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化视阈中的新时期初大学校园小说
关键词:新时期文学 大学校园小说 《夏》《女大学生宿舍》 现代文化学审视
摘 要: 长期以来校园文学在文学中处于缺席和沉默的状态。进入新时期,大学校园小说作为客观存在,并未引起研究界的高度重视。然而其独特的价值逐渐彰显。文章以《夏》和《女大学生宿舍》为切入点,试图把它们放置在现代文化学的视阈中加以审视,从女性意识的复苏、政治文化的影响、青春诗意的抒写等方面挖掘文化潜质,以期对大学校园小说的研究做出微薄的努力。
中国现当代文学单就小说而言,有问题、文化、反思、历史、先锋、乡土、军旅、知青、伤痕、武侠、女性小说等五花八门的叫法。唯独“校园小说”处于弱势地位,很难进入文学史。“大学校园小说”的前行就更艰难了,一部现代文学史,可提的仅钱钟书的《围城》;“十七年”文学史,可提的仅杨沫的《青春之歌》。进入“新时期”以来,大学校园小说有了很大的起色和发展,如康式昭的《大学春秋》,程树榛的《大学时代》,阿真的《女大学生》,马瑞芳的“大学三部曲”——《黑眼睛·蓝眼睛》、《天眼》、《感受四季》,袁越的“大学三部曲”——《大学城》、《大学恋》、《大学梦》,邮亭的“北大三部曲”——《北大女生》、《北大男生》、《北大先生》,李冬莉的《大学无故事》,秦文君的《大一女生》,朱晓琳的《大学之林》,汤吉夫的《大学纪事》等,还有近几年不断涌现的网络校园小说,由于点击率高而出版,如孙睿的《草样年华》,董晓磊的《我不是聪明女生》,杨易唯的《女生宿舍物语》等等,都从特殊的视角,观照“城市包厢”的大学校园生活,透视“大学人”的情感世界,展现他们纷繁复杂的心态,讲述他们青春成长的梦想和伤痕的故事。应该说大学校园小说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就。可是,直到今天,这一现象尚未被文学史接纳,被研究者注意就更少了。笔者以为大学校园小说为校园文学乃至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有值得探讨的必要。本文不从宏观上去把握,而就新时期初1980年、1982年分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张抗抗的《夏》、喻杉的《女大学生宿舍》,从现代文化的角度切入,加以分析研究,努力探寻出在大学校园精神成人过程中“大学人”的生存考验、生命思考和生活追求。
一、女性意识的复苏
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结束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在文艺为时代政治服务的大背景下,女性小说的出现是极少的。在男性话语中心的时代,女性被边缘化,甚至缺失,一方面表现为女性作者或作家的缺失;另一方面则为作品中的女性人物的缺失。“十七年”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不是被“雄化”,成为“女性”英雄,就是被阉割,成为男性的附庸。不管怎样,都没有独立的主体意识。当禁止自由思想的紧箍咒一旦去掉,“经济转型带来的意识松动,多元语境削弱了男性精英文化清规戒律的‘导引’,女作家们获得了空前自由地抒发自我和营造世界的机会与可能”{1}。对此,研究者从文化的角度上有深刻的阐述:“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中国的社会文化也经历了深刻的转型。启蒙和人道主义的呼喊与细雨,催生了‘人’的文学的回归,对‘人’的关注——人的情感、价值、尊严——使女性话语的言说获得了独立的空间和契机,女性问题作为一个社会问题,重新获得言说的合法性。”{2}女作家们首先意识到的是女性的存在,就像伊甸园中的夏娃发现自己是个女人一样,恢复了女性的性别意识。她们开始把女性作为一个生存群体去考察,以女性的亲身体验描写女性的气质、女性的命运、女性的追求、女性的烦恼、女性的痛苦,一种女性自我意识渗透进她们的作品。“女作家们具有把注意力集中在亲身经历上的创作特点,与男作家们相比,她们的创作更多地与自己的亲身经历联系在一起。”{3}其创作主体具有女性的视角和表现形式,并以女性为创作对象。
张抗抗和喻杉就是这样,她们本身是知识女性,有实现自己存在价值的强烈要求,也追求较高层次的精神生活。因此,她们塑造的女主人公也往往是自立型的知识女性形象——带有强烈自我色彩。张抗抗,1950年生于杭州,曾在黑龙江国营农场劳动8年,1977年考入黑龙江艺术学校。喻杉,1962年生于湖南浏阳县农村,1980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相似的经历,使她们在新文学复苏之际把目光投注在大学校园,并且都以自己的亲身体验把女大学生作为考察的焦点,以诗性的抒情塑造新型女大学生的形象,便成为小说中的亮点。这里要说明的是“体验与抒情不同。抒情是主体内心情感的外现,体验是主体因外在客体而产生的感觉。前者是完全主动的,后者是依赖于外在客体的。作者抒情时,无需考虑外在客体的存在;作者体验时,必然存在主体对客体的感觉关系”{4}。大学校园及其生活在其中的“大学人”,也包括作者自己,便成为体验的客体支撑。她们在体验中积累,在积累中发酵,在发酵中酝酿,在酝酿中认知,在认知中发现,在发现中追求。“从80年代初期的女性小说中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女性意识注重女性作为人的价值,倡导人性解放,呼唤大写的人,追求理想的爱情,散发着理性主义的气息。”{5}亦如白薇的评价:“当代女性在全方位的社会生活中塑造的自我形象,其特征和内涵在80年代文学中表现得很清晰,她们的思想及行动的纲领是比较单纯而明确的。”