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藏在民间

一

1979年，已经从文化学院（今台湾文化大学）音乐系毕业数年的本科生吕锤宽，应台湾师范大学知名教授许常惠先生之邀，参加了《鹿港地区南管音乐调查》项目，自那年以后，他的学术兴趣和热情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一在台湾称作“南管”，在福建称为“南音”的优秀传统音乐品种。36年以来，锤宽先生拜师研习、悉心搜罗、坚守田野、勤于纳录，最终以一人之力，为这套卷帙浩繁的《泉州南音（弦管）集成》的资料收集整理和出版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十分巧合的是，也就在1979年，大陆这边启动了一项前无古人、浩大宏伟的民间文化遗产整理工程——“十大民间文艺志书”。当年7月，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音乐家协会联合下达文件，要求各省、自治区组织专业编辑部，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分类编纂民歌、舞蹈、戏曲、曲艺、器乐、歌谣、故事、谚语等十部“集成”。自此，各省区先后动员万余名民间文艺工作者，一方面梳理20世纪以来几代学人收集记录的相关乐谱、文字、图片文献，一方面再度对当代仍然流传存活的各种民间艺术品种进行全面普查，以发掘新的口碑材料。至2009年10月，30个省区的296卷“集成”全部出版。作为一个古老文明国家的民间文化大典，“集成”實现并完成了本民族的一个伟大的文化理想和使命，也以其30年的煌煌业绩被人们亲切地誉为“文化长城”和“集成时代”。

吕锤宽先生的“南音”学术之旅，在时间上正好与“集成时代”重合，且从最终成果看也不无契合之处，因为二者都具有民间文化资源现代整理的性质。但认真检视，两者又多有不同。例如，“十大民间文艺志书”是中央政府决策的一个重大文化行为，其范围几乎包括了中国各民族各地区历史上流传至今的所有民间文艺种类，并明确提出“范围广、品种全、质量高”的编纂方针。又因为任务繁重、编选数量巨大，所以从县、市、省（自治区）到中央，四个层级的参编队伍，规模空前。而吕锤宽先生之于“南音”，最初完全属于个人所为。早期，他也没有要编纂“南音集成”这样庞大的计划，他所专注的对象仅限于“南音”一个品种，并且是以一个音乐学者的态度进入这个领域的。就此而言，“南音集成”或可视为个体学者为一种传统音乐品种编就的乐谱文献总编，而“十大民间文艺集成”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为56个民族所有传统音乐品种修编的国家文化典籍。在编纂思想和策略上，二者一个偏于“广”，一个偏于“狭”;一个求“大”求“全”，一个求小求专;一个属“面”，一个属“点”。目标、结果虽有共同处，但策略、方法、视域又有不少差别。以往，对于296卷的“大集成”的价值、意义、功过，已经有很多专论做过评述。而对眼前这部仅涉及一个传统音乐品种的“小集成”，编纂者一定十分期待出版之后有很多同行撰文批评、讨论。本人作为与锤宽先生交往近三十年的挚友，愿意先利用作“序”的机会，谈谈自己的粗浅认识。

二

首先，人们一定想知道，锤宽先生在过去36年间与台湾南管或泉州南音结下了怎样的“缘分”？他们之间如何开始？如何进入？又如何深入？直至南音如何成为锤宽先生学术生命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等等，再进一步，则会就此提出一个普遍性的追问：一个严肃学者与自己认定的研究对象应当建立什么样的关系？

