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观照本来就有模糊性
王明居近年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模糊美学的论文，最近又有《模糊美学》、《模糊艺术论》两部专著出版(注1)。作者在这两部专著中就模糊美学诞生的意义和基本特征、研究对象、理论基础、基本范畴以及模糊美、模糊美感、模糊艺术的基本理论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逻辑阐述。作者认为：“模糊美学的诞生，标志着美学的又一次解放。它冲破传统的美学限阈，打破僵化的美学的垄断状态，把不确定性引进美学领域，使美学成为既确定又不确定、既有序又无序的充满活力的科学。”（第2页）“模糊美学研究的对象是模糊美、美感的模糊性和艺术的模糊美，它的美学概念是不确定的流动的。”（第11页）“模糊美学是美学的一个分支”，“它以模糊美和模糊审美心理为自己主要的开拓领域。”（第72页）关于模糊美的特征，作者提出了不确定性、，整体性（附混沌性）、互渗性；关于模糊美的范畴，作者提出了亦美亦丑、亦美亦高、亦悲亦喜、有无相生、知白守黑、明暗掩映、不似之似七大范畴。以《模糊美学》及《模糊艺术论》的出版为标志，作者已经建立了一整套名为模糊美学的理论体系。作者广采博取，批判地借鉴吸收了古今中外的许多美学思想成果，而且又卓有成效地进行了自己的鉴别消化，化为自己智慧的血肉，给人以颇具理论深度之感。特别是结合许多审美实际、古典诗词、艺术典范事例而进行的鉴赏分析，情理并重，流金溢彩，文优辞美，是颇有味道的。但是就目前情况说，断言这一模糊美学体系已经确立，窃以为为时尚早。虽然王明居《模糊美学》的出现，是对于美学研究的新开拓；但是，名为模糊美学的分支学科尚不能卓然而独立，因为模糊性，本来就是审美观照的特点。
一、历史的错位
每个学科的创立和发展，都不可避免地吸收时代的营养，打上时代的印记。模糊美学究竟是哪个时代的产儿呢？作者说：
模糊美学不是凭空臆造出来的东西，而是有其坚实的理论基础的。它不在过去出现，偏偏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出现，这就表明：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综合发展中共同出现的关于物质运动的不平衡学说，为模糊美学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体地说，现代物理、化学中的耗散结构论，为模糊美学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模糊数学中的模糊集合论，为模糊美学提供了数学的依据；哲学中的唯物辩证法，为模糊美学提供了科学的哲学理论基础。（第10页）
这段关于其理论根据的论述，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在全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我们认真思考一下，就会产生疑问：普利高津创立耗散结构论，因之荣获1977年度诺贝尔奖金；查德发表莫立模糊数学的《模糊集合》一文，是在1965年；而哲学中的唯物辩证法，则是上个世纪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阐明并加以运用的，那么，为什么建立在这些学说基础上的模糊美学“偏偏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出现”呢？这中间存在着一系列明显的历史时代的错位。笔者认为，这一错位现象涉及到美学要不要寻找物理学、化学以及数学的理论依据，现代自然科学的新发展究竟以什么为理论依据等等一系列问题。
首先，就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来说，二十世纪先后出现了相对论、量子力学、原子模式，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协同论、突变理论、耗散结构论等著名学说，标志着现代科学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假如需要为美学的发展寻找现代物理学、化学的科学依据的话，那么应运而生的美学分支也就不会仅仅是模糊美学这一种，而应该是与物理学化学的每一新发展都两两对应的许多分支美学。显然，这就不能不使人对美学的前途感到忧虑。
