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保险隐性债务规模测算研究综述
摘 要 自从我国确立养老保险制度从原来的现收现付制度向“统账结合”制度转轨以来，养老保险制度及其改革中的系列问题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由于养老保险制度在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占据着独特而又重要的地位，而隐性债务对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成败有着十分关键性的影响，现有文献中不乏对我国养老保险制度隐性债务规模进行研究的成果。本文从文献回顾的角度出发，总结和分析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的隐性债务测算成果，希冀以此为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提供参考。
关键词 养老保险 隐性债务测算 文献
作者简介：王也，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2.2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08.199
无论是针对国内还是国外养老保险制度，对于隐性债务的测算研究不在少数，在系统回顾本部分文献的过程中，由于各个国家养老保险制度的差异、针对未来各项影响变量的不同假设以及不同的隐性债务测算口径，不同文献之间关于养老保险隐性债务规模的测算结果是必然存在差异的，因此在文献的回顾中我们不仅仅局限于对各种测算结果进行比较，而是将重点放在对各种测算思路和测算方式的分析中。
一、国外研究述评
国外学者对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研究多受到老龄化危机对世界经济的挫伤以及由此导致的现收现付向积累制转变的影响。许多发达国家的老龄化问题影响了现收现付制度的正常运行，增加了国家财政的压力，在此背景下，许多学者开始对养老保险制度中的隐性债务进行相关研究。
Hagemann 和Nicoletti （1989）研究了老龄化现象对OECD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和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考察了老龄化对日本、德国、美国和瑞典公共养老保险制度债务的影响，他们以当前难以达到代际替代水平的人口生育率为基础，预测了四个国家人口的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测算出在1985年它们的隐性公共养老金债务规模。Hagemann和Nicoletti 的测算的是不考虑“新人”的情况下进行的封闭系统测算，它们认为如果这几个国家坚持“PAYG”即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模式，那么在维持财政平衡的基础上，开放系统债务的规模并不是针对隐性债务问题要考虑的重点。
Kane和Palacios（1996）测算了包括中国、秘鲁、巴西在内的多个发展中国家的封闭人口债务，并以测算出的隐性债务规模与人口老龄化程度、制度运行时间进行比对，从而得出养老保险债务规模在经历剧烈的人口结构转变和现收现付制度运行时间比较长久的国家中更加大的结论，并提醒发展中国家抓住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制度刚刚建立以及人口老龄化尚未加重的契机，加快建立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避免隐性债务造成的巨大财政负担。
Robert Holzmann， Robert Palacios 和 Asta Zviniene（2004）对35个发展中国家的计划终止时隐性债务进行了核算，并建议在国际养老金隐性债务的核算中采用统一的测算口径标准，即封闭人群债务，借由对35个国家隐性债务规模的分析，Holzman得出以下结论：一是人口老龄化比较严重的国家隐性债务规模远高于人口老龄化偏低国家；二是当前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较大的养老金隐性债务，从未备基金模式向基金积累制的转变面临财政压力，但为时未晚。
Ponds、Severinson 和Yermo（2012）对OECD26个国家公共部门雇员的养老金政策进行研究，并对隐性债务进行了分析和测算。研究考察了26个国家中公共部门雇员占就业人口的比例，确定了对公共部门养老金计划进行分类的三个指标，即：是否有资金支持，公共部门养老金计划是否纳入社会公共养老金计划，计划为缴费确定型还是待遇确定性。研究强调了公共部门养老金隐性债务对国家财政、税收和宏观经济的影响，呼吁对其进行标准化的披露。
二、国内研究述评
