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马湖作家群形成的文化渊源

以儒佛道为主的传统文化长期影响中国文人，现代知识分子也会有不同程度的接受。在近现代转型时期形成的白马湖作家群，思想观念中融入了现代理念，但考察其文化接受渊源，依然不难发现传统文化思想的深刻影响。这可以从他们对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的身体力行，对佛家文化的皈依与认同，对崇尚自然、沉默避世的道家文化的相通中得到印证。

[关键词]白马湖作家群；文化渊源；儒佛道融合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8)05-0121-05

傅红英(1970—)，女，绍兴文理学院上虞分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浙江绍兴 312300)

在20世纪20年代，在浙东白马湖畔形成一个以夏癆尊、丰子恺、朱自清等为代表的作家群体，研究者命名为“白马湖作家群”①。这个群体成员未曾结社，也没有提出过共同的文学主张，可无论是为人、为文乃至其创作的艺术风格，都显示出惊人的一致。他们大都显现出清淡平和、质朴纯净、至情至性的品格，其作品则清隽平淡，朴实无华，且都与现实人生紧密相关。他们坚守艺术，不事张扬又脚踏实地地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化教育工作，对中国新文学建设贡献颇多。这个作家群体的共性特征如此鲜明，其形成是缘于怎样的共同文化渊源呢?

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认为，集体无意识是由传统积淀而成的一种普遍性精神，是“无数同种类型的经验在心理上残存下来的沉淀物”[1](P441)。白马湖作家群之所以形成诸多的文化共性，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其意识深处有着同一的传统文化的集体无意识积淀。尽管“五四”前后，在西方文化思潮的强烈冲击下，中国文学开始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构成对传统的某种悖离与叛逆，但深深根植于中国土地的作家们无论是价值观、审美观还是思维方式都不可能与传统完全割裂。“现代文学中的外来影响是自觉追求的，而民族传统则是自然形成的，它的发展方向是使外来的因素取得民族化的特点，并使民族传统与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2]白马湖作家群亦然，他们自觉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又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努力使现代观念与民族传统相适应。他们主张爱与美的教育，重视人格教化，崇尚自然与和谐，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切的体认。朱自清认为：“传统之所以为传统，有如海格尔所说‘凡存在的总是有道理的’。我们得研究那些道理，那些存在的理由，一味地破坏传统是不公道的”[3](P206)丰子恺也说过：“我国原有至高无上之精神文明。今后只须保住勿失，同时努力提高物质文明，使不落人后。”[4](P154-155)可见，他们对保持、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有着比一般作家更深刻的认识，这才有他们对传统的更自觉的接受意识；唯有如此，才会以群体的方式显现出独特的文化个性和创作实践。

综观白马湖作家群对传统文化思想的认知、吸纳及其在创作实践中的表现，明显可以看出其接受的正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和精粹部分。在长达几千年的中国社会里，以儒佛道为主的传统文化长期影响着中国文人，它们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三大主流形态，但此“三家”又共同存在于在中国文化之“家”中。白马湖作家对儒佛道“三家”都有不同程度的接受，虽然他们在“三家”思想中融入了现代理念，但依然不难发现其文化思想的接受渊源。

一、积极入世：对儒家思想的身体力行

儒家文化以“仁”为核心，提倡积极“入世”的精神，要求知识分子确立忧患意识，以天下为己任，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便是他们认同的理想人格模式和行文规范。“五四”前后，对儒家文化思想的批判，侧重在封建礼教和封建伦理道德方面，儒家文化中的“入世”精神并没有被扬弃，倒是同当时普遍流行的“为人生”理念相暗合，因而依旧为许多知识分子所遵行。作为刚刚从传统过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部分，白马湖作家们不能不在儒家的空气里呼吸，必然会对儒家思想作有选择的吸收，他们在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刻反思的同时，也肯定儒家“仁义忠恕”、“庄敬诚实”、“注重实践”的精神，主张把它们“像食物一样消化一番，遍布在血肉骨髓里”[5](P278)。透过他们的言行，不难看出，儒家思想中的积极入世精神以及信奉仁爱、注重修身等品性已内化在他们的人格规范和行为实践中了。