被人们称为新三论之一的耗散结构论的提出，为人们理解变动不居的自然界如何“从混沌到有序”的发展过程，例如宇宙的生成、生命的进化等趋势，提供了新的工具，其开创意义是不能低估的。但将这一学说与美学联系起来，其适用度显然是相当有限的。《模糊美学》中专门论述耗散结构论对模糊美学的影响时所着力阐述的，不过是普里高津关于非线性领域的不平衡性、不确定性观点在美学中的应用问题。“宇宙的不平衡性，物质运动的不确定性，不是上帝的安排，不是人的主观意志，而是大自然的客观规律”，因而“在客观上构成一种特有的飘忽不定的模糊美”。这种不确定性不仅表现在自然美之中，而且表现在社会生活中，艺术作品中也存在大量的模糊美。作者认为，正是耗散结构论的非线性系统的不确定性学说，开拓了美学研究的新途径，在多学科的交叉线上开拓了模糊美学的多维视野，就象自然科学家钱学森提出要进行涨观、宇观、宏观、微观、渺观等五观研究那样，模糊美学将把美学研究“置于无限广阔的飞跃发展的现代自然科学背景中”（第42—46页）。在我看来，所谓耗散结构论非线性系统的不确定性学说对于美学研究的意义，质言之，就是注意研究美、美感、艺术中的种种现象都处在不停的流变过程之中，因而表现出多变性、多面性、相对性。我们知道，关于世界变动不居、大化流行的基本观点，当然并不是自普里高津始。普里高津在他的《从混沌到有序》一书中就引述过中国庄子的名言：“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采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习惯说法来表述，那就是“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在一个世纪之前就说过：“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前进的发展，不管一切表面的偶然性，也不管一切暂时的倒退，终究会给自己开辟出道路，——这个伟大的基本思想，特别是从黑格尔以来，已经如此深入一般人的意识，以致它在这种一般形式中未必会遭到反对了。”(注2)自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诞生以来，把客观世界看成是过程的集合体的观点得到极大的传播，在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领域里不断得到新的运用。但是，正如恩格斯当时就曾指出的，“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是一回事，把这个思想具体地实际运用于每一个研究领域，又是一回事”。在运用过程中，也还有深浅与高低、融汇贯通或生搬硬套、自觉或不自觉等等差别。标榜马克思主义的人未必真正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某些对于马克思主义相当隔膜甚至存有某种偏见的科学家，反倒往往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得出了与辩证唯物主义相通的结论。在我看来，象爱因斯坦、普里高津这类自然科学家，就属于后面这种情况。耗散结构论中非线性领域的不确定性学说，其实就是对于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这一唯物辩证法观点在一定范围的一个验证。以它作为美学的理论依据，其实仍然是以唯物辩证法为理论依据。
其次，就美学及其所隶属的哲学来说，要不要寻找一种数学理论作为自己的数学依据？哲学与数学究竟是什么关系？模糊数学能否为美学提供数学依据？这都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数学是人类所具有的一种特殊的认识工具和符号语言体系。如同人的物质工具一样，它以最纯粹的形式体现了人的认识的能动性。这种认识能动性，从哲学高度看，仍然是人类实践能动性的高度抽象化的反映。数学的抽象是感性的抽象，但这种感性主要不是感性对象，而首先是主体的感性活动。数的根源在于人类实践的原始动作，即在使用和制造工具为特征的劳动实践的原始操作之中。数学上的纯粹的量是从抽象主体活动而来的、具有形式逻辑同一性的量，同时也是对于宏观世界的具有同质的事物的量的抽象。“自然界对这一切想象的数量都提供了原型。”(注3)正因为如此，数学为人们科学地认识世界提供了一种工具和符号，数学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计量操作依据。但是，对于那些在主体操作方面不具有形式逻辑同一性的活动，对于宏观世界中不同质的量，究竟应该如何计算，数学似乎仍然无能为力。哲学社会科学中的若干门类，包括美学，应该属于后者，而不属于前者。举例来说，当今世界某些科学家运用电脑研究形象思维规律，可以利用几种图象零件搭配以致“设计”出数以万计的图案，但是电脑却不能在众多图案中判定哪一些图案更美，这就涉及到电脑只能在认知范围完成量的计算而无法解决属于情感领域的趣味判断问题。因为情感领域里的变化与认知范围内的计算判断，很难说都属于相同质的量，因而也就难于进行计量了。前几年文艺学美学界在引进种种新方法时，曾经讨论过美学艺术学能否数学化定量化的问题。许多学者都指出社会科学难于象自然科学那样进行定量分析，因而要求一切学科都走向数学化是困难的。由此看来，由于数学领域里出现了新的分支而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也进行相应的分化是困难的。据我看来，由于模糊数学出现而想建立一门模糊美学，就存在着这样的困难。
