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医学•伦理:灾疫行为的多维透视
摘要：灾疫行为是灾疫研究的直接问题对象，它现实地展开为灾疫场境中的社会行为，因而有待灾疫社会学的诠解。生命安全和健康问题是灾疫行为最切近的要素，由此灾疫医学构成了理解灾疫行为的又一维度。对灾疫医学行为的理解，最终须借助灾疫医学伦理研究。国内学界对医学道德原则的界定、尤其是对灾疫医学行为的伦理反思，可能启迪灾疫伦理学的相关研究。
关键词：灾疫行为；灾疫伦理学；多维透视
中图分类号：B82￣0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074(2011)02－0008－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BZX058)
作者简介：杨兴玉(1974￣),男,四川隆昌人,博士,乐山师范学院文新学院讲师。
一、灾疫行为及其社会学维度
为了解蔽灾疫伦理所由发生的问题情境，我们首先对灾疫研究状况做总体描述，继而重点解析当代世界灾疫失律的生存境遇。“当我们开始伦理反思的时候，应把行为问题看作伦理学的最终意义的基本问题”。[1](P123)对灾疫伦理学而言，灾疫场境中的人类行为就成为不容回避的基本对象。为了行文方便，不妨将其表述为“灾疫行为”。
尽管人类与动物都存在一定的行为，但严格地讲，“行为仅限于执行理性的选择，仅限于只有人才能做的事情”[2](P19)；或者说，“只有基于有意识的理性选择和决断的自觉活动，才堪称行为之名”。[1](P124)既然行为概念有着明确的属人性，“灾疫行为”之说，就不致于产生歧义或混讹。
大体上，人类行为涉及三种维度，即：机体性或物质性、心理性或精神性、世界性或对象性。[3](P6)此三者同样构成了灾疫行为的基本规定性，由此灾疫行为可以在自然、精神、社会等层面予以诠释。其自然层面通常诉诸灾疫技术学，比如传染病学和部门灾害学等；其精神层面可能诉诸灾疫人文学，比如灾疫哲学、灾疫诗学和灾疫文学等；其社会层面则需诉诸灾疫社会科学，比如灾疫政治学、灾疫经济学、灾疫社会学和灾疫伦理学等。当然，现有研究较少对灾—疫作整体考虑，而是分别展开为灾害、疫病的相关研究，兹不赘言。
进而言之，灾疫行为的如上三种维度，都将展开于世界性/对象性的社会层面。不仅灾疫社会科学、灾疫人文学必须置基于不可或离的社会属性，即便源于自然科学的灾疫技术学（如自然灾害学与传染病学），也具有毋庸置疑的社会性质。实际上，自美国社会学家弗里兹开启灾害社会学研究以来，自然灾害的社会性质，就逐渐成为灾害研究中的一种基本共识；[5](P48)至于传染病学所源出的医学，如于光远所论，“医学不是一门纯粹的自然科学，本身是一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的学科”。[5]由此，对灾疫行为的诠解，就有必要诉诸灾疫社会学（包括灾害社会学和医学社会学）。
一般而言，社会学视域中的行为分析涉及不同的层次，如宏观层面上的社会系统研究与微观层面上的日常行为分析——当然，此二者并非“彼此界限分明”。[6](P25)在论及医学保健行为时，有学者将其划分为社会保健行为与个体保健行为；[7](P25)同样地，灾疫行为也涉及宏观层面的社会行为与微观层面的个体行为，如王子平将社会学分析的对象区分为宏观灾害与微观灾害[8](P36￣37)，其具体所指即宏观灾害行为与微观灾害行为。
尽管灾疫社会学研究起步较晚，但已取得一定进展。在国内研究中，不论灾害社会学或医学社会学，都已出现一定数量的理论专著，由此构入了灾疫社会学的研究实绩。近年来，社会学研究中的理论创新，为灾疫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诸如社会资本理论、风险社会理论等，都为灾疫问题的社会学求解注入了新的活力。
“风险社会”的说法，源自U•贝克对后工业社会的命名。有别于工业社会中存在于贫穷、技能、健康等方面的局域性风险，当代社会的风险大多体现为全球性威胁。在风险社会中，主要的难题不在于物质分配，而在于风险分摊。中国同样具有风险社会的特征。贝克认为，目前中国“正步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9](P24￣25)就风险的具体所指看，A•吉登斯区分了外部风险与内部风险，前者来自传统或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后者则因知识对世界的影响而产生。比方说，农业歉收、洪灾、瘟疫或饥荒都是外部风险，而包括全球变暖在内的环境问题则属于内部风险。[10](P22￣23)应该说，风险社会理论揭櫫了当代社会的生存特征，由此对灾疫研究不无启示意义。不仅如此，灾疫失律的现状表明，灾疫、尤其是疫病极有可能从外部风险，转换为不折不扣的内部风险。
