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并接策略

摘要：对于“他者”的研究与关注，体现了人类学自身综合性与开放性的学科特征。人类学总是在对他学科的差异性整合中，不断地认识和完善自我。从叙事的角度，探讨人类学与历史学的粘合过程，不仅符合人类学进行自我整合的学科特征，而且也有益于研究具体族群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叙事作为二者并接策略具有现实基础和理论基础，可以通过移植策略、再生产策略、建构时间秩序策略、视点转移策略、交流策略实现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并接。

关键词：叙事；人类学；历史学；并接策略

中图分类号：C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9)03-0099-07

一、人类学与历史学的整合

他者(othemess)，作为人类学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与终点，一直是人类学的研究特征和传统。强调“他者”是为了更好地界定、认识、完善“我者”。人类学总是能在清晰地判别了与其他学科的差异之后，又娴熟地将这种差异性整合进自己的学科体系中，所以出现了诸如“社会人类学”、“生态人类学”、“饮食人类学”、“旅游人类学”等。

“历史人类学”就是在人类学划定了同历史学的界限后，又模糊这一界限的过程中产生的。区别“他者”与“我者”，本身就带有对二者本质的差异性确定。大抵说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空间与时间。传统上，人类学家对于文化的研究强调空间维度，他们都把遥远的异族社会视为一个静态、稳定、封闭的空间单位，以此作为人类学研究的试验场(experiment location)；而历史学则强调时间的线性流动，描述历史事件在时间序列中的更迭与转换。(2)小与大。人类学家总是将眼光放在日常、凡俗的事物之上，嫁妆、斗鸡、作坊主人讲的故事都是他们的旨趣所在，而历史学家则关注帝国的兴衰更迭、政治的操弄控制、阶级的权利纷争。(3)现在与过去。人类学家与研究对象总是一种面对面(face to face)的关系，在与当地人的共同生活中，完成自己的田野调查，因此人类学家是在现在时(present tense)的语境中从事田野作业，而历史学家所面对的则是成堆的文献资料和考古遗物，在对这些没有生命的事物或早已消逝的事件进行整理和描述中，完成历史编纂，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历史学家从事的是过去时(past tense)的工作。(4)口述与书写。人类学家总是在田野过程中，通过报道人的口述传统或事件叙述获取信息，而历史学家则以文字书写的史料档案作为主要的信息来源。

不过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分歧在人类学家这里并非难以弥合，他们总会援引不同的概念，来缝合二者之间的沟壑。萨林斯(Sahlins)引入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结构(structure)概念和格尔兹的象征(symb01)概念来诠释历史。萨林斯将历史与文化并置于同一群体范围之内，二者既共享这一群体的文化秩序与象征意义，也在这一意义的变化中相互作为各自再生产的基础与方式，所以，萨林斯强调“文化在行动中以历史的方式被再生产出来……历史也因为不同的文化秩序有其独特的生产方式”。…在概念的援引之下，萨林斯完成了历史与文化的并接，也展现了他如何将人类学与历史学缝合在一起的精巧策略。王明珂综合了心理学家巴特雷特的心理构图概念(scheme)和社会学有关集体(collectivity)与社会(social)的概念，分析某一人群的凝聚或分离状况，在回溯历史朝代的兴衰更迭中，研究族群的认同、勾勒华夏的边缘。

然而，人类学与历史学的链接并非“仅此而已”，文中笔者将强调二者并接的另一概念——叙事。简单而言，叙事就是讲故事(tolling story)。一个故事需要有最基本的情节与人物，亦即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所强调的情节一人物式(plot—character)叙事模式。虽然，叙事活动由来已久，不过叙事受到关注和重视却是相当晚近的事情，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叙事一词才在当代西方文学领域受到重视，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根据现代结构语言学提供的洞见对古典和现代叙事作品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有弗莱(Frey)、韦恩·布斯(Booth)、亨利·詹姆斯(James)、罗兰·巴尔特(Baxth)、迪米尔·普罗普(Propp)、巴赫金(Bhkhtin)、茨维坦·托多洛夫(Todorov)、若奈特(Genette)，虽然他们对于叙事研究各有视角与侧重，不过形成了如下共识：所有故事都由法则和想象形成，叙事法则的研究可以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叙事性文学话语的活动方式和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叙事的理解仅局限于文学领域，叙事是“关于文学表述的语法学”。

