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监狱改良的第一步

【摘 要】 文章概述了清朝年间第一位出使欧洲的使臣郭嵩焘的洋务观。郭嵩焘“先政教，后船坚炮利”的洋务观，监狱作为国家权力机构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郭嵩焘所关注的对象。阐述了他在日记中对监狱制度的记录以及正确的评价；比较了西人监狱与中国当时“地狱般”监狱之间的巨大反差；认为郭嵩焘是促成清政府参加“国际监狱会议”的重要人物，促进了清廷监狱的改良。作为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人，他的技术和作为，是清朝监狱改良的第一步。

【关键词】 郭嵩焘；监狱；改良

一、郭嵩焘的洋务观

郭嵩焘于1818年生于湖南，1847年被选入翰林院。1877年，清政府为处理马嘉理一案，将郭嵩焘派往英国致歉，成为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位出使欧洲的使臣。郭嵩焘曾协助曾国藩创办湘军，筹办洋务，接触西方，拥有自己的洋务观点。郭嵩焘在出使英法期间，在日记里将途中参观的东、西监狱见闻一一记录，他参观监狱六处，载记监狱制度九则。与前人的记录相比，他的记录最为详尽，着墨亦是最多，多达万字。他对域外监狱的诸多关注的首先是因为郭嵩焘“先政教，后船坚炮利”的洋务观。

1875年，他曾写成《条议海防事宜》上奏，陈述了自身关于办洋务的主张和观点。当时，“洋务派”将“船坚炮利”看成西洋强盛的主要因素，以为只要筹得款项，购得坚船利炮，便可巩固海防，使国家强盛。然而郭嵩焘却又不同的观点，他在《条议海防事宜》中便驳斥了“船坚炮利”制胜的主张，他认为：“诚使竭中国之力，造一铁甲船及各兵船布置海口，遂可以操中国之胜算，而杜海外之觊觎，亦可惮而不为之？而……果足恃乎？此所不敢知也。”[1]他认为兴办洋务，首先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他在《条议海防事宜》中写道“窃以为中国与洋人交涉，当先究知其国政军政之得失、商情之利病，而后可以师其用兵制器之方，以求积渐之功……”[2]郭嵩焘批评当时的“洋务派”犯了本末倒置的毛病，他在《条议海防事宜》中多次强调洋务的根本在于学习西方政教，而非简单地练兵、制器和造船等。“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3]由此可见，郭嵩焘认为清朝兴办洋务的关键在于对西方政教的学习。

他在出使期间，不仅记录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的重要思想，更关注了英法政治制度和大学教育等，以对比中西政治哲学，窥得西方两千年之文化为我所借鉴学习。监狱作为国家政教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也就被郭嵩焘理所当然地纳入其视野之中。

二、郭嵩焘对东、西监狱的记录

郭嵩焘出使沿途参观了多处监狱，包括香港监牢，蓱敦威拉监牢、纽该脱监牢、何罗威监牢、科尔登山监牢和新加坡监牢院。在参观纽该脱监牢之后，郭嵩焘应邀为该监狱题词：“此系囚处……创造已三百余年，规制严谨，系囚无多。观其用心曲折，一主于劝戒，而若有甚不忍者，使人油然生其仁爱之心，亦足以见留贻之远且厚矣”。在参观了多处监狱之后，郭嵩焘对西人监狱的劝善制度甚为肯定，在这一点上，他和王韬、李圭的观点是一致的。

郭嵩焘详尽地描述了西人监狱中合理的课工制度，并表达了他对此制度的肯定。他在参观了何罗威监牢之后，在日记中写道：“（此监牢大致与各监牢同，而尤以课工为事……狱中所需用，皆课工为之……每岁所货，除资本外，得赢馀四千三百馀磅，而棕毯率千馀磅，约居三之一……威得洛儿云：狱中所需，无一取于外；而凡物事琐碎零散，皆使适用，无弃物也。）”

另外，他还记录了西人监狱中，犯人的饮食起居，在参观何罗威监牢后写道：“囚日三食，皆面具，惟午时有肉，有汤，有番薯……每日五点钟起，六点钟早饭，上礼拜堂，九点钟工作，十二点钟午饭，二点钟工作，六点钟晚饭，七点钟在房课晚工，晚上九点钟看书，十点种睡。”基于以上的描述，这更像是工厂工作人员每天生活的日程表，只是这些犯人被限制了自由。郭嵩焘对此监牢中犯人的饮食起居和课工制度描写得极其详尽，言辞之间难掩称许，这些记载也对后期清政府进行监狱改良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例如清末新式监狱中习艺所的建立便是一例。

