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财税激励政策有效性及其优化研究
报告》，GDP、出口与能源消费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变量的基本统计量与预期符号描述见表2。同时，考虑到我国在1994年和2005年进行了汇率制度改革，为了消除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此处相关指标货币单位都折算为美元。
四、实证结果分析
考虑到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在OLS分析中使用逐步回归方法。首先强制引入所有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方程1），然后不断改变控制变量（方程2、3、4），观察解释变量的符号与显著性水平变化，最后剔除不显著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得到最优方程（方程5）。
表3方程1至方程5中，在不断改变控制变量后，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基本保持不变，说明各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是稳定的，回归结果可靠，且通过各方程的判定系数和DW值可推断方程总体性能良好。以下主要基于方程5对回归结果进行分析。
第一，国有企业所占比重变量（SOE）的系数为-0.06，并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国有企业所占比重每上升1个百分点，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比上期相应降低0.06%，从而验证了假设1。由于对外投资企业国有化程度为财税优惠政策的替代变量，表明财税激励政策对于促进对外直接投资是有效的。
第二，海外投资保险承保额（LNINSUR）的系数在方程1至方程4中符号为正，但在10%水平上不显著，在方程5中剔除了该变量。这表明海外投资保险在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中有一定作用，但效果并不明显，需要完善我国ODI企业的保险制度。
第三，宏观政策虚拟变量（POLICY）在方程1至方程3中系数为负，但在其后的方程中符号变为正，且显著性不断提高，从而验证了假设3，即由于国家宏观政策导向的变化，促进了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第四，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变量（LNGDPP）的系数为0.43，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验证了假设4，即我国目前处于邓宁投资发展五阶段论中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的时期，在该时期，随着经济的增长，对外投资规模呈扩大态势，但仍低于外商对本国的投资。
第五，出口变量（LNEX）在方程1中的系数为2.15，但在10%水平上并不显著，在其后的方程中剔除了该变量。这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假设5。Leichnko和Erickson（1997）[14]的相关看法是，ODI与出口之间存在一种承接关系，企业最初与外国市场联系是从偶然的、小规模的产品出口开始的，随着出口规模的扩大，企业开始在海外建立自己的销售子公司，当条件成熟时，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建立海外生产制造基地。另一方面，出口规模也是被投资国市场容量的一个指示器，被投资国进口越多，表明其市场规模和购买力越强。
第六，能源消费总量（LNEC）的系数为1.43，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即能源消费总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对外投资规模相应增加1.43个百分点，这与假设6相符。这说明在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动因是寻求稳定的能源供给。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1985—2010年的统计资料，选取部分财税政策指标和经济指标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关联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财税政策对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性影响，同时出口与能源消费亦与对外投资保持同向变动，显示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政策驱动型、市场导向型和能源导向型等特点。据此，国家应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为促进对外直接投资、提升投资层次创造更好的条件。
（一）优化对外投资整体规划，完善管理机制
当前，我国相关财税优惠政策存在着目标不明确、条款凌乱与不规范等问题，同时，对外投资相关管理部门众多（涉及商务部、中央银行、财政部、海关等），没有形成合力，导致国家支持对外投资政策的整体效益不高，这从实证分析中宏观政策变量的稳健性较差也得到验证。对此，一方面要从更高的层面重构我国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体系，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主体、区域选择、融资战略、优惠政策等方面制订出明确的规划，使企业的各项对外投资活动定位清晰，目标明确；另一方面应建立部门协调运作机制，将分散于不同部门的管理职能进行整合，减少企业与政府职能部门周旋的“交易成本”，使企业能集中精力开拓对外投资领域。
（二）加大财税扶持力度，实行多样化的激励方式
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的成长阶段，应当高度重视财税优惠政策的合理设计。在指导思想上，应根据国家发展战略，结合不同行业的投资成本、投资风险，实行有差别的财税激励措施。在具体政策运用上，一是实行再投资退税或投资扣除政策，即对于经认定的对外投资企业，以机器设备、商品等实物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据行业或项目差别，按其投资额一定比例退还其国内所得税额，或冲抵国内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以鼓励企业多以国内设备和商品进行对外投资，降低国内产业“空心化”风险。二是对对外投资所分配的产品在进口环节减免进口环节增值税及其他税费，即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分回的产品，尤其是资源性产品实行减免税政策。此外，对于购并国外高新技术企业，并将先进设备运回国内的对外投资企业，可以对进口的设备减免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三）健全对外投资保险制度，为“走出去”企业保驾护航
我国于2002年成立了政策性的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业务范围包括境外投资风险承保，但由于境外投资保险并非其主营业务，且财政支持力度不够，导致业务覆盖范围和实施效果受到制约。从未来发展趋势看，对外保险业务应由国家政策性保险机构进行商业化运作，同时给予适当的财政扶持，特别是对具有较高风险但符合国家发展战略需要的海外投资项目更应如此。对此，一要建立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准备金制度，即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按一定标准提取投资风险准备金，此准备金在计算企业应税所得额时可以扣除；二要建立对外直接投资国家再保险制度，即将对外投资政策性保险机构由于承担特殊风险（政治动乱、国家征用、政府违约等）而造成的亏损甚至破产纳入政府保险范畴，或者通过财政资金对其保险赔款予以补贴。
注释：
①截至2010年底，私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仅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全部存量的1.5%。
②以2010年为例，亚洲、拉丁美洲、欧洲、大洋洲、北美洲和非洲在中国该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中所占比重分别为71.4%、13.0%、5.9%、4.4%、2.7%和2.6%。
③国家风险与国家主权行为密切相关，是由个人或企业所无法抗拒的因素造成的风险，包括国家主权风险（由于报复和限制而对外来企业实行歧视性政策）和政治风险（如国有化、政变、罢工等）。
④民营经济在此为广义上的理解，指所有非国有经济，包括集体经济、乡镇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联营经济和股份制经济等经济成分。
⑤邓宁（Dunning）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三优势基础上提出了投资发展阶段理论，将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情况划分为五个阶段。
⑥IPI=，ODI表示对外直接投资，FDI表示外商对内投资。IPI为投资头寸指数，是衡量对外直接投资所处阶段的一个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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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艾 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