所以不能超越唐宋古文的主要原因。还征引了吴敏树《归震川文集别钞序》、方苞《进四书文选表》、龙启瑞《绍濂制艺序》、《朱约斋先生时文序》等文献，“凡此均可以见桐城派巨子之工于八股，以八股为性命，而其古文持八股之余事耳。”

第五，时见真知灼见，显示出史家的见识和眼光。

如《序》中对骈、散二体演变的概述，提纲挈领，颇具史识。他认为：“凡天下之物，不能有偶而无奇，亦不能有奇而无偶。凡文之自然者，亦莫不如是。此秦以前之文，为治化学术而文学，所以奇偶皆备而不能分也。迨后则人力之巧渐加，天然之妙渐减。两汉之世，则已渐趋尚文学，故骈俪之文渐多而奇朴之气日少矣。汉魏之际，子桓兄弟以文学提倡于上。子桓且言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故自此以往，士人遂皆专重文学，而骈文遂如日之中天。至唐韩柳辈出，提出文学改革，去六朝之今体，复秦汉之古文。然其意亦为文学而文学，非复秦汉以前为学术而文学矣。自尔以后，不外骈散二体之角胜。若八股则骈散二体之和者也。自八股兴，则举世且为八股而文学矣。为文学而文学，故文学之体则甚尊，而文学之质乃日衰矣。何谓文学之质?学术是也。若为八股而文学，则文学亦卑矣。”接着，谈到对文字与言语的关系的看法：“吾尝以谓：文字者，语言之符号也。然语言随口而出，难以急亟雕修；文字笔之于书，可以从容润色。言语不畏详繁，文字宜求简要。故文字与言语，不能离之太远：亦不能合之太近。离之太远则为古奥，骈文是也；为艰深，辞赋如班杨，古文如苏绰樊宗师，是也。合之太近则为方言，为别字，如殷之盘庚，晚周之墨子，是也。是二者皆不足以行远，均有违于辞达之旨。”所以，他总结说：“吾观数千年来之文学史，虽骈散奇偶，浅深难易，互相角胜，以要以不与言语相离太远与相合太近者为能同流。”

第一编第四章第五节，论庄子散文的寓言运用：“《庄子》之文，说理至精而尤善设譬。如首篇《逍遥游》篇有鲲鹏蜩学之喻，有姑射神人之喻，有大瓠大树之喻，第二篇《齐物论》有人籁地籁之喻，第三篇《养生主》有庖丁解牛”之喻，均以至浅之设譬，说至精之哲理也。

第四篇第二章第六节，论“简易派之散文”时说：“惟浅易与草率不同，第一要件即在真切。真切则文字虽浅易而意味实深长，此实为最高之文境。反是，则可谓以艰深之字文其浅陋耳。白乐天之文，自来论文者不选而吾则以为陶渊明以后一人而已。”对白居易散文的通俗浅易的风格，予以高度评价，并认为其佳篇“均意兴洒然，甚得自然之妙者也”。

第五篇第二章第二节论“反七子派之散文”，对唐宋派的评述甚中肯綮：“柱尝谓前后七子之文，固不免为秦汉伪体。八家派矫之，虽颇有真气，是其所长；然其体亦已小，只宜于家常小事，呢喃儿女语，如所为《项脊轩志》、《寒花葬志》等，且不免有小说气矣。”

限于其时学术风气与历史条件，陈著尚存在着一些不足，甚至可以苛刻地说，此书除了借用文学史的眼光，以骈散分合为主线，串连起整部散文史，其间自己的独到见解是不多的。好在陈柱遵守那时刚刚成型的学术规则，引述他人见解时大都注明出处。此书第一编倚重林传甲，最后一编借用钱基博，而主体部分则大量引述“吾师陈石遗先生”的《石遗室论文》。该书以作品点评为主，偶有综合论述，体例介于传统文评与新兴的文学史著之间。因为征引文献、作品所占分量过大，因而有“文学史资料长编”之类的缺陷，且由于征引文献过于频繁，全书的文理亦感不甚通畅。由于论析的文字大都失之简略，对古代散文发展状况、创作风格等方面的论析未能展开。但瑕不掩瑜，作为中国古代散文史的开山之作，其开拓之功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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