不过，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叙事并非只是文学的特权，在不同的学科领域中，叙事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历史学通过话语叙事记述历史事件，美学家通过表述将他们的理解与想象付诸于真实作品，经济学家也要通过叙事来表达他们的经济理论，甚至是自然科学领域的成果也要通过叙事才能被理解，从而获得肯定。

二、叙事作为并接策略的现实基础与理论基础

人类学田野中多样的历史文本，以及这些历史文本与叙事的渊源与联系，为叙事能够作为二者的粘合剂做了足够充分的现实准备，也积淀了颇为坚实的理论基础。

1、现实基础：田野情境中多样的历史文本

一般而言，人类学侧重于将研究对象“异文化”作为文本进行解读，代表人物是格尔兹(Geertz)，格尔兹率先在人类学与文学之间架起了沟通与交流的桥梁，提出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文化就是文本，人类学家的任务就是去阅读和解释这些文本。

特定地方的文本总是与具体的情境息息相关，这也是人类学经常强调的情境中的文本(the textin the context)。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在人类学中最先引入情境(context)一词，强调言语行为发生时的具体情境，突出文化的工具性。列维·斯特劳斯(k"vi－Strauss)在《野性的思维》中，指出野蛮人会根据具体的历史情景(historical circumstance)来组织手边现成的资料，进行文化建构。列维·斯特劳斯运用语言理论，将文化视为一种蕴含结构性关系的文本；随后，格尔兹(C,eem)将具有公共意义的行为视为文本，提出人类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在具体情境中解读这种文本的象征意义与符号所指。

一般而言，人类学视域中的历史文本可分为：(1)口述文本。在人类学热衷的异文化研究中，很多族群没有文字，他们的历史叙述停留在口耳相传的层面，人类学家面对的是大量的口碑材料，包括神话传说与民间故事等。(2)文字文本。文字文本经由文字形式固定下来，记录和叙述了当地人群自己的祖先源流、族群迁徙、神话故事、礼仪禁忌等古籍史料。(3)物化文本。负载着特定族群传统与智慧的各种介质。(4)行动文本。族群举办的各类仪式与庆典，这些仪式作为人们记忆的历史“存贮器”(container)，以历史在场的叙事方式，向人们展演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

2、理论基础：历史的叙事性

叙事之所以能成为具体族群历史文化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实际上是由历史知识自身的特点所决定，大抵可以归纳为：(1)历史知识本身的局限性。历史知识隶属于过去，无法通过直接的观察和经验来证实或证伪，它需要经过想象性过程来处理，是一种假想性的构建。(2)特定的历史表现与过程。不同地方、人群的历史都有其具体性和特定性，不存在统一的表述结构，所以每一次的历史表述与编纂不可避免带有地方的主体性与修辞性。(3)历史内容与形式的分离。过去事件内容的意义需要现实赋予，各种事件表面上彼此相连的一致性并不等同于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因此科学式的“法则式演绎范式”作为历史解释的工具不完备。(4)历史具有主观性。历史并非仅仅是一种绝对的客观与真实，它本身还包含了不论是创造历史的人，亦或是记录历史的人诸多的想象、记忆、观念、动机等主观要素。(5)历史的表述方式。依然以文字或口述方式来记录和表现历史的方式，注定在这一表述过程中，蕴含了记录者、口述者或作者的主观意识和文学加工。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叙事的主体性、修辞性、情节性弥补了上述历史知识的缝隙。叙事的主体性处理了历史的具体性与想象性过程；叙事的情节性弥合了历史形式与内容的分离；叙事的修辞性使历史的特定表现与过程得以顺利且完满地表述。