那么，“缘分”从哪里开始？

锤宽先生说：在文化学院音乐系四年，他曾听过不少中国传统音乐，但只是听听而已，并未对他的内心有过特别的触动。直至1978年，他进入“洪健全视听图书馆”，偶或听到“南管”录音时，他的心动了，并发现这就是自己多年追寻的传统音乐。接下来，就有了跟随许常惠教授调查鹿港南管之行，这算是他第一次走进南管音乐及其传人的生活。而自此之后的几十年，他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传统音乐的全部宝藏永远都在民间。鉴于此，他的研究工作都是以这一理念展开的。第一是田野考察——早先主要是在台湾各地，近十余年又延展到泉州、厦门两地，并与泉州师范学院以王珊副校长为首的团队全面合作。期间，他个人对南管的田野调查从来也没有中断过。第二是拜师学习——他把这样的方式视为进入南管音乐最有效的途径，因此，不仅认真学琵琶与散曲唱念，也接触了二弦、洞箫，如果让他列出他的“南管先生”名单，至少在十余位以上。2011年端午节，他与王珊等学者在泉州策划举办了一场“南音耆老座谈会”，与他同行的张鸿明（1920—2013）先生就是他拜过的老师之一。那年，张先生已经91岁高龄，但锤宽一直侍奉左右，敬如父辈。第三是努力寻找民间手抄南管谱——口传虽然是南管传承、传播的生命线，但是各个“馆阁”保留的手抄传谱对于南管而言同样具有举足轻重般的意义。一方面，手抄谱是习得南管的重要依凭，另一方面，在辗转传抄中又会繁衍出许多新的变体，增加了南管音乐的蕴藏。他多年在两岸“馆阁”寻觅到的手抄谱，恰好成为这次编纂《泉州南音（弦管）集成》的基础。第四是学术研究——第一次调查鹿港南管音乐不久，锤宽先生就考入台湾师范大学音乐研究所，随许常惠、吴春熙教授攻读硕士学位。1982年他以《泉州南管（弦管）研究》一文获硕士学位。此后，又陆续出版了《泉州弦管指谱丛编》《南管记谱法概论》《南管音乐》《张鸿明生命史：来自遥远地方的音乐》等。在海峡两岸，锤宽先生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一向居于前列。第五是南管在高校的传承教育——当他自己在南管音乐研究方面有了较多的积累后，就产生了把传统音乐引进高校的想法。1995年，锤宽先生担任台北艺术大学传统音乐系主任，他很快就请南管、北管、琵琶、七弦琴艺术家们来学校任教。后来他转任台湾师范大学民族音乐研究所所长仍然延续这一做法，用以坚持开展传统音乐制度性传承的尝试，并由此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和广泛的社会影响。

我们都知道，“南音”作为一个延续千年的大乐种，其生命力的源泉首先来自一代一代的传人，一旦传人“缺位”，南音将失去生存的条件。其次是它一贯沿用的口传方式，这也是所有民间音乐保持其鲜活、本真和乐种风格的基本前提。“口传”既包括声乐，也包括器乐。第三是手抄的乐谱，它是很多民间器乐或有器乐伴奏的古老乐种不可缺少的记录手段。锤宽先生深知以上三个因素与南音传承千年的因果关系，所以才有他三十多年信念、兴趣的执着和上述五种寻宝、探宝活动的坚守。

毫无疑问，这是研究对象与学者间的一种良性互动。对于一位严肃、执着的学者而言，研究对象如一座资源丰饶的大山，远看是一种感觉，走进去是一种感觉，深入其中后，更会有新的感觉和顿悟。为什么有些学者青年时期选定某个对象后，一直可以持续研究到他生命的终结？原因来自对象自身的价值，同样也来自学者的睿智、执着和中国文人自古就倡导的“弘毅”精神传统。远在二十多年前我与他相识不久，就直觉到锤宽先生的这种精神。1989年他为考察道教音乐来大陆，两个月期间几乎跑遍各地最著名的丛林道观。而选择的交通方式全部是乘坐火车。当时大陆的铁路状况我们是知道的，印象最深的是他一次从北京到太原竟然站了七八个小时。听说之后，连我都感叹良久，但他只是笑笑而已。以这样的精神投身于自己的研究对象，正是他日后在“南音”研究领域取得诸多硕果真正原由。

三

如前所述，优秀的学者与艺术人文价值巨大的研究对象之间，总是会形成某种良性的互动并产生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其中，中国古代史与杨荫浏、七弦琴音乐与查阜西、西安鼓乐与李石根都可以称为音乐学界的典范，泉州南音同样如此。无论是作为积累了千余年的历史型乐种，还是作为一个蕴藏着数千首曲牌，广泛传播于海峡两岸以及东南亚诸国的跨界民间乐种，泉州南音的历史沿革、本体构成、传承脉络、社会维护等都是值得用一生探究的研究对象。正因如此，自1980年代起，南音曾在日常传唱、相互交流和学术研究方面出现了一个持续的历史性热潮。锤宽先生恰恰在这个“南音热潮期”步入这一研究领域。与众多学者不同的是，他更偏重于南音的曲调系统、曲辞文学、手抄曲谱和传人谱系等方面的研究，亦即南音的本体研究。36册的《泉州南音（弦管）集成》集中反映了他在这一领域的这一专题所做的一切。

