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梅谱研究

总结为“所谓宋型文化，则是一种相对封闭、相对内倾、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郑午昌在《中国画学史》中将魏晋隋唐五代的艺术归入“宗教化时期”，而由宋至清归入“文学化时期”。因此从题材上讲，唐代的绘画以道释人物、山水为盛，花鸟则初露头角。宋代以山水、花鸟为重。从风格上分析，“唐代绘画常具有雄强之风，呈现出特有的精神、气势、野性，宋代则相对和柔、恬静、工细、精巧”。在这种“宋型文化”氛围的影响下，梅花成为花鸟画艺术中诠释此种文化内涵的绝佳选择。

理学大家中第一个把梅花与理学本体意义联系起来的是二程。“梅冬至已前发，方一阳未生，然则发生者何也？其荣其枯，此万物一个阴阳升降大节也。然逐枝自有一个荣枯，分限不齐，此各有一乾、坤也，各自有个消长，只是个消息，惟其消息，此所以不穷。”二程以梅花喻说天理，这一即物究理的态度对后世理学者是一莫大的启发。

向士璧在《梅花喜神谱》的后序中写道：“梅视百花，其品至清，人惟梅之好，则品亦梅耳。和靖素隐清矣，而洁其身者也，未得为清之大成。雪岩同逋之，好而仕，仕而好，不淄其清之时乎。得梅于心于神，故弗剸而成诗，弗艺而能笔，描摸万奇造化焉，瘦因裒所笔为谱，谱有尽而生意无穷噫。雪岩之梅，周之蝶欤？昔人谓一梅花具一乾坤，是又摆脱，梅好而嗜理者。”

向士璧论证宋伯仁是继承了二程的理论，并称“昔人谓一梅花具一乾坤，……梅好而嗜理者雪岩尚勉进于斯”，才创作了《梅花喜神谱》。向士璧将雪岩画梅，比喻为庄周梦蝶，将宋伯仁比为隐居的林逋，赞他洁身自好，又称宋伯仁能诗能画，给予宋伯仁很高的评价。这篇短短的后序，体现了南宋时期儒、道的合流，理学的兴盛。

宋代是中国人理论思维最深刻的时代，这个时期的画谱创作属于梅谱模式的初创期。所以范成大、宋伯仁、赵孟坚撰写的梅谱，风格、内容、格式等方面大相径庭，每个美术理论家、绘画创作者都在以自己的理解进行梅谱的编写工作。

对画理进行探究，是宋代社会的大环境。无论是文人画与宫廷画皆进行于画理的探究。苏轼在《净因院画记》中探讨常形与常理的问题。而徽宗则关注孔雀升墩所反映的画理。

花鸟画在宋代繁荣发展，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或问近代至艺与古人何如？答曰：近代方古多不及，而过亦有之。若论佛道人物，士女牛马，则近不及古；若论山水林石，花竹禽鱼，则古不及近。”北宋时期的画家纷纷将文学中的梅花意象转化为视觉艺术中的梅花视象：“北宋时期的画家都好于画梅，从文人墨梅的兴起和院体派画梅作品的涌现即可看出端倪，这只是宋代尚梅潮流中所显现的一部分，很显然，梅花题材在文学家、美学家，画工还有画师们的心目中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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