其实，历史与叙事自古就颇有渊源。直至18世纪末，历史一直被认为是广义文学的一部分，和小说一起共享古典修辞学的传统。从19世纪开始，历史学家们开始偏离文学领域，试图论述历史的科学性质。但是到了20世纪，对于“历史是一门科学”的质疑，导致了理论界的激烈讨论，从瓦莱里(valery)、海德格尔(Heidegger)，到萨特(sartre)、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和米歇尔·福柯(Foucauh)，都严厉地质疑这种历史所宣称的科学性，而强调历史表述与重构的虚构特征。

历史与叙事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与探索主要来自于西方，可以将其归纳为以下两方面：

其一，历史的叙事性。在历史与叙事关系方面，科林伍德(Collin~)最先表达了历史的叙事性质，在《自传》(An Autobiography)一书中提出：“17世纪的哲学，首要问题是思考17世纪的自然科学……20世纪的哲学，首要问题是思考20世纪的历史。”科林伍德这里所说的“20世纪的历史”并非指公共事件的进程，而是指一种制度性的变迁(institutional change)和有意识的人类行为，这种变迁是指从对历史的理论预设转变到对叙事的兴趣，在这种转变过程中，“叙事性的解释”(narrativeexplanation)不再作为一个矛盾的术语，而意味着，解释从被定义为一种形式化的模式(formal model)向理解、表现方向的转移。

关于历史与叙事之间的密切关系，至20世纪60年代，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加列(GalIie)在《哲学与历史理解》(Philosophy and the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一书中认为，历史就是一系列真实的故事，正是源于此，历史叙事比其他的历史哲学问题更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奥瑟·丹拖(Danto)在《历史哲学的分析》(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中表示：所有的历史都预示(presupposes)了叙事，历史学家所提供的是关于故事的组织方案(organizing scheme)，就如同科学家提供的理论一样。基尔纳·莫若(Morrow)直接提出“历史就是叙事”。莫特·怀特(White，M)则表现得比较谨慎，在他看来，“叙事只是历史学家所使用的一种特别的话语表现形式”。罗持(Louch，A.R.)在《历史作为叙事》(History as Narrative)中将自己视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叙事家(narrafivists)，宣称叙事技巧对于历史的解释必不可少，不仅仅只体现了一种偶然的、风格上的特点。卡瑞尔(Carder.David)强调历史叙事中的艺术性，反对大尺度(large-scale)历史叙事，而重视小范围的历史叙事，认为历史叙事应该有严格的时间限制以及对人物所扮演角色的规定。

在这些理论著述中，海登·怀特(White，H)尤为值得一提，在《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Metahistory：the History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Europe)中强调，只要历史仍然要以文字作为媒介来进行演说和书写，那么对于历史的表述就不可避免地带有诗学和修辞性质，由此，带有文学色彩的叙事，并非仅仅是历史的表述方式，而构成了历史本身，是一种超越了所有历史概念的最为本质的历史“元历史”(Metahistorv)。

历史叙事的本真性(authenticity)。黑格尔(Hegel)，强调叙事中的社会价值、道德、情感与记忆，是历史叙事的本质所在。在其《历史哲学演讲中》(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中，黑格尔论述了历史是由主观集合起(unites)的客观，叙事中所发生的(the narration of what has happened)并不比实际所发生(what has happened)的少，我们不应该把历史仅仅理解为外部事件的集合，而更应该看到叙事中内在的重要原则，如家庭记忆、祖辈传统、甚至是爱情与宗教激发出来的想象都同构了历史这一复合体(1lnifoilll course of events)。

海登·怀特在《真实性表述中的叙事价值》(The Value of Narrativity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中直接论述了叙事的真实在于附着其后的思想诉求：叙事制作出来的是一种令人赏心悦目的真实，将真实融入到欲求的目标中，依附在真实的事件上，揉合进前后一致的故事情节中。历史叙事向我们表现的是一种假定性的完结(putatively finished)，没有消解、没有离散，历史故事总是完整的，能够有故事的结尾，展现故事情节，他们赋予真实的是思想(idea[)秩序。

