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本位”特质与民众“公共精神”的缺失

摘 要：中国社会为何缺乏“公共性”文化与价值观念，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公”、“私”观念的真实底蕴究竟是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为何未能塑造出如西方近代社会那样的“公民社会”，已成为我国理论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我们应立足现代公共哲学之新的理论立场和方法，从现代普遍主义的公共性社会信念历史性生成的角度，对中西社会的某些主导性的公共价值观念进行比较性理论观照，从中透析社会成员公共观念以及行为选择背后的深层的文化理据，并以此为正遭遇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实践的当代中国社会民众公共精神的确立、国民公德心和公共人格的普遍养成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有效思路。

关键词：传统伦理；伦理本位；公民社会；公共精神

中图分类号：B8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07)05-0031-12

收稿日期：2007-05-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3BZX015)

作者简介：袁祖社(1963—)，男，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

一部中国社会的近现代历史，是与中国被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国门、被迫开放，迈向工业化、近代化同时开始的。在追求和迈向现代化的实践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幕幕充满悲壮色彩的“觉醒的悲剧”——令人刻骨铭心的一出出历史事件，从深层上折射和显露了中国人国民意识的诸多弱点。这其中，表现在社会精神生活领域中的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当推当时思想界先贤们关于中国社会整体的“公共精神”之稀缺、国民公德心之缺乏、公共人格之萎缩等问题的普遍地清醒觉知和犀利地批判和剖解。对此，金耀基先生做出了深刻、精到的分析。他认为，自19世纪中西对垒以来，中国的积弱暴露无遗。历次的改革运动，就其主调而言，无不在寻求中国人之富强，无不以建立中国现代化国家为鹄的。“在这样的历史框架下，出现了种种对中国积弱的诊断，并开出了种种药方。在众多诊断中，几乎没有例外的，都以‘私’是中国积弱的原因，而在众多的药方中，‘公’则被视为中国最缺少，而又是中国现代化所必须建立的道德因素。”^[1]

一、“公共精神”：透视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生态的新视角

自近代以来，关于中国人的国民性格，有很多说法。一般认为，在众多讨论中国公、私问题的学术思想中，美国传教士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1932)(中文名“明恩溥”)于1882年所写的《中国人的特性》一书的观点最有代表性。书中有一节以“有私无公的中国人”(亦有翻译为“缺乏公共精神”)为名，指出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中有私无公，又说中国人压根儿就没有属于“公”的东西，没有“公有”这个概念。他说：“中国人有私无公或公私不分的脾气，其实还不止于此，他不但对于‘公家’的事物不负责任，而且这种事物，要是无人当心保管或保管而不得法，便会渐渐的不翼而飞，不胫而走。”^[2]98潘光旦先生在其所著《寻找中国人的位育之道——潘光旦文选》(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4月版第278页)之《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一节中，对此亦做了深刻剖析。

近代中国思想家中较早关注“公”、“私”问题的当推严复。他认为，中国的整个社会秩序建立在“孝”上，而西方则建立在“公”上。^[3]近代中国思想界大师级人物梁启超在分析中国的国民性时，也曾以深邃、睿智的历史眼光和不无前瞻性的“现代性”意识，深刻地指出了中国人的四大缺点：“一爱国心之薄弱”，“一独立性之柔弱”，“一公共心之缺乏”，“一自治力之欠阙”。在《论公德》一文中，他具体指出：“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得焉以成立者也。”^[4]“五四运动”时期，不少学者都循着梁启超的说法，激烈抨击中国人缺乏“公共心”、“公德心”。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陈独秀就说：“中国人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坏的更是贪贿卖国，盗公肥私。”不过，陈独秀认为，妨碍中国人的“公共心”的不是“个人主义”，而是家族主义。他说：“我以为戕贼中国人公共心的不是个人主义，中国人的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都做了家族的牺牲品。”^[5]被称为“民族魂”的鲁迅对中国的国民心同样有着极其深刻的洞察、体悟和剖解。在他看来，中国的国民性主要表现为毫无公共心。他说：“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6]。林语堂也注意到：“中华民族是一个由个人主义者所组成的民族。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而这种只顾效忠家庭的心理实即为扩大了的自私自利心理。”^[7]159-202林语堂指出：“‘公共精神’为一新辞，‘公共意识’一辞亦然，‘社会服务’一辞亦然，中国原来没有这种东西。”^[7]139

同样有感于中国国民“公共精神”的缺乏，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才将“三民主义”的立法精意确定为：“以全国社会的公益为本位”，倡行“天下为公”。

梁漱溟对中国社会的“公共性”问题更是感受至深，在其所著《中国文化要义》中，对这一问题更是做了系统、深刻、精到入理的分析。在谈到“公共观念”问题时，他指出：“人们的品性，固皆养成于不知不觉之间；但同时亦应承认，公共观念不失为一切公德之本。所谓公共观念，即指国民之于其国，地方人之余其地方，教徒之余其教，党员之余其党，……如是之类的观念。中国人，于身家而外漠不关心，素来缺乏于此。特别是国家观念之薄弱，使外国人惊奇。”^[8]68他明确指出，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梁漱溟认为，为中国人所缺乏的集团生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要有一种组织，而不仅是一种关系之存在。组织之特征，在有范围(不能无边际)与主脑(需有中枢机关)。二、其范围超于家族，且亦不依家族为其组织之出发点。——多半依地域，或职业，或宗教信仰，或其他。三、在其范围内，每个人都感受一些拘束，更且时时有着切身利害关系。合此三条件者，即可以说是集团生活；不合者，便不是。我们以此为衡，则中国人是缺乏集团生活的。”^[8]69

一生致力于乡村研究的社会人类学者费孝通在其“差异格局”一篇论文中一开头就说：“在乡村工作者看来，中国乡下佬最大的毛病是‘私’”。他指出：“私的毛病在中国实在比愚和病更普遍得多，从上到下似乎没有不害这种毛病的。”^[9]22-23不难看出，当年思想界的先贤已经认识到，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文化欲回应现代性的挑战而获致“新生”、开出“新气象”，不能仅以“船坚炮利”为能事已毕，也不能仍旧把“道”封闭在内在超越的形上领域之内。它同时意味着“群”、“己”界限的调整，意味着文化传统创造性转化的重点，必定要从“内圣”的道德本体移至“外王”的公共哲学视界上来。

从道理上讲，历史上和现实中，各种不同的社会之所以能够区别开来，无非是因为它们拥有自己的象征体系，比如先天的同一体系(血缘、母语等)、信仰体系、世俗利害关系体系(经济、政治制度)等等，可以说这些象征体系的性质决定该社会的凝聚度。历史证明，一旦该社会之理性开始追求经济价值，这凝聚度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该社会的经济发展。就传统中国社会来说，宗教意识比较淡漠，因此相对而言，世俗利害关系体系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这世俗利害关系体系与本文即将考察的公共性精神尤为密切，也就是说，该体系的公共性精神如何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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