与国外不同的是，我国学者主要测算的是养老保险计划终止时债务或者转轨过程中的显性化债务，关于测算方法，有的采用精算方法，也有的采用非精算的方法。非精算方法主要有匡算法和王燕等人（2001）提出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法，匡算法并不是一种精确的测算方法，一般是将国家的某些宏观经济指标与养老金隐性债务相挂钩，比如以国民生产总值为基数，用其他国家隐性债务占GDP的比重乘以我国的GDP，从而得出我国隐性债务的大体规模。何平（2000）就运用了匡算法，以1996年初为测算时点，对我国企业职工的养老金隐性债务进行了计算，得出企业老人养老保险隐性债务为8997.4亿元，企业中人养老保险隐性债务为48206.8亿元，合计57204.2亿元。王燕等人提出了一种较为新颖的方法-可计算一般均衡方法，该方法具备某些精算的元素，但根本上说并不是严谨的精算方法。该模型包括10个生产行业和8组按城乡和相对收入水平区分的居民家庭。模型的基准方案在宏观变量、人口参数、养老金体系特征和财政封口四个方面确立了14项假设条件，并以此为基础确立了三种模拟方案，依次测算了三种方案下的隐性债务情况。
从根本上来说，养老保险隐性债务是由生命表、利率和其他一些市场变量、制度变量决定的，因此隐性债务的测算是具有很强的精算性质的。1996年，世界银行派出调查组赴中国对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进行了调研，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养老保障：中国养老金体制改革》一书，在报告中提出了对中国向三支柱模式转变的相关政策建议，并以三支柱为政策框架对我国企业职工养老金转轨中的隐性债务问题进行了考察。报告建立在我国由现收现付向三支柱转变的政策基础上，通过对我国1995-2050年的宏观经济、人口趋势和劳动生产等相关指标进行预测的情况下，进行了详细的测算。该模型假设我国适龄劳动人口在2025年左右达到最高峰，并在五年后开始减少，人口抚养比持续上升至2050年的31.2%，男女两性的退休年龄统一调整为65岁，养老基金投资回报率等同于工资增长率，测算的结果是1994年我国养老金隐性债务的现值是19176亿元，其中中人债务约为老人债务的两倍。
王晓军的测算范围包括城镇的所有企业、事业单位，以1989-1990年全国城镇人口生命表中的分年龄死亡率作为估计的死亡率，退休金给付的假设为工作年限达到35年即可以达到80%的替代率，对利率的假设考虑了3%、4%、5%、6%四种不同水平，社会平均工资年增长率为3%，工龄工资年增长率为1%。在上述假设下，根据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提供的分年龄、分行业在业人数和退休人口资料，可以估计出养老金计划覆盖人口的年龄结构和分年龄工资水平。在此基础上假设退休给付的调整有三种情况，一是不作指数化调整，二是以工资指数的50%调整，三是以工资指数的100%调整，在几种情况下，根据前面的债务估计公式，可以估计出隐性债务以及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研究还预测了当时的情况下如果坚持现收现付制度，养老金隐性债务的累计规模及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不断增加，随之提出了尽快建立基金积累制度，化解隐性债务危机的建议。
宋晓桐等人（2001）认为对隐性债务的测算是一项复杂的工作，要对人口和就业、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养老金覆盖面、缴费率、替代率和投资回报率以及退休年龄等因素进行综合性的分析，才能建立精确的精算模型。该研究以1997年为全国统一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估算时点，按照五种不同的缴费率和三种不同的投资回报率对养老金隐性债务进行了规模测算，从而得到15种不同的隐性债务规模。周渭兵（2000）认为在隐性债务的计算中不能够单纯套用商业年金的精算模式，他运用退休基金累计理论，建立了公共养老保险精算模型。此后，黄晓（2005）、李丹（2008）、黄建元（2009）和齐艺莹（2011）都在前人建立的精算模型基础上，对精算相关参数和假设进行了相应的精细化和实时化修改，他们的计算显示了随时间推移下我国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规模，研究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考虑到我国养老保险改革的时间推移，在计算中按照人口预测将“中人”进一步划分为“在职中人”和“退休中人”。不难看出，我国学者对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核算主要是计划终止时债务的测算，将关注点集中于转轨过程中隐性债务的显性化，但是鲜有从长远可持续的角度考察养老金制度的运行绩效，值得一提的是，彭浩然和申曙光（2009）对我国公共养老金隐性债务从计划终止时、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三个层次进行了全面的精算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影响隐性债务的因素进行了敏感性测算，这种多层次的测算可以满足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多方面的政策考虑，并勾勒出隐性债务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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