迪诺(Dine)认为，历史叙事的本质在于赋予事件以道德意义。迪诺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历史叙事是否能唤起某一道德意识，这一问题得到了肯定回答。他不仅填补了围绕主题出现的事件间的空隙，而且根据情节结构很好地组织了故事，同时他通过调用社会体系观念，并将其附着于事件之上，赋予了短暂事件于恒久的道德意义。

总之，关于历史叙事的真实性讨论，普遍都形成了如下共识：叙事的真实性缘于与叙事相联系的社会价值，不论它是真实或是虚构、属于个人或是群体，内在于叙事中的社会价值、道德、情感、记忆就是真实。

三、粘合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叙事策略

叙事作为弥合人类学与历史学的粘合剂，具体的并接策略可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移植(或置换，displacement)策略

乔纳森·卡勒(Jonathan，D，C)在《结构主义诗学》(Smzcutralist Poetice)中，指出了叙事的移植作用，“叙事能够将传统情节移植到现实背景之中”。换句话说，叙事能够通过对以往资料的选择，情节的设置，将过去拉回到现实，将历史置换进空间。从这个角度来看，叙事弥合着人类学与历史学现在与过去、历史与空间的分歧空隙。置换的原则在于使整个移植过程显得自然。乔纳森使用了自然化(naturalization)这一概念，来使人们觉得整个过程合乎情理、自然而然，让人们忽视过去与现在的断裂，及其二者之间长时段的空间隔离。具体方法为：(1)注重这些历史资料与传统情节的实在性(real)。(2)符合现实社会的行为习惯。它蕴含着社会的公认知识、经验与价值理念，从而使行为获得不证自明的合理性地位。遵循叙事的移植原则与方法，历史事件被拖入到具体的空间场域中，使事件、资料与情节在原本拥有历史性的同时，又附着上了情境性与地方性，让历史学的“过去”与人类学的“现在”获得了联袂表述的机会、共同展演的舞台。

2、再生产(re-production)策略

不过，历史事件并非以其原本面貌进入人类学领域，而是通过叙事的再生产策略，以另一番被修辞、粉饰过后的姿态走进人类学境地。

叙事的再造作用在马丁-华莱士这里获得了强调与论述。华莱士指出：“叙述一个传统故事，它既不是历史的，也不是制造的，而是再造的，它所忠于的不是事实、不是真理，而是现实本身，是事实的叙事与虚构的叙事的嫁接与综合。”从这意义上来说，叙事的力量来自于现实，在叙事中，历史服从于现实，由于现实指向社会群体的文化价值观念与情境工具需要，从而使在现实制约下的历史被打上了深深的人类学印记，且蕴含了人类学的味道。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叙事对于历史的虚构性、想象性表达并非毫无根据、天马行空，它是依据客观性的历史资料，来建构蕴含人们想象、期待与愿望的主观性历史，从而生产出一种综合了二者特质既真实又虚构的存在性历史。

虽然这种历史是超越现实的，但是存在即是真实，正如鲍德里亚所论，“超现实主义的东西就是今天的现实本身，超现实主义的秘密就是，使最平庸的现实变成超现实的，从而在某个特定的时刻与艺术相联系。”正是这种超现实的存在性历史，为历史学与人类学提供了二者得以交汇融合的场所。在叙事生产的存在性历史地带中，因为模糊了历史客观与人类主观的二分界限，而能够成为历史学与人类学联袂展演的舞台(见图1)。

叙事的这一再生产过程，类似于罗伯特·歇尔(Robert.J.Sharer)与文帝·阿什莫(Wendy.Ashmore)论述器物遗存所涉及到的选材、制造、使用、废弃(或保存)过程。类似的，叙事生产也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步：(1)选材。各种历史资料总是散落于历史文献与情景中，叙事依据人们的文化意图与现实愿望，在其中挑选可作为生产原料与素材的历史事件。(2)制造。这些被选中的历史原料与素材，经过叙事的象征性表述，生产出另外一种超现实的构建性历史真实。(3)使用。人们在不同的场合下，使用这些既凝聚了历史客观又附着思想主观的叙事文本。(4)保存(或废弃)。这些被整合进社会结构关系与公共知识中超现实的历史叙事文本，或被人们保存下来，或根据现实的变动不断地进行修改，甚至删除。