恩格斯说：“全部所谓纯数学都是研究抽象的，它的一切数量严格说来都是想象的数量，一切抽象在推到极端时都变成荒谬或走向自己的反面。数学的无限是从现实中借来的，尽管是不自觉地借来的，所以它不能从它自身、从数学的抽象来说明，而只能从现实来说明。”(注4)由此可见，只有现实实践活动才会推动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产生和发展，才构成数学赖以建立的基础和依据。假如我们把数学看作是其他学科赖以建立的“依据”，那么从根本上说就是仍然没有找到其真正的基础和依据，这样就有可能把数学抽象推到极端而变成荒谬。
数学与人类科学的发展之间的确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相互影响，其间发生影响的桥梁是思维方法的共同性。数学领域里当然存在着形而上学的数学与辩证法的数学的区别。从数学发展史来看，并不是到了查德提出模糊集合理论才标志着揭示辩证法的数学的产生。“数学本身由于研究变数而进入辩证法的领域，而且很明显，正是辩证哲学家笛卡尔使数学有了这种进步。辩证思维对形而上学思维的关系，和变数数学对常数数学的关系是一样的。”(注5)“初等数学，即常数的数学，是在形式逻辑的范围内活动的，至少总的说来是这样；而变数的数学——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微积分——本质上不外是辩证法在数学方面的运用。……高等数学中的几乎所有的证明，从微分学的最初的一些证明起，从初等数学的观点看来严格地说都是错误的。”(注6)可见，如果我们要为哲学社会科学中辩证发展的分支科学寻找相应的数学分支的话，那么首先应该找到研究变数数学的微积分头上。据笔者看来，查德提出的模糊集合理论，不过是在变数数学中多变量之间存在不确定关系的一个分支；惟其由于变量太多，才出现了“类的边界不能截然确立的时候”，结果也就难于明确计算，而只能表明一种程度，于是就变成了模糊集合理论。《模糊美学》的作者认为模糊数学引发了“模糊美学”，在我看来，从思维方法的对应来看，所谓“模糊美学”应该与整个变数数学相匹配。
最后，综上所述，耗散结构论、模糊集合论的思想方法基础，都是唯物辩证法。因此，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真正能够构成美学的理论基础的，只有唯物辩证法；舍此之外再去寻找什么物理学的、化学的、数学的理论依据，是没有必要的。据我们看来，《模糊美学》的作者也有同感，例如书中说“亦此亦彼，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模糊美学正是以这种亦此亦彼的模糊美为研究对象的。所以，亦此亦彼、对立统一的辩证法，乃是模糊美学的哲学理论基础”（第120页）。
《模糊美学》书中多次批评“二值逻辑”的运用和困境，提倡“多值逻辑”判断，实质上，就是批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提倡辩证的思维方法。所谓“二值逻辑”，它们体现的是形式逻辑中的同一律和排中律的要求。“形而上学意义下的同一律是旧世界观的基本原则：a＝a。每一个事物和它自身同一。一切都是永久不变的”。“同一性——抽象的，a＝a；反过来说，a不能同时等于a又不等于a”。按照这种形式逻辑的要求，“只能在二者之中选择其一：‘非此即彼！’”(注7)这种“非此即彼”式的形式逻辑判断，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被称为知性（悟性）判断。对这种形而上学思维方法进行致命批判的，首功当推辩证法大师黑格尔。黑格尔曾经断言：“事实上无论在天上或地上，无论在精神界或自然界，绝没有象知性所坚持的那种‘非此即彼’的抽象东西。”(注8)恩格斯高度评价了黑格尔对于悟性（知性）思维的批判，甚至曾经诙谐地称赞他的爱犬狄多都具有这种悟性思维。他说：“整个悟性活动，即归纳、演绎以及抽象（狄多的类概念：四足动物和二足动物），对未知对象的分析（一个果核的剖开已经是分析的开端），综合（动物的机灵的动作），以及作为二者的综合的实验（在有新的阻碍和不熟悉的情况下），是我们和动物所共有的。就种类说来，所有这些方法——从而普通逻辑所承认的一切科学研究手段——对人和高等动物是完全一样的。只要人和高等动物都运用或满足于这些初等的方法，那末方法的基本特点对二者是相同的，并导致相同的结果。——相反地，辩证的思维——正因为它是以概念本性的研究为前提——只对于人才是可能的，并且只对于较高发展阶段上的人（佛教徒和希腊人）才是可能的，而其充分的发展还晚得多，在现代哲学中才达到。”(注9)按照恩格斯这一论述，《模糊美学》所批评的“二值逻辑”的传统美学便是属于“对人和高等动物是完全一样的”美学，只有“模糊美学”才可能是人的美学了！这当然是不可思议的结论。