另外，他促成了清政府于1890年出席俄国圣彼得堡举行的“万国监牢会议”，这是更清政府在监狱体系的建设上与国际接轨的开端。

三、郭嵩焘之前国人对西人监狱的记载

在郭嵩焘之前，已经有中国人对西人监狱进行书写的有志刚、张德彝、王韬和李圭。志刚是清朝派遣的第一个访问西方外交使团的团长，他在其《初使泰西记》中记录了1868年8月5日参观美国奥本（Aubuen）州立现代监狱的情况，但只是略微提及。张德彝是作为使团的随行译员，也参观了奥本州立现代监狱，他在其日记《欧美环游记》中对这所监狱的中囚犯的饮食和做工情形做了简单地描述，信息量不多。王韬于1870年伦敦参观了壁福（Bedford）的新建监狱，王韬的记录极其简洁，只是寥寥数语。他记述了狱中牧师在礼拜日进行“宣讲”，以“悉心化导之”的情形。看到其“屋舍既洁净，食物亦精美”，竟发出“狱囚获住此中，真福地哉”的慨叹，[4]不过美国汉学家柯文（Paul A. Cohen， 1934- ）对此曾指出：“在19世纪的欧洲，是否有那么多的监狱符合王韬理想化的标准，是大可怀疑的。”[5]由此可见，王韬对西人监狱的评价过高了，但不难看出王韬对壁福监狱卫生和饮食等方面的称羡。对西人监狱称赞有加的不止是王韬，还有1876年赴美国费城参加国际博览会的李圭，他不仅对费城监狱进行了详细的记录，还列举了中美监狱的异同：“第一务取洁净；第二饮食调匀；第三作息有节；第四可习技艺；第五则其总管、司事，一切体贴人情，处若父兄之于子弟。故凡浏览其中者，非特不觉其为监狱，即犯人监禁日久，亦忘其身在监狱也。”[6]他极度赞赏费城监狱中仁慈的监狱管理者引导犯人悔过自新的制度，正像荷兰汉学家冯客所说：“他（李圭）不仅表达了在监狱中，用如家道德规范的父子关系来描述管理者和犯人之间的关系，而且用自我完善此类人们熟知的语言来表达使犯人回国自信的目标......李圭用孔子的警句‘悔罪迁善’来解释现代监狱的文明使命。”

综上所述，最初一批出使西方的清朝官员对西人监狱的描写，从简单客观的记录逐渐发展为对西人监狱的肯定。尤其称赞其卫生、饮食和牧师劝善等制度。郭嵩焘等人对西人监狱的肯定促使了清政府的监狱改良举措。

四、“地狱”般的中国监狱

郭嵩焘对西人监狱体制如此关注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清朝当时的监狱体系太过落后。正如沈家本在《与戴尚书论监狱书》中所说，“监狱作为一‘学’，中国从未有人讲求此学”。“在晚清时期……监禁刑罚不是法律承认的一种刑罚形式……大多被县官认定为有罪的犯人被处以罚款、鞭笞、贬为家奴、流放和死刑。”[7]在1848年出版的《中国总论》中，卫三畏对中国的法律和政府概略做了详细的描述，在法律的执行一章中对中国的地狱式的监狱情形进行了报道，“很可能在刽子手刀下丧命的人不及在狱中受拷打折磨而死的人的一半。囚徒称之为‘地狱’的监狱内情很少为人所知；就政府的意图而言，似乎多少有些仁慈，多少顾忌犯人安适，但看守的残暴和老囚犯对新来者的勒索则非常可怕。广州城内的监狱……最大的占地约一亩，可容囚犯500人以上。这里是偏远地区的知县将最坏的罪犯送到生成关押的地方，容纳不下，过于拥挤，因而瘟疫流行。据报道，1826年因此（也有其他原因）致死的有200人，1831年有117人。”[8]

罪犯在监狱内的行动受到限制，食物供应亦十分有限，“囚犯自己在院子里做饭，有手铐脚镣，还有从颈到手的链子，可以保证安全；白天有一只手自由活动，自理生活。穷凶极恶的罪犯带上更重的镣铐，囚房紧靠狱吏办公室，受到比其他犯人更恶劣的待遇。每一罪犯每日定量两磅米……发给的衣着也极为寒碜……每间牢房挤满了囚犯，由一名狱卒监管，他和一些老囚犯花很多时间虐待新来的人，敲砸钱财，许多人因此丧命，他们由此而遭受的苦难比政府官员给予的要严重得多。无怪乎人们称监狱是地狱；还说一个人落入狱卒衙役爪中好比成了‘屠夫刀下的肉’。”[9]

面对如此地狱般的中国监狱，郭嵩焘看到西人监狱的建筑结构、犯人的饮食起居，做工制度和牧师劝善传统，怎么会不产生兴趣和震撼呢？因此，郭嵩焘对西人监狱的描写当然是中国监狱中所缺少的。

五、清朝监狱的改良

郭嵩焘的日记是“汉语文献中，最早介绍以侯尔德（约翰·霍华德）为旗帜的西欧狱制改革与‘万国刑法监牢会’的材料……”。[10]郭嵩焘在光绪三年六月十八日（1977年）的日记中写道：“瑞典、挪威公使爱达华达摆柏函称：‘...定于明年八月在瑞典斯多克火恩都城会议，先告各国各家来赴此会，愿中国亦遣官赴此会’”，[11]随后，郭嵩焘因而奏请清政府，“度其会议，必多有可纪者……请派员赴万国刑罚监牢会”，[12]最终促成1890年清政府首次派遣人员赴俄国首都彼得堡出席第四届“国际监狱会议”。中国由此开始在监狱体制上与国际接轨。