(一)“仁者爱人”，关注民生疾苦

“仁者爱人”，是孔孟思想的精髓。在儒家的理想境界世界里，王者要施行“仁政”实施“王道”，使所“颁白者不负于道路”、“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齐桓晋文之事》)。儒家的这一文化思想对生当忧患、“哀民生之多艰”的现代知识分子亦有感召力。生存于患难之世的白马湖作家一直关怀着中国社会的现实命运。他们虽然不如许多“五四”作家那样对旧文化取猛烈的批判态度，也没有像后来的很多革命作家那样采取激进的姿态，而是用温和的态度来审视传统、看取社会，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关注社会、批评人生，同情苦难的人民。他们总是秉有强烈的是非观念和爱憎分明的态度，竭力揭示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丑恶和不合理现象，为民立言、为民请命，显示出关注民生疾苦的“仁者”风范。

如，白马湖作家群的核心人物夏癆尊写下了不少忧国忧民之作，有《闻歌有感》、《对了米莱的<晚钟>》、《命相家》、《知识阶级的运命》、《流弹》、《一个四川来的青年》等，其名作《钢铁假山》一文，痛斥日本法西斯的暴行，更体现了他关注民族危亡的爱国情怀以及疾恶如仇的品性。夏癆尊对世事的关注、忧虑，反映了他文学“为人生”的现实态度，而从深层看，恰恰显示了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世”的行为特征。朱自清以擅写绘景状物、表达人间至情的散文著称，但其创作也有关注世事，积极入世的一面。他创作于白马湖期间的《血歌》、《给死者》、《白种人——上帝的骄子》、《生命的价格——七毛钱》、《执政府大屠杀记》等文中，就以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和强烈义愤，揭露社会丑恶现象，为底层人民鸣不平，甚至直接与反动政权对垒，表现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可贵胆魄与骨气。朱自清是温和儒雅的，或者说是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儒士”，他在“民生多艰”时敢于为民请命，也可说是深得儒家文化的精髓。

与白马湖作家群其他同仁相比，丰子恺可谓是最具佛心的作家。但儒佛本身就有相通之处，丰子恺的思想底色中也烙有深刻的儒家印痕。他早年就接受仁学思想，憧憬“天下如一家，人们如家族，互相亲爱，互相帮助，共乐其生活”。后来，又在《全人类是他的家族》一文中表达了视全人类为一家的大同思想。他既有出世的、超然物外的、对人间持静观态度的一面，也有入世的、积极的、有强烈爱憎感情的一面。随着他对现实关注程度的加深，其“入世”一面也不断加重。但到了抗战时期，面对暴敌入侵，丰子恺已由佛教“居士”转而成为抗敌“斗士”，接连写下《辞缘缘堂》、《还我缘缘堂》、《中国人就像棵大树》等犀利的抗日文字。在这些文章中，他直接用儒家“仁政”、“王道”思想抗议日本侵略者，明确表达了“为人道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为和平而抗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以仁克暴”(《则勿毁之已》)；坚信“仁政”必定战胜“暴政”(《杀身成仁》)，认为孟子的“仁政”思想“好像是为今日的世间而发的”，确信“最后的胜利还是属于孟子的”(《漫文漫画·最后胜利》)，其对儒学的认同和坚执信念于此可见一斑。

(二)“温柔敦厚”，追求理想人格

受儒家文化的熏陶，白马湖作家们十分注意修身养性，追求自身人格的完善和健全。他们秉承“温柔敦厚”的儒教，怀和风、守中气，重礼仪、持节操，坚持骨与节，努力做至真至情的有节操的“狷”者。作家们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并力求通过自己的人格去感化学生，感染读者。朱自清的许多散文篇章都表达出了儒家注重修身、要求独善其身的思想。他反省自己不能成为一个革命者，完全出诸一片至诚：“我解剖自己，看清我是一个不配革命的人!这小半由于我的性格，大半由于我的素养；总之，可以说是运命规定的吧。”于是，他找到了一个文人“姑作安心地过日子”[6](P233)的道路，脚踏实地、严肃认真地做着有益于人类的文化教育事业工作，可谓情真意切，显示出其处世认真的一面。