谈到思维方式的转变，这的确是一个影响甚至决定人类文化发展的重大问题。综观人类文化发展史，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来看，经历了由古代朴素的辩证思维到近代实证的形而上学思维，再到唯物辩证法的系统观三大阶段；与此相对应，人类文化出现了三次文化高峰。第一次文化高峰以古希腊文化、中国诸子百家文化为代表。第二次文化高峰开始于文艺复兴，以达·芬奇、牛顿等人为代表。恩格斯在谈到这个阶段的思维方式时曾说过：“旧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黑格尔称之为‘形而上学的’方法，主要是把事物当做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必须先研究事物，而后才能研究过程。必须先知道一个事物是什么，而后才能觉察这个事物中所发生的变化。自然科学中的情形正是这样。认为事物是既成的东西的旧形而上学，是从那种把非生物和生物当做既成事物来研究的自然科学中产生的。而当这种研究已经进展到可以向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即可以过渡到系统地研究这些事物在自然界本身中所发生的变化的时候，在哲学领域内也就响起了旧形而上学的丧钟。”(注10)“1859年，在人类文化史上出现了两部重要著作：一部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部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前者以新的系统观来观察整个生物界，在彼此孤立的动植物物种之间找到了同一的联系，用遗传和变异这对矛盾，解决了物种之间的过渡，使生物界从单细胞一直到高等动物的发展成了一个可以理解的系统，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这样就向人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思维方法。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后来出版的《资本论》，则是用这种新的观点、新的思维方法来观察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著作。”(注11)自那以后科学的发展，包括二十世纪自然科学领域内许多划时代的新发展，从思想方法来说，都是以这种新的唯物辩证的系统观为标志的。系统论的提出，为这种新的唯物辩证系统观找到了新的表述方式。因此，我曾经提出，1859年已经标志着人类第三文化阶段的到来，而现在正处于第三文化高峰的酝酿期间。这第三次文化高峰，将以横向的众多学科的巨大综合和纵向的几大文化传统的融合汇流为主要特点，推动人类进入一个新的文明期(注12)。
因此，如果说美学即将获得新生的话，那应当是以这种新的唯物辩证的系统观对美学问题系统思考的成果。只有这种唯物辩证的系统观才堪称是美学新生的哲学理论基础。与1859年这个里程碑式的年份相比，美学的发展已经是大大迟到了。这才是美学的真正的历史错位的涵义。
二、逻辑的错位
两本模糊美学专著贯穿着这样一种理解：直至模糊美学诞生之前的美学都是传统美学，其中包括了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经典美学，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封闭性、确定性、忽视模糊性。与此相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脱颖而出的模糊美学，则反其道而行之，以开放性、不确定性、模糊性为特点。“无穷的宇宙，有无数的自然美，我们所能观照的自然美，只是自然美中微乎其微的一点点，就是这一点点，我们也不尽了然”，“宇宙空间的美的奥秘更富于深邃性、难测性，也就是更富于模糊性。以无限的宇宙而言，美的奥秘的模糊性永远不会完结。”（第30、31页）顺理成章，模糊美学应从宇宙间如此深邃难测的模糊美为其开发的主要对象，然而我们在两部专著中所看到的用以证明美的开放性、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材料，却几乎都是另一范围之内的。书中引证的美学典籍，包括中国的老子、庄子、周易、淮南子、王弼、嵇康、扬雄、陆机、刘勰、顾恺之、宗炳、谢赫、王维、王昌龄、释皎然、释道济……，西方的尼柯玛赫、赫拉克利特、柏拉图、普洛丁、莱布尼茨、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等人的著作；“模糊艺术品类”中所列举的艺术门类，包括文学、绘画、音乐、舞蹈、戏剧、电影、雕塑、建筑、书法等；列入“模糊艺术方法”的有印象主义、感伤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等；……总之，前此已有的所谓传统美学著作和传统艺术作品，几乎包罗无遗地全都变成了论述和验证模糊美学的资料，这就势必造成论述逻辑上的严重错位。这种逻辑错位的突出表现，在于论述上的前后矛盾。
例如，康德被视为封闭的经典美学的著名代表，前文说他“正是从经典哲学的确定性、永恒性出发去界定美的概念的，因而当他遇到不确定的变动不居的美的现象时，就无法作出回答”（《模糊美学》第19页）。后文又说“康德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乃是他的美学体系中解开审美客体与审美主体之间的关系的关键问题。它揭示了无目的与合目的之间的交叉、相参、矛盾、协调，指出了不确定性。这是康德哲学中充满矛盾的模糊论的复杂表现。”（《模糊艺术论》第102页）