风险社会理论作为一种新的思维观念，并不旨在提供应对灾疫挑战的具体举措[9](P30)；相反，社会资本理论却可能为灾疫行为提供必要的行动方案。社会资本有多种语义，在此它主要是指法国学者布尔迪厄最早予以阐释的一个社会学概念。[11](P202)概言之，社会资本是区别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一种资本形式；不同形式的资本可以相互转化，而所有资本均可以简化为经济资本。[12](P44￣46)在国内学界，赵延东较早将社会资本理论引入灾害研究，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13￣14]但总体上讲，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社会学是我们借以理解灾疫行为的重要维度。但灾疫行为及其所在的灾疫场境，构成了复杂的问题对象，仅有社会学观照，尚不足以实现应有的整体性把握。
二、灾疫境遇中的医学维度
灾疫行为—灾疫场境作为一种复杂的问题对象，其复杂性首先来自灾害系统的复杂性：不同灾种既相互区别，又具有系统联系[15](P25￣26)；不惟如此，相关的灾害管理同样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监测、预报、防灾、抗灾、救灾、恢复6个环节”。[16](P3)
要理解复杂的灾疫行为及灾疫场境，首先必须把握其基本构成要素。灾害社会学研究表明，“构成灾害的基本要素有三个，这就是人的伤亡、自然生存环境的破坏，社会生存环境的破坏。”[8](P50)其中，最为切近的就是“灾难对人的伤害”，因为“它直接关系着灾区每个人的生死存亡和千家万户的安危”。[17](P7)由此，对灾疫伤害的医学救治，就构成了灾疫行为的核心内容。相关的医学研究，主要体现为灾害医学、灾难医学、突发事件公共卫生学等。
正如英国学者P•巴斯克特等所论，大量史实表明，“医学史是和灾害史无情地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几乎所有的重大医学进展都是灾害的需要使然”。[18](P18)巴斯克特等在其《灾害医学》中考察了诸种自然灾害(如火山喷发、地震、传染病、水灾等)，其中有关传染病的综述所占比重最大。可见，所谓灾害医学，本身就是涵盖灾害与疫病的灾疫医学。不过，在具体行文中，该书对传染病的论述，仅限于“突发自然灾害后的传染病与流行病学监测”一章。对该书的如上讨论，同样适用于国内已出的20余部灾害医学、灾难医学著作。换言之，灾害医学中的疫病，通常特指灾后的疫病，亦即自然灾害所导致的瘟疫或传染病。
然而，新世纪以来的若干重大疫情表明：更具威胁性的疫病，可能与自然灾害并无直接关联。此类疫情一般被归入“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相关研究主要见于公共卫生学中的突发事件研究。后者也可发展为专题性的“突发事件公共卫生学”。[19]
诚如布朗斯坦所论，“病人是一个完整的人，比他的躯体要大得多，要注重病人的心理方面和社会方面”。[7](P72)在当代综合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下，灾疫医学行为不仅包括必要的生理救治，还必须兼及对灾疫伤害的心理救治与社会救治。由于此问题涉及灾害、医学、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进而关涉传染病学、灾害医学、救援医学、社会医学、医学社会学、医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其繁难程度可以想见。大体上，相关研究可见于以下两个领域：
其一，灾害医学、社会医学、医学社会学中的相关论述。譬如，张鸿祺主编的《灾难医学》，即将“灾难引起的精神应激问题”视为灾难医学的主要任务之一。何作顺主编的《社会医学》，亦辟专节讨论了“灾难社会医学”(7.3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医学”(7.4节)。[20]无可讳言，灾害医学、社会医学或医学社会学，虽多有涉及灾疫问题者，但一般止于对灾害学的概略介绍，而灾疫医学的社会、心理向度尚有待实质性地展开。兹不赘述。