儒家文化对白马湖作家群的影响，还集中表现为作家们对人格教育的普遍重视。李叔同虽不能列入白马湖作家群，但却是这个群体的精神领袖，其言其行对这个群体作家的影响颇大。他出家前竭力推崇人格教育，认为人格教育要“身体力行”，“要做一个好文艺家，必先做一个好人”，人格与文艺的关系是：“首重人格修养，次重文艺学习”[7](P534-535)。夏癆尊在《教育的背景》中说：“我们所行的教育是人的教育，当然应当用人来做背景……‘人的教育’中最重要的则是‘人格’教育：真正的教育需完成被教育者的人格，知识不过人格的一部分，不是人格的全体。”[8](P297-298)朱自清也认为：“对学生的培养，固然要看你的教法如何，但更要看你的人格影响如何”[9]，“教育者必须有健全的人格，而且对于教育，须有坚贞的信仰，如宗教信徒一般。他的人生理想，不用说，也应该超乎功利以上。所谓超乎功利以上，就是说，不但要做一个能干的、有用的人，并且要做一个真正的、坦白的、敢作敢为的人!教育者要有这样的信仰，有了这样的人格，自然能够潜移默化，‘如时雨化之’了。”[6](P143)

(三)崇尚“中和”，重视亲情友谊

儒家文化注重孝悌礼仪，重视亲情友谊，所谓“发乎情而止乎礼”，便是儒家推崇的信条。这是同儒家崇尚和谐中庸、追求温柔敦厚的人生态度相联系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不偏谓之中，不易谓之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10]

白马湖作家群对儒家的“致中和”思想有较深体认，因而从整体上给人以“中和”、“温良恭俭让”的印象。夏癆尊以他的温和质朴而被称为“妈妈的教育”，在朋友的眼中，他“朴实真诚，笃行拔俗，廉顽立懦，化遍朋从”[5]。给人以温柔敦厚印象的朱自清更明确表示自己对中庸思想的认同：“‘温柔敦厚’是‘和’，是‘亲’，也是‘节’，是‘敬’，也是‘适’，是‘中’。”“我的意思是说，写字要一笔不错，一笔不乱，走路要一步不急，一步不徐，呷饭要一碗不多，一碗不少，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有不调整的，总要竭力刻求其调整，无论用某种积极的手段或消极的手段……总之，平常地说，我只是在行为上主张一种日常生活的‘中和主义’”。[11]正是信奉“中和主义”，对“和”、“亲”、“节”、“敬”思想有着深刻的认同，朱自清特别重亲情友谊，其散文在表达对亲人、友人的眷恋与关爱方面，尤能产生感染人的力量。他的《背影》、《给亡妇》、《哀韦杰三君》、《儿女》等散文，都显示了中国传统的仁爱、信义、中庸、平和的伦理道德观，也写出了他对亲人朋友的至真之情。从中流露的正是一个儒士的温柔敦厚、质朴平和的品性。类似表达亲情友谊的还有夏癆尊的《怀晚晴老人》，丰子恺的《给我的孩子们》、《伯豪之死》等，读来都十分感人。

二、皈依佛心：对佛家文化的认同

马克思曾说：“宗教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12](P2)宗教之一的佛教也有同样的意义：“佛教的基本教义是苦空观，它把现实世界看成无边的苦海，教人看空一切，逆来顺受，放弃任何反抗斗争和改善生活的欲望，把唯一希望寄托于来生善报，以修行成佛，进入‘涅’神秘境界。”[13]由此看来，宗教是人们对现实人生的一种态度，既是人在现实无望后的一种心灵寄托，也反映了人们力图以理性的方式解释世界、把握世界的心理诉求。

白马湖作家受儒学影响，努力做到独善其身，并且积极入世，关注现实人生，表明他们并非是一群纯为解脱个人困惑而只求自身价值意义的作家。然而，现实却常常令他们深感失望与愤怒，痛苦无奈之余，他们便转而从中国传统文化之佛家文化中寻求心灵的净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虽然“儒家学说强调修身，也谈到了做人的道理和律则，但儒家做人的道理全是教人如何去谋仕求官，治国平天下才是做人的目的。这种修身说一旦与官场经验勾通起来，就容易造成虚伪人格与假道学。倒是佛家戒律实实在在地讲些人情物理，要求人们在日常起居中做到和平、忍让、宽容、无私和高雅，反而在一种出世的态度中更为真切地贴近人生”[14](P105)。白马湖作家从“儒士”转向信奉佛学，也正是在这相通的人生态度中找到了契合点。