“集成”者，集（辑）某一类别、某一学术著述之“大成”也。古来有两种做法：一是依原貌把相关文献按系统按类别整编为一体，卷本可多可少，多者上万，如《古今图书集成》，少者或十或百，无统一规定;另一种做法是经过学者的长期研究，包含编者自己的研究心得、理论归纳后做有系统的编纂，较之前者，它的学术含量增加了，体例、内容皆具一定的个性色彩。“十大民间文艺集成”《泉州南音（弦管）集成》均属此一类。

据锤宽先生报告，他所搜集流传至今的南音曲目，含有琵琶指法谱以及仅有曲词者总数约六千首，呈现于第一至第十冊的曲词卷。曲谱卷估计收录四千首，涵盖了三十多年来他在台湾各地和闽南诸市县收集整理的大多数乐谱资料。前十册的曲词部分，每册有重点内容和类别，如“弦管总论”（首卷，500首）、“本集成引用之曲谱”（二卷，500首）、“乐曲种类”（三卷）、“滚调类”（四卷）“曲调系统（一）”（五卷，700首）“曲调系统（二）”（六卷，590首）“曲辞文学”（七卷，480首）、“引用资料”（八卷，460首）、“犯曲”（九卷，410首）、“过枝曲”和“大小都会套曲”（十卷，500首加9套）。全套集成以“曲目”为主体，同时既有“南音总论”，也有关于器、调、曲、辞的分论，又为“犯曲”“过枝曲”专设一卷以及他在鹿港与台南新发现的九套“大小都会套曲”。诸卷论述全面有序，体例通晓清晰，呈现出一个十分完整充实的南音音乐构成全息性体系。仅仅翻阅一遍，就可窥得该乐种的全貌，且会有感而叹曰：锤宽先生36年的辛劳，可圈、可点、可赞！

四

2010年3月，当296卷“十大民间文艺集成”全部出齐后，我曾在一篇长文中明确指出：这是个有历史意义的界标，它意味着“集成时代”的结束，同时，我们也将迎接一个“后集成时代”的到来。

“后集成时代”的主题是什么？我的看法是，它将对传统音乐的活态传承、保护方面推出一系列政策、方针、法律和理论研究新成果，同时伴有21世纪以来开展的“非物质遗产”保护、“集成”编纂的许多未竟事宜等。出于人们的意料，近十余年，大陆各地出版了一大批属于“集成”的新著，它们多数是因为当年编纂“集成”时，因为篇幅所限，而使很多品种的曲目未能入选成为令人遗憾的“遗珠”。比如，《中国民歌集成·陕西卷》入选的陕北民歌为594首，而当时实际收集到该地区民歌约有数千首。为此，长期致力于陕北民歌采集、记录的陕北音乐家霍向贵先生在集成完成后编辑出版了《陕北民歌大全》（1427首）②;以李民雄先生为首的江苏、上海、浙江音乐工作者在《中国民族器乐集成·江苏卷》完成后，又编出了《江南丝竹大成》③，容量比“江苏卷”中的“江南丝竹”多出五倍以上。类似的例子很多，它们成批出现在“十大集成”以后，已经成为“后集成时代”一个值得重视的文化景观。就性质而言，轻一点说它们是那套“大集成”的补遗，重一点说，它们是“集成”作为一种文化事项的延伸和发展，就反映传统音乐的某个品种而言，它们更具全面性和丰富性。以此看这套《泉州南音（弦管）集成》，鉴于它选入曲目的数量，鉴于它体例的完整有序以及学术深度，我们有理由说，它是“后集成时代”单一乐种“集成”的一个代表性成果。它的数据价值、历史文化价值以及它在将来“南音学”（“弦管学”）研究方面的价值都将给后人以重要的启示。

《泉州南音（弦管）集成》属于锤宽先生，属于与他亲密合作的泉州师范学院王珊副校长及其团队，属于两岸所有的南音（弦管）传人，属于热爱中华传统音乐的全体同好！

《泉州南音（弦管）集成》是海峡两岸音乐家成功合作的范例。再次祝贺《泉州南音（弦管）集成》的正式出版！

{1}吕锤宽辑著，王珊主编、郑长铃副主编《泉州南音（弦管）集成》（共36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人民出版社陆续付梓，目前已经出版至第26册）。

{2} 霍向贵《陕北民歌大全》，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 李民雄等《江南丝竹大成》，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4年版。

乔建中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特聘教授

（责任编辑  荣英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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