其二，医学心理学中的灾害心理。如王友平主编的《医学心理学》，较早论述了灾害的心理护理问题；陈青萍在《现代临床心理学》中，详细讨论了灾难性心理应激问题；再如L.Crocq在PierreCarli等主编的《急诊医学：成人内—外科学》中，对此问题亦作了较为权威的界定(即“应对受害者的医学心理学措施”)。[21]
正如恩格斯所揭橥的，“没有哪一次巨大的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24](P149)2003年SARS疫情所构成的危机，反过来却推进了国内学界对灾疫救治问题的研究。相关著述，既有整体性的综合研究，如郑力主编的《SARS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策略》、冯惠玲《公共危机启示录：对SARS的多维审视》等，也有针对灾疫心理救治的专题论述，如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健康心态战胜“非典”：SARS的心理应对》。[25￣27]
不论灾疫中的心理救治或社会救助，都必须诉诸一定的伦理原则，因此灾疫医学行为最终受制于相应的医学伦理思想。此问题具体展开于两种向度：一是灾害救援中的医学伦理；一是疫病防治中的医学伦理，如孙慕义所倡导的疫灾伦理学。不论灾害医疗或疫灾防治，都体现为公共健康事件，因此其本身又是公共卫生伦理、公共健康伦理(如肖巍、史军等的研究)的问题对象。由于疫灾伦理、灾害医学伦理、及公共健康伦理，皆源出医学伦理，因而有必要置于医学伦理学的宏观背景上予以考量。
三、医学伦理及其道德原则
历史地看，医学伦理存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不同时代的医学伦理有各自不同的伦理思想背景。按照杜治政的界定，古代社会的医学伦理，主要体现为医德学，其思想基础即美德论、义务论；近代以来，随着实验医学的兴起，医学伦理在义务论之外，又要求价值论的介入；1970年代以后，随着生命科学的崛起，医学伦理学得以拓展为生命伦理学，其伦理思想背景中添入了公益论；近年来，医学伦理开始发展为更具普适性的健康伦理学。[28](P3￣5)
杜治政的如是论述，有益于理解医学伦理发展的一般历程。当然，任何理论概括都可能放过若干问题细节。比方说，生命伦理学作为医学伦理学的后发形态，并不会必然取代医学伦理学的既有地位。一方面，不论医德学或者医学伦理学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实践域限，由此它们并不因生命伦理学的出现而停止发展；另一方面，尽管生命伦理学拓展了医学伦理学的研究范围，且对其学理性有所提升，但其问题视域基本局限于新兴的生命科学，因而尚未涉足更广泛的医学伦理空间。更根本的问题在于，生命伦理学主要着眼于“社会微观层面，或个体利益问题，而不是宏观的社会伦理问题”,[29](P12)由此医学伦理就不能止步于生命伦理学，而须拓展于公共健康伦理学。
从医德学、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到公共健康伦理学，不同形态的医学伦理都不离于对生命、健康问题的伦理思考，由此必须诉诸一定的伦理思想、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此三者有不同的特征，即：伦理思想具有一定的体系性，“道德规范是易变的，而道德原则适用于所有的情况”。[2](P645)有关医学伦理的思想基础，前文所述的杜治政之论甚为精当。需要注意的是，不同伦理思想之间可能存在激烈的冲突。例如基于道义论的生命神圣论与源自功利论的生命质量观，几乎水火难容。
鉴于医学的道德规范复杂多变，为避免过分繁琐，此处仅对医学道德原则作一管窥。当前，国内对医学道德原则的界定，有两种基本思路：一是探询社会主义医学道德，一是引述西方生命伦理学的核心观念。就前者看，早在1981年全国医德学术会议上，与会专家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医德的三项原则，即：“救死扶伤、防病治病；实行革命人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后来，此说又被修改为“救死扶伤，防病治病，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身心健康服务”，并沿用至今。[30](P167)就后者看，1989年，美国学者比彻姆和查尔瑞斯提出，生命伦理学应遵循四种原则，即：“不伤害原则、有利原则、公正原则和自主性原则”。此说不仅逐渐被国际医学伦理学界接受，也得到了中国学者的广泛认同。[31](P38)在具体论述时，此四原则又被表述为“行善、尊重、医疗公平和不伤害”，或者“尊重、不伤害/有利、公正”，[32￣33]等等。