佛家文化要求的“和平、忍让、宽容”，正好与白马湖作家的“中庸、平和”的人生态度相契合。宋代名僧契嵩曾谓：“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乎治。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可以治世，无为者可以治心……其心既治，谓之情性真正，情性真正则与夫礼仪所导而至之者不亦会乎?”[15](P103)作为同样是“情性真正”的作家，正是在“治世”与“治心”的趋同性上，使白马湖作家的文化观念体现了儒佛的相通相联。在这个作家群中，受佛教思想影响最深的丰子恺，堪称是中国现代作家中最典型的佛教“居士”，其由儒而佛又由佛而儒，“出世”与“入世”同具，“居士”与“斗士”并重，最典型地反映了此类作家儒佛沟通的文化选择与创作心态。当“大无为”思想一面抬头时，他可以倾心向佛，写出反映人生“虚无”的作品，如《大帐簿》、《渐》、《秋》，表达自己对人生无常的体悟；而当看到了太多的人间黑暗时，便有了《伯豪之死》之类的愤世之作。当然，即便是“入世”之作，丰子恺也不会故作激烈之态，依然保持着心态的“平和”，如诉说友人伯豪之死，仍有生命无常的慨叹，依稀可见佛理的渗透。由此看来，无论是其“出世”还是“入世”之作，儒佛思想都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的确，对佛家文化的认同，是白马湖作家群非常突出的精神现象，其群体成员整体性地认同以至皈依佛教，在中国现代文学社团、作家群体中很少见。这里固然联系着现代知识分子的传统文化渊源，同时也有这个群体的不少独特之处。在这个作家群中，“有一个不常现身而人人都感到他的影响的”[16]人物，他便是群体的精神领袖弘一法师(李叔同)。弘一出家前与经亨颐、夏癆尊、丰子恺、朱自清等同在“浙一师”共事，彼此意气相投，过从甚密，在思想上、精神气质上互为影响，其中包括“佛缘”关系上的彼此相投。正是有着此种关系，后来成为佛学大师的李叔同遂会在佛学精神上引领这个作家群体。夏癆尊和丰子恺等不仅始终与弘一法师保持密切联系，还尽力护法，并在白马湖畔为之筹建了“晚晴山房”，于是出家和尚与在家“居士”有了进一步的深切交往。已是“弘一法师”的李叔同，不仅以自己对佛的身体力行而对朋友起到感化作用，还屡劝夏癆尊等好友念佛、礼佛、皈佛，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白马湖作家群向着“佛”的一面靠拢。其中丰子恺是受弘一大师影响最深的。另一个深受影响的是夏癆尊。弘一曾写给夏一首偈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夏深知其中三昧，不过他的性情偏重于“菩萨行”的观念方面，认为学佛在心不在形，使他无法做一个彻底的佛教徒。不过，作为一个“在家”的佛教居士，夏癆尊对佛的信仰及其创作中对佛理的自如运用，在现代作家中依然是十分突出的。

正是成为自觉的佛教信徒，并对佛理有深入的钻研，使白马湖作家对佛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将其渗透在创作中，便有了他们用佛理解释宇宙人生的哲理与智慧。谭桂林认为：“真正的信佛，应该理解佛陀四大皆空之义，而屏除私利；应该体会佛陀的物我一体，广大慈悲之心，而护爱群生。至少，也应该知道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之道”，从而显示出把佛学“当作苦难中的人类在自我拯救方面所创造的一种除却人们贪嗔怨恚无明烦恼的智慧”[14](P117)。丰子恺对佛理有深切的体悟，其创作中表现的“诸法无我”、“一切皆苦”(佛教三法印)和“浅醉闲眠”等，无不充满佛教的智慧。本着对佛心的深刻领悟，他特别崇尚儿童世界的纯真，创作了许多散文和漫画来讴歌童心，以表达护生、护心的佛教思想。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一文中，丰子恺告诫青年，如有“感到疑惑与虚空”或是“感到苦闷与悲哀”，“你就要请教‘哲学’和他的老兄‘宗教’。这时候，你才相信真正的佛教高于一切。”他对佛学的推崇，已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加以认识了。夏癆尊信佛的程度不及丰子恺，但对佛学也多有钻研，从佛学中培植锻炼出了广大的慈悲与同情，并把它们推及一切世间有情之物，夏癆尊从涵养人格与寄托精神上把佛学与现实人生联系起来。他一方面以悲悯的仁善之心和宗教徒般的热情献身爱的教育，成了躬身实践佛学思想的“菩萨行”者；另一方面也宣讲佛经，尽力护法。据《春晖》第19期(1923年11月16日)记载，夏丐尊曾庄谐杂出地在“五夜讲话”中为学生讲解“观世音”现身说法，晚年他曾在上海讲经，并翻译佛经《南传大藏经<本生经>故事选》一书，是现代作家中少有的曾译佛经的人。他的散文《并存和折中》、《“中”与“无”》正是佛学思想的一个折射，佛学思想无疑已是夏癆尊文化思想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