例二，典型论被当作与模糊集合论相区别相对照的非模糊理论，“典型强调的是鲜明的‘这一个！’模糊集合强调的是模糊性。”（《模糊美学》第78页）后文在分析著名的多余人典型奥勃洛摩夫、巴扎洛夫、罗亭以及《第四十一》中的马柳特迦等人时，却又费尽口舌说他们是模糊的（第101—111页）。在谈到艺术的模糊特征论时，又说：“阿巳公、答尔丢夫、奥勃洛摩夫、贾宝玉、林黛玉、阿Q、祥林嫂，等等典型性格，都是具体的‘这一个’！是‘一’；但是，在他（她）们身上，却分别概括了许许多多活生生的现实人的特征，都寄寓着‘许多个’，是‘多’。……这就显示了它们蕴贮着的美的矿藏的丰富性、复杂性。它们是深沉的、难测的，因而也是模糊的。”（《模糊艺术论》第16页）到了论述现实主义的时候，又抛开典型人物不说，称“现实主义的模糊性，主要表现在典型环境上”（《模糊艺术论》第256页）。
又例如，“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被誉为“突出地鲜明地表现出抽象的模糊美。它给人的不是平面的美感，而是立体的美感”，“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被誉为“通脱爽口，谐趣横生，自由自在，无拘无束”，难道真的由于它“一笼统”就成了“千百年来仍为人传诵”的佳作吗？
这类逻辑错位造成的困境，来自作者牵强地以模糊不模糊作为判别前人资料的标准。如果先验地把美学分为传统的、确定的与新生的、模糊的两类，然后再把前已有之的思想、艺术资料分别归在两者名下，那就必然会遇到许多“亦此亦彼”难以确定的难题。在这里，作者在总体上考查问题的思维方法，恰恰是自己一再批评的“二值逻辑”！正是由于这种潜在的不自觉的“二值逻辑”式的思维定势作为总背景，才使自己常常落入逻辑错位的困境中去。
三、美学本来就是模糊的
如果真正摆脱形而上学“二值逻辑”而运用辩证思维的“多值逻辑”，那么我们就会得出结论：美学本来就是模糊的。完全与模糊无缘的所谓精确的、美丑分明的美学学说（并非指个别观点）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封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美学”本身就是一个虚构。历史上真正有价值的美学思想资料和艺术佳作，都可以说是走向这种辩证美学的阶梯。周易美学、老庄美学是流动的美学，柏拉图、歌德、黑格尔都曾明确指出美和美学的不确定性。美学学科至今未能真正确立，美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美学包括哪几部分、什么是美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至今尚无定说，这件事实本身就是美学具有模糊性的首要证据。
本人一向认为，“美学是研究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以及美的创造的一般规律的学科”(注13)。在这个关于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中，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处于中心位置，因而亦可简化归入“关系说”。《模糊美学》一书对“关系说”是持批判态度的，于是提出了“超越关系之外”的美。作者举例说宇航员遨游太空，看到地球象个光彩夺目的蓝色水晶体，“宇航员目睹它的美，固然符合所谓美是关系的定义，未到太空的人并没有和它建立目睹的直觉关系，但它并未失去蓝色水晶体般的美丽光彩。……它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不受关系的约束。它的美，是独立自在的。”（第15页）在我看来，说美与人处在关系之外绝不能以是否“和它建立目睹的直觉关系”为标准，也不能以人数多少为标准。宇航员观照地球的美，尽管最初只是一个人，但他是整个人类的代表。“人是类存在物”，即使一个人从事一种“只有在很少情况下才同别人直接交往的活动的时候，我也是社会的，因为我是作为人活动的”(注14)。宇航员一个人遨游太空，标志着整个人类视野的极大拓展，甚至连无人驾驶的宇宙飞船拍回的照片的美，也同样标志着人类审美视野的极大拓展。宇宙飞船尚未达到的空间的美，有没有，是什么样子，目前无人知晓，但这也并不等于否定它的存在。总之，凡是已进入人的视野的美，都是处于“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之中的美，概莫能外。