在对西人的监狱体系略有认知之后，清朝的统治精英们决议进行监狱的改良，他们的主张得到英、法、美、日等国的支持。清末总理各国事物衙门成立后，清廷将游历各国作为“洋务”之一，多次派遣官员出洋考察。1887年，兵部郎中傅云龙在日本长崎参观监狱，首次介绍了近代监狱学。1905年，清廷为预备立宪，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监狱体系亦在其考察范围之内，戴鸿慈的《出使九国日记》便记述了多个国家的狱制情形；日本学者京江廷的著作《监狱要书》译成中文；同年，清末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向光绪上书，提出“建立新式监狱、改造旧式监狱、感化罪犯”等观点。在1906年，清廷法部郎中韩兆蕃赴日本东京横滨等地考察监狱。同年，谷野格所著《监狱学》亦被译成中文。1908年，在中国法律学堂开始设立监狱科。

1907年，沈家本在其奏折《实行改良监狱宜注意四事折》中提出了改建新式监狱的几点主张。随后，光绪下令在京师及各省建立模范监狱，至清朝灭亡，全国共建立了模范监狱30余处。模范监狱效仿西方和日本监狱的建筑风格，改善监狱内的卫生条件，增加习艺所、浴室、病监等部。中国的现代化监狱体系改良逐步展开。

新式监狱相对于“地狱般”阴森黑暗的旧式监狱，为犯人的生活与教化提供了更好的条件。然而新式监狱对西方监狱和日本监狱的完全效仿，却并不全然适合中国人。例如，模范监狱中设立的监狱教诲堂，因为中国人“现世报的”宗教观念，便形同虚设。所实行的独居制也与中国人爱群居的特征相悖。即使郭嵩焘等人对西人的狱制称赞不已，但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西方的监狱体系并不完全适合中国。

尽管如此，清朝监狱在建筑、卫生、医疗、习艺所等方面的改良已经是巨大的突破。是中国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重要一步。清朝的监狱改良对民国和当代中国监狱制度的影响巨大，郭嵩焘作为中国第一位外交使臣，心持先进的洋务观，将旅途之所见一一记述，作为清政府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人之一，他对西人监狱的详尽描写，对清政府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作用。

总之，郭嵩焘对域外监狱的诸多关注，首先是因为郭嵩焘“先政教，后船坚炮利”的洋务观，监狱作为国家权力机构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然是郭嵩焘所关注的对象。其次，西人监狱与中国当时“地狱般“监狱之间的巨大反差，也是引起郭嵩焘对其进行关注的重要原因。另外，郭嵩焘是促成清政府参加“国际监狱会议”的主要人物，促进了清廷监狱的改良。王韬、李圭、郭嵩焘等人作为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人，他们对西人监狱体制的详尽的记述和作为，是清朝监狱进行改良的重要前提，对中国后来监狱体系的建设和监狱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清政府监狱体系的改良并不是一个人所能做到的，这需要几代人共同的努力才能得以完成。郭嵩焘的贡献十分有限，然而正是因为他独特的洋务观，使他对西人监狱做了最详尽的描写，他的贡献绝对是十分重要，且不可忽略的。

【注 释】

[1][2][3][11] 钟叔河编.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M].岳麓出版社，2008.25.25.27.264.

[4] 钟叔河编.王韬：漫游随录[M].岳麓出版社，2008.

[5] 柯文著.雷颐、罗检秋译.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M].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120.

[6] 李圭著.欧美地球新录[M].岳麓出版社，1985.243—249.

[7] 冯客（荷兰）著，徐有威等译.近代中国的犯罪、惩罚与监狱[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28.

[8][9] 卫三畏著.陈俱译，陈绛校.中国总论[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371.372.

[10] 许章润.清末对于西方狱制得接触和研究——一项法的历史和文化考察[J].载于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5年秋季号.

[12] 郭嵩焘著.杨坚校补.郭嵩焘奏稿[M].岳麓书社1983.386.

【参考文献】

[1] 范继忠著.孤独的前驱——郭嵩焘别传[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2] 冯客（荷兰）著，徐有威等译.近代中国的犯罪、惩罚与监狱[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3] 郭明著.中国监狱学史纲[M].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

[4] 孟泽著.洋务先知——郭嵩焘[M].凤凰出版社，2009.

[5] 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M].三联书店，2004.

[6] 潘君明编著.中国历代监狱大观[M].法律出版社，2003.

[7] 钟叔河编.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M].岳麓出版社，2008.

[8] 钟叔河编.王韬：漫游随录[M].岳麓出版社，2008.

[9] 卫三畏著，陈俱译，陈绛校.中国总论[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372.

[10] 许章润.清末对于西方狱制得接触和研究——一项法的历史和文化考察[J].载于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5年秋季号.

[11] 肖世杰.清末监狱改良[D].湘潭大学诉讼法博士，2007.

【作者简介】

郭 平，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2013级在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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