客观地看，比彻姆的四原则在当下研究中居于主流地位，即便坚持本土学说者也可能吸收其观点而有所折衷。譬如冯泽永等讨论了医学伦理的四种原则，包括医学人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公正公平、优化等原则，[34](P20￣28)明显具有兼容、整合中外学说的特征。再如，丘祥兴等将社会主义医德原则视为“基本原则”，而将比彻姆等的学说称作“具体原则”。[35](P49￣54)对此，不妨比较一下孙慕义对生命伦理学的述介。孙慕义将比氏的四原则称作基本原则，其具体应用原则则包括“知情同意、医疗最优化、医疗保密和生命价值原则等”。[36](P58￣65)可见，国内的医学伦理研究，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比彻姆学说的影响。
不论是界定医学道德原则的两种基本思路，拟或国内学界对此的折衷，都可能启迪我们对灾疫伦理学及其道德原则的研究。但最值得关注的，还是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对灾疫行为的道德要求。
四、灾疫医学伦理及其道德原则
如前所述，灾疫医学行为的伦理性，具体展开于两种向度(即灾害医疗与疫灾防治)。鉴于其伦理性涉及伦理思想、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等方面，为有效地切入论题，以下将集中考察灾疫情境中的医学道德原则。
相对而言，疫灾防治的医德问题得到了较多讨论，相关论述可见于医学伦理学中的预防医学章节。自1984年以来，就多有《医学伦理学》论及预防医学的道德标准。譬如中南五省协编的教材，较早论及预防医学的五项道德准则，即“增强预防医学道德责任感；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防病治病；团结合作，协调一致；秉公执法，无私无畏”。洪兴国等讨论了类似的道德标准，即：崇高的献身精神；极端负责，一丝不苟；廉洁奉公，不谋私利；发扬科学求实精神；坚持医德要求，妥善处理矛盾。李珠江主张预防医学应遵循三项原则，即：防患于未然；对社会负责；秉公执法。[37￣39]就此后百余部教材看，其具体论述虽或有所损益，但要旨却大体相近，在此不拟备述。
如上三部教材分别使用了准则、标准、原则之说，此三者在语义上显然不能混为一谈，但具体所指却别无二致。即此可见，此类论述多重在对职业道德的经验化育；若衡以严格的伦理学范式，却难免不尽人意。杜治政曾指出医学伦理学研究存在“资料太少”的问题：“除了《中国医学伦理学》和《医学与哲学》两本杂志外，就是一些教材。而这些教材内容大同小异，很少有新的观点。”[28](P393)如是批评，移之此处的讨论对象，似乎并无不可。
大体上，可以将西方生命伦理学的引进，视为国内医学伦理学研究的一个分水岭。其具体标志，则是1980年代邱仁宗的两部著作：其一是国外生命伦理学论文的编译，其一是他对相关理论的述介。[40]此前，医学伦理多止于感性的经验之谈，而缺乏严格的逻辑论证；此后，生命伦理学不惟拓展了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且对其学理性也有所提升。
再看灾害医疗中的医德问题。尽管相关内容较少见于医学伦理教材，但这并不妨碍其现实的理论建树。郭照江等讨论了“灾害医学救治的特殊医德原则”，其中包括“公益性和无偿救治，争取最大健康效益，积极适应特殊环境，强化协调与配合，医德尺度宽严相济”等。[41](P282￣287)如上表述，虽或可商榷，但已开始矫正疫病防治伦理中常见的规范、原则不分的痼疾。
灾害伦理的研究专著，亦有可能涉及这一问题，如钱俊君等的《保天心以立人极——灾害的伦理救助》、刘雪松等的《汶川地震的启示——灾害伦理学》（以下简称钱著、刘著）。