承认“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重要性，这本身就意味着以人为中心。因为“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说来，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注15)正因为美学以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为其研究对象，它才必然是人文学科的一个分支，形成了以研究这一关系的两端及其形成条件为主要内容的美学学科。如果否定了“关系”，否定了以人为中心，也就必然否定了美学的存在。但是，这些不言而喻的观点被《模糊美学》讥笑为“把渺小的人的本质，无限扩张、膨胀”，“必然夸大了人的主观意识的作用，这就必然犯唯心主义的错误”（第27页），并且说“这种观点是地球人的观点，而不是宇宙意识”（第28页）。但是，同书中谈到火山的美和丑时，仍然以有没有“生活的肯定性”作为判别美丑的尺度，这不仍然是“地球人的观点”吗？既然是地球人的观点，那么无论是存在于涨观、宇观、宏观、微观、渺观等五观中的哪一种现象，都必须是在进入地球人的视野之后，才有可能谈其美丑的。
如果承认美学问题离不开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那么，我们就可以断言，美学及其基本规律必然是模糊的，亦即流动不居、变化莫测、相对存在、随时不同的，唯其如此，它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一般规律。
首先，被我们称为美（包括优美、崇高、滑稽、悲、喜、古雅、中和、荒诞等等）的对象物本身，都是变动不居、生生不已的，它与人（主体）的关系也是流动不息、瞬时不同的。正如《模糊美学》一书所说的：“纯之又纯的绝对静止的美，是不存在的。它总是美中寓丑、美丑杂夹、变化流动的”（第218页）。
其次，从人（审美主体）这方面说，主体的状况（生理条件、心境、修养、观点等）也总是处在流变过程中，每一个人在当下的价值取向也不尽相同，因而对客体（即使是同一客体）的感受也就必然有异。审美判断并不是像康德所强调的那样仅仅是对于对象形式的判断，与善无关的判断，它是一种包含了多种心理内容的复合判断，是渗透着认知价值、功用价值、道德价值等等在内的多值判断。其中对于对象形式的观照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往往成为影响整体判断的关键因素，因而才被称为审美判断，而与其他真、善判断相区别。审美判断包含着其他价值判断，并且表现为说不清道不明的非推理状态，因而它不可能是确定的、精确的、纯粹的。审美中的不确定性，乃是若干个介于○与1之间隶属度的模糊集合系列的相互牵涉、渗透，因而它远比一个非此即彼（非○即1）要复杂丰富得多。
再次，特定的客体对象在特定的时空中与特定的审美主体相遇合，才能形成现实的特定的审美关系。这一系列特定条件的出现和遇合，《模糊美学》中称之为“场”——美感心理空间场。“场”的出现是一种多变量的函数遇合关系，那么，它就必然是难于精确计算的模糊结论。
前人研究美学所取得的成果，有许多是涉及美的模糊性的，当然也有一些涉及到美的精确性的，例如黄金分割律的研究。正如《模糊美学》书中所指出的，“模糊之于精确，如影随形，不可分割”（第105页）。所谓精确美与模糊美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所谓传统美学与模糊美学之间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界限。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模糊美学。《模糊美学》一书对于推进美学模糊性的研究仍然是功不可没的。因为对于美学的模糊性的研究是“向美的未来召唤”的。
(注1)王明居《模糊美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模糊艺术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
(注2)(注10)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240，240页。
(注3)(注4)(注7)(注9)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5，569，534—538，545页。
(注5)(注6)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61，174、175页。
(注8)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本，第258页。
(注11)(注12)见拙作《文艺学美学发展走向之我见》，《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又见《美学：苦恼的追求》一书，海峡文艺出版社，1988年。
(注13)拙作《关于美学研究的对象的初步意见——与蒋孔阳、李泽厚同志商榷》，《山东师大学报》1981年第3期，又见《美学：苦恼的追求》第9页。
(注1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122页。
(注15)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