{6}这种特征及内涵在于“不同于过去与政治合谋、强行统治人心的理想主义,而是关注人的生存处境和精神处境、为解除人的精神困境投入真诚和热情的人文关怀”{7}。这种现代意识的确立,表现了作者对社会的认识的深入和深刻。“所谓现代意识,就是作家对人类的未来、现在、过去有着深刻、清醒的认识,也就是不被外在既定的观念所左右的一种创作上的独立品格,一种视野开放式的对新的观念的吸纳能力。从新时期女性作家的创作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她们对历史、对现实、对未来的清醒认识。”{8}作者对社会的人文关怀体现在小说里刻骨铭心的个人感受构成了生活的主体,小说的主人公们就是从这里体味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对个人价值和精神的尊重,对个人欲望的表达和肯定,对一个个具体生命体验的重视,是这些女性小说的最鲜明的特征。从个人的角度出发,观察世界,分析社会,把握生活,使得此类小说更具女性气息:重感觉的描绘,强调生活的丰富多彩性,于细微处传神。《夏》写某大学中文系的女生岑朗、吕宏,虽然也写到“我”——梁一波这个男性,但主要通过塑造岑朗等当代女大学生的形象,明确地提出了消除社会各种消极思想影响,创造一个健全的充满活力的生活环境的问题。《女大学生宿舍》写了考取武汉某大学中文系的“五朵金花”:“我”——夏雨、骆雪、宋歌、辛甘、匡筐。她们入住305宿舍后经历的评助学金、维修宿舍、勤工俭学、生日晚会等事件,表现了她们在矛盾中渐趋融合的丰富有趣的大学生活。因为小说写得优秀,还被拍成同名电影,影响很大。这两部作品之所以获奖,是因为作品融入深广的社会内容,多视角地反映新时期初期大学校园青年大学生尤其是女性大学生对生活理想、人生价值、文化心理的独特的思考、理解和认同,实际上体现了作者的女性自我意识,具有独特的内涵和深度。它来自对长期以来社会女性意识淡薄的反抗,又在对人、对个性的思考中获得深化。“深刻的生活感受,在先进世界观的烛照下,必然要提供深刻的思想。”{9}这种女性意识的觉醒正是女性文化复苏建构的基础。
二、政治文化的影响
“政治文化虽然不同于明确的政治理念,也不同于现实的政治决策,但政治理念和现实政治决策在人们心理的投影,以及由之而形成的某种社会文化心理,却是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深藏在人们心中,并潜移默化地支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10}以“文化大革命”为例,人们的行为方式乃至生活方式都受政治文化的影响,如服饰上,款式的单调,颜色的单一,佩戴领袖的像章,典型地表现在女性的不爱“红妆”爱“武装”上。“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以文学艺术作为主要批判领域,知识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毛泽东不仅逐渐从阶级立场的角度否认了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价值和思想价值,而且还否定了知识分子赖以自豪的知识的价值,完全打碎了现代以来知识分子以独立自由为安身立命的理想。出于阶级意识也好,出于政治需要也罢,作为政治领袖的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歧视与贬低直接影响了文艺政策的方向;而同时又作为精神领袖的毛泽东,处在高度一体化意识形态的核心地位,其思想与言论又毫不费力地‘深入人心’,并一层层被贯彻与无条件接受。”{11}“建国后十余年间,知识分子的文学形象,随着现实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滑落而被迫退出文学舞台,知识分子的声音也在若隐若现之中终归沉寂(潜藏于地下的又是多么的微弱)。于是中国的文坛迎来了空前绝后的知识分子的真空时代:创作与批评都做了政治的奴隶,知识分子在文学中,乃至在现实中共同走上了精神放逐之路。”{12}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威压,特别是政治权威话语的影响,是文学创作丧失自由空间、知识分子丧失精神根基的主要外部原因,同时这些知识分子具有的民粹主义传统,以及这种传统的国家化,也是知识分子自愿接受思想改造,从而产生自我丧失与身份异化的主观原因。“‘政治’作为上层建筑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是文化研究难以逾越的界限。”{13}新时期初,虽然提出解放思想,但作家们心有余悸,还不能完全摆脱政治文化的影响。“当某种观念是统治者大力提倡,并随着各种手段的强化和教育步步加深,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融入人们的潜意识,成为人们血液中的一部分之后,往往难以根除。因为,人很难察觉与自己融为一体的观念,或者说人很难察觉自己血液中的异常,尤其是当人们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应该如此的时候。除非有外力的影响与推动。而且还必须是强有力的持续不断的影响与推动。”{14}也因此,刚刚步入新时期的作者笔下残留一些较重的政治文化的影响,也就不奇怪了。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创作必然会在文本中留下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