钱著提出了灾害救助的五种伦理原则，包括“生命关怀优先性原则、损失最小化原则、整体利益大于局部利益原则、尊重灾害知情权原则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原则等”。[42](P91￣103)其具体论证的缜密程度，似非医学伦理学中的预防医学道德可比；较之医学伦理的基本道德原则，此说体现出兼容并蓄的特征。譬如说，原则二和原则四，与生命伦理学中的“有利无伤”、“医疗最优化”、“知情同意”等大体相通；原则三和原则五，则明显衍生于社会主义医德。尤其值得称道的是，“生命关怀优先性”被置于诸原则的首位，由此体现出更为彻底的生命主义伦理学特征，这一点正是多数生命伦理学文献所欠缺的。
刘著论证了灾害中伦理关怀的优先原则和灾害行为的无罪免责原则，其中优先原则又包括责任人优先示范、老人妇孺优先保护、生命安全优先，以及整体利益优先部分利益等原则。[43](P123￣135)不难发现，优先原则的后两项与钱著的原则一和原则三基本对应；但优先原则的前两项似更近于具体规范，而非普遍性原则。此外，刘著对“灾害医学救助中的伦理特殊性”虽有专节论述，但止于对灾疫医学场境的描述，而似无意讨论可能的医德规范或医德原则。
从根本上讲，灾害医疗与疫灾防治都体现为公共健康事件，由此其伦理向度可能在公共健康伦理中得到论证。目前的相关研究，有如下几种思路：首先，对灾疫伦理的经验叙事。它主要来自一线医务人员对医学道德问题的经验反思，其长处在于具有突出的在场感，但难以获得必要的普适性。其次，对域外公共健康伦理的述介、应用与发展。如国内学者肖巍、史军等所作的开拓性研究，由此可能为建构本土学说提供必要的理论参照。其三，对灾疫场境中的伦理难题的反思与求解，如刘世炜对“传染病防治中的伦理学问题”的考察，或者谢苗荣等对“灾害医学中的伦理问题”的探讨。[44￣45]尽管问题更多具有解构性而非建构性，但对问题的自觉本就是理论突围的重要契机。
综上，本文综合考察了灾疫行为的社会、医学、伦理维度。尽管灾疫行为亟待在灾疫伦理学中获得必要的价值尺度，但灾疫伦理的研究现状尚不足以充分回应这种迫近的现实吁求，由此灾疫伦理学就有待全面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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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伟)
Society,MedicineandEthics:MultidimensionalPerspectivesof
CalamityandPestilenceConducts
YANGXing￣yu
(SchoolofLiteratureandJournalism,LeshanNormalCollege,Leshan,Sichuan614004,China)
Abstract:Calamityandpestilenceconducts,reflectedassocialconductsinthesituationofcalamityandpestilence,arethedirectobjectofcalamityandpestilenceresearch.Theyneedtobeinterpretedbysociologyofcalamityandpestilence.Lifesafetyandhealtharethemosturgentfactorsofcalamityandpestilence,sothemedicineofcalamityandpestilenceconstitutesanotherdimensiontounderstandcalamityandpestilenceconducts.Theunderstandingofmedicalconductsofcalamityandpestilencereliesonmedicalethicsofcalamityandpestilenceultimately.Thedefinitionofmedicalmoralprinciplesbydomesticscholars,especiallytheethicalreflectionuponmedicalconductsofcalamityandpestilence,mayinspirerelatedstudyofcalamityandpestilenceethics.
Keywords:conductsofcalamityandpestilence;ethicsofcalamityandpestilence;multidimensionalpersp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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