3、建构时间秩序(time order)策略

时间概念在叙事理论中占据着关键位置。丹托在对历史叙事中时间的重要性问题进行论述时。指出是时间将叙事要件统一在一起，时间界限的改变将会改变事件之间的关系，不同的时间界限构成了不同的题材和主题，是时间界限将这些要件统一在一个历史之内。从这个角度来看，关系受制于时间秩序的编排，时间对于事件的安排与统合界定了这一特定范畴内的人、信息、情节、背景等主题。不过，时间所整合与表现的关系，并非存在于叙事下的“当时当地”，而是对现实情景中的人物、行动、线索、事件的表达。因为，在叙事中，不仅关系依赖于时间，意义也依赖于时间，一个事件的意义并非取决于它的开端，正如利科所强调的那样：“事件在发生时，是无意义、无结果的，只有在后来，这些事件被赋予新的意义、理解和内涵时，它才会变得有意义。”所以时间对事件关系的表述，实际是赋予这些事物以现实意义。叙事所编排的事件发展，是按照人们所希望和需要的结果发展，是现实的关系与意义决定了历史事件以何种方式展现和发展。这其中，叙事运用了建构时间秩序的策略，逐一赋予过去的事物以现实意义。

4、视点(point of view)转换策略

视点是叙事学中的另一个核心概念，若奈特将视点概括为，“叙事者与故事关系的所有方面，包括人称、视角(perspective)、话语类型、议论、意识、时态等。”视点强调了叙事者具体的叙述方式与技巧，叙事者带着怎样的观点与意识，运用何种人称和事态，以什么视角和话语类型来讲述自己的故事等都是视点的内涵。叙事者通过视点的转换制造兴趣、冲突与悬念。叙事视点的转换，体现了叙事者对情节的组织方式，也表现了叙事者的情感、意识与理念。

在具体的场景中，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人们对于同一历史事件的叙述存在不同的版本。这正是视点变化所至，不同的叙事者依据自己的意愿与想法，运用视点转换策略，赋予了历史事件以不同的面貌，生产了不同的叙事版本。视点转换，能够将群体、个人不同的记忆、观点与想法附着在对同一历史事件的叙事之中，将现实情景中的人与历史情景中的事合而为一，在这人与事的合并过程中，也同时模糊了人类学与历史学的界限。

5、交流策略

叙事需要讲故事的人，也同样需要听(看)故事的人，在这一讲一听(看)之间，交流的发生总是难免，在二者的交流过程中，有一系列问题，值得我们思考：谁在讲故事?为什么讲故事?讲故事给谁听?其实在这一系列围绕“谁”与“故事”的问题，已经预设了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基本理念，以及二者之间的亲密关系。“谁”体现了群体与个人的特定身份与地位，他们在对故事的叙述中，都打上各自的习性与意图标签；“故事”自然表明了叙述内容的历史性，它是发生在过去的事情；而解答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厘清叙事者与听(看)者之间的关系。若是二者对事物抱有共同的认知态度与公共知识，那么就容易使听(看)者形成对叙事者的认同，二者之间关于故事展开的交流便多会愉快与融洽，相反，若二者处于不同的权力与意义关系中，那么对于故事的解读便会产生分歧，甚至冲突。所以源于叙事的交流，体现了不同人群间的关系。这些或愉快或冲突的交流，不仅将历史置于不同的人群观点中，也将历史拉入到人群的关系网络中。

四、小结

总之，透过叙事视角，探讨具体族群的历史、社会与文化意义；通过叙事文本中的人物活动、情节设置，以及叙事者所处的具体情境，来探索地方历史与文化的缘起、集体记忆的形成、权力话语的操控、地方表述的互动；经过对地方各叙事文本的分析，探寻历史中的真实性意义、社会价值、人群记忆与想象等等，对于将叙事作为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并接策略、一把开启历史人类学的钥匙而言都是一次颇有意义和价值的理论探讨。

[责任编辑：陈双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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