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大：这里有安静的书桌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科院院士、生物物理学家、中国科大校友王志珍说：“‘科大现象’值得研究。历史会证明中国科大是一所因创新而存在的大学，她在中国教育史上，她对中国科技的发展起到了什么推动作用，历史会做出正确的评价”。

6月17日，合肥。梁菊在等待一个时刻的到来。

她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简称中国科大）生命科学学院的学生，今年博士毕业。9点钟是毕业典礼开始的时间。8点不到，她就在大礼堂找了位置坐下，不少家长跟着孩子一起过来，不到1800个座位的大礼堂很快就会没有空位。

梁菊的父母也来了。这是他们第一次到中国科大。10年前，18岁的梁菊是一个人带着行李从广西坐火车来的。“我想让我的父母看看这个他们的女儿待了10年的学校。”

为了毕业典礼，梁菊特意准备了黑裙子、白衬衣和棕色皮鞋。当她套上红色的博士学位服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挺直了脊背，神情也严肃了几分。一会儿，她就要迈上那个一米多高的主席台，接受学校领导或某位学术大牛给她扶正流苏。

6年前本科毕业的时候，她也经历了类似的仪式，不过那个时候小小年纪的她留校硕博连读，对离别并没有太多感受。如今，她确实要离开这所学校了。“科大的环境，以及老师和学生都很单纯，我担心自己到外面不太适应。”她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就在梁菊等待的时候，万立骏也在大礼堂的休息室忙碌着，他的眼前摆放了几条不同颜色的领带。平常的时候，他是个不注重穿着的校长，然而，这次不同，他要精心挑选一条领带，“孩子们要毕业了。”万立骏身高约有一米八，红金两色的学位服穿在他身上，华丽、庄重当中，更多了几分威严。

万立骏走上主席台，“同学们，你们在中国最好的学校接受了高等教育，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也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员。我衷心希望你们走出校园后依旧能成为你们所在群体中的楷模，做人格健全的社会公民，做有良知、责任和担当的知识分子。”

红色出身

主席台下，胡伟武有点忙碌。他想借一件学位服，希望能够在一会儿拨流苏的环节和女儿一起上台，经历这个仪式。胡伟武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2002年，他曾带领团队研制出中国第一枚通用CPU龙芯一号，终结了中国计算机产业“无芯”的尴尬历史。

25年前，胡伟武毕业于中国科大计算机系，今天是来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的。当年他毕业的时候，只在系里拍了一张合影，也没有学位服可穿。“我是这个学校毕业的，如今我的女儿也是，我很骄傲。”借到学位服的胡伟武很兴奋，在典礼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和女儿一起走上主席台。中国科大党委书记许武给他扶正了流苏。“我们现在是两辈科大人，争取出第三代科大人。”他冲着许武许了个允诺。

请知名校友上台演讲是毕业典礼历年的惯例。2011年，胡伟武被邀请为演讲嘉宾。他还讲述了一次经历。在北京中关村，有个路人问他“到科大怎么走”，他很诧异地告诉问路人，科大在合肥。后来他发现，原来对方问的是“北科大”（北京科技大学）。胡伟武又一板一眼地纠正问路者，“科大”特指中国科大，其他科大不能简称为科大。

胡伟武的女儿到科大上学有些偶然。

有一次聊天的时候，胡伟武听许武讲，学校少年班学院开设了创新试点班，高二的学生可以来报考。他便想到了在清华附中读高二的女儿。胡伟武回到家跟女儿提起这件事情。一直将清华视为目标的女儿很是不解，“科大再好，能比清华好？而且，合肥那么偏远。”

胡伟武最终还是说服了女儿，他对她说，大学几年是她“系统性读书的最后机会”。 “我在这个圈子里，知道哪个地方适合读书，学风怎么样，能教出什么样的学生。科大是读书的地方。中关村附近有太多诱惑，有各种创业公司，可能也有各种机会。但本科的时候，还是安心打下扎实的基础好。”

胡伟武带的学生大多来自清华、北大和中国科大，他习惯于去分析每个学生的特点。“如果说，清华、北大的学生把傲气写在脸上，科大人则把傲气写在骨子里，埋头苦干，不受干扰。”也因为此，胡伟武曾总结过，科大人很多是“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而不是名人高官”，他的同学就是这样：没有位高权重的“大官”，但有很多重要研究所和企业的室主任、科研骨干等。

胡伟武的观察，符合中国科大的出身和气质。

成立于1958年的中国科技大学，其建立的初衷就是为“两弹一星”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培养后备人才。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一场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科技革命，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蓬勃兴起，并向世界辐射。而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总体科技水平很落后，科研机构只有三四十个，专门从事科研工作的仅有600人左右。在这些尖端科学领域，国内更是一片空白，科技战线急需补充优秀的后备力量。而当时的中国大学所培养的人才，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难以满足国家的需要。

1956年，中共中央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并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明确提出，“科学院与高等学校应该重视高级科学干部的培养工作，并不断为各产业部门输送新的高级科学干部。”“尤其在力量缺乏、急需发展的学科，如果研究所高级科学干部都同时负责高等学校的教学任务，就可以解决这方面的研究和教学的矛盾。”

1958年5月9日，中科院向聂荣臻副总理呈递办学报告。聂荣臻随即向周恩来汇报，并获得总理首肯。6月2日，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后，亲笔批示：“决定成立这个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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