三、崇尚自然、沉默避世：对道家文化的认同

在中国文化精神的三大主流形态中，道家思想对白马湖作家群的影响虽然没有儒家思想和佛教思想那样大，但源于儒佛道“三家是一家”的理念，源于白马湖作家独特的人生态度与处世哲学，应该说道家思想对他们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知道，道家主张“法自然”，强调“无为”，藐视权贵和反叛传统，才去寻求清净无为的境界，远离社会，隐迹山林去追求个人心目中的理想。生存于忧患之世，白马湖作家一直关怀着中国文化的现实命运，但现实并没有提供足够的条件，自知无力抗拒强大的黑暗势力，他们才退守自身，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他们聚集在白马湖畔，避免了激进与偏颇，潜心于写作和教育，默默地担当起文化教育之大任，虽然并不怎样惊世骇俗，但也应令人刮目相看。从这个意义上不妨说，其行为实践与道家的“无为”而又有所为的精神不无相通之处。

白马湖背山而存，风光旖旎，它地处杭甬铁路边上，闹中取静，入则可修身养性，出则可与杭沪甬及时联系。白马湖以它的“清静的热闹”而深受作家们的喜爱。它是一个近乎于世外桃源式的地方。作家们聚集于此，与道家寻求“避世”处所颇有相近之处，然而，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更重要的还是白马湖这一方山水吸引了作家们，而这也恰恰与道家的崇尚自然相暗合。事实上，以白马湖作为安身之所，的确也有逃避世俗烦恼的因素，这在白马湖作家的文字上多有透露，但这只能理解为是暂时的“退隐”，后来，这个作家群体位移至上海，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图谋更大的发展，便是有力的佐证。

考察白马湖文学，我们不难发现，其文学审美特点是：崇尚自然本色，反对人工雕琢；重视言外之意、味外之味；重神似轻形似，主张以形写神，重视意象和意境的创造，他们惯于用白话的新瓶装传统美学风格的旧酒。这样的审美特征与道家注重“法自然”的思想是分不开的。

朱自清对儒道文学曾有如此议论：“载道或言志的文学以‘儒雅’为标准，缘情与隐逸的文学以‘风流’为标准，有的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表现在这种情态的是载道或言志。这个得有‘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抱负，得有‘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涵养，得用‘熔金铸史’‘含英咀华’的语言。这就是儒雅的标准。有的人纵情于醇酒妇人，或寄情于田园山水，表现这种情态的是缘情或隐逸之风。这个得有‘妙赏’‘深情’和‘玄心’，也得用‘含英咀华’的语言。这就是风流的标准。”[3](P130-131)从这个意义上说，马湖作家群既是儒雅的，也是风流的。正是在儒佛道的融合上，显示出这个作家群体接受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和复杂性。

注释：

①陈星在《台、港女作家林文月、小思合论》(《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了“白马湖作家群”的说法，并于1998年出版了《白马湖作家群》一书。朱惠民在1994年编选出版的《白马湖散文十三家》中，把这些作家的散文称为“白马湖派”。张堂錡在《清静的热闹——白马湖作家群论》中(《中央日报》，1995年5月16日、17日、18日)，称这些作家为“白马湖作家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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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龙迪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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