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中的生育意愿及其政策启示

摘要：构建影响中国家庭生育决策的四维模型，并利用1991—2011年CHNS面板数据分析家庭生育意愿的变迁及其决定因素。研究表明，个人、家庭、区域和政策因素都会影响生育意愿。城乡、区域和不同结构家庭之间的生育意愿趋同意味着现行的差别性生育政策的基础已经逐步发生改变，政策重点需要从维持低生育水平转向考虑家庭内在生育意愿的主导因素，由“约束型”转向“引导型”；生育政策对生育意愿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但在一些情况下不可预估，政策不确定性和不公平性可能导致生育意愿产生意想不到的逆向变化，因此未来更应关注政策过渡的平稳性和群体间的公平性，引导人们形成稳定的政策预期；政策的人性化、家庭化和与其他政策的相互配合也应成为未来调整的方向。

关键词：

生育意愿；计划生育政策；家庭结构

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我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基本国策，缓解社会经济资源与人口增长之间的矛盾，为社会发展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机遇。从上世纪80年代全国普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的生育率在短短几十年间降低到了替代水平以下，人们的生育意愿也发生重大转变，无论是单独家庭、双独家庭还是双非家庭①〓〓①本文所指“双独家庭”为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单独家庭”为夫妇双方有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双非家庭”指夫妇双方均不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其生育意愿均已下降到了终生生育两个孩子以下（图1），九成以上的家庭其意愿的子女数量在两个或两个以下（图2），开始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总体生育意愿与计划生育政策目标渐趋一致，表明我国生育政策调整的空间逐步放宽。

与此同时，中国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也带来一系列问题，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滞后性可能导致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凸显，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状况长期存在，人口结构失衡带来的劳动力资源不足，以及家庭结构不当造成的养老保障等矛盾将对我国的社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近年来生育意愿的走势也反映出政策与现实的矛盾：上世纪80年代初出生的第一批独生子女现已进入婚育年龄，从文献和统计数据反映的情况来看，独生子女家庭近年来开始表现出更高的生育意愿（图1），这可能源于独生子女家庭的“生育代际补偿”和改变“四-二-一”型家庭结构的强烈愿望。尽管平均而言家庭意愿生育的孩子数量在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大部分家庭希望只生育一个孩子，事实是近年来希望生育两个孩子的家庭比重显著上升，已超过六成（图2），并且其中不仅包括独生子女家庭，也有非独生子女家庭。这些情况都意味着不同家庭的生育意愿与计划生育政策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政策调整的必要性日趋显现。

上述生育意愿的发展趋势表明，我国当前计划生育政策调整时机日趋成熟，但也需要面向家庭的不同状况，在统筹宏观人口和家庭生育决策的基础上，制定更加多样化、人性化和家庭化的生育政策，改变过去相对“一刀切”的模式。然而，与整体的人口数量和结构研究相比，目前对于中国微观家庭生育意愿的研究较为零散，是什么因素主导了家庭的生育决策？经济收入、家庭构成状况、区域因素的变化如何改变着中国人的生育意愿？计划生育政策及其调整是否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未来的政策是否可以基于家庭生育决策机制进行调整？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进行系统地分析将有助于制定更加合理有效的政策。

对此，本文将利用“中国居民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1991—2011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中国家庭生育意愿的决定因素。接下来的第二部分将通过文献回顾，综述已有研究对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讨论及其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将利用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影响家庭生育意愿的主导因素及其变化规律，讨论政策因素的作用；第四部分将依据实证研究结论，讨论生育政策应如何基于家庭生育意愿进行调整，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社会学和经济学对于家庭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均有研究，在理论研究中，社会学的分析模式主要依据人口统计学分析、规范模型和角色理论。依据人口统计进行研究始于Landry（1934）提出的社会人口转型三阶段理论[1]，用于解释生育率由高到低的历史转变及其影响因素，目前大量的人口学研究依然延续这一框架，关注社会层面的宏观、中观因素。规范模型除了关注社会规范对个体生育意愿的影响之外，更将视野转向家庭层面，研究范式更微观化。而角色理论则更注重个体因素及其在家庭中的作用对生育决策的影响（Jackson，1972；Tobin，1976）[2][3]，尤其是关于女性婚姻关系角色的分析，奠定了许多后续研究将女性作为生育意愿实证研究的主要对象（陈卫、史梅，2002；郑真真，2004；杜凤莲，2008；周兴、王芳，2010）。[4][5][6][7]经济学分析模式同样也经历了从宏观到微观的发展历程：Malthus（1798）的研究是生育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典范，也为人口控制政策提供了早期的理论依据；[8]上世纪60年代之后，由于受到Becker开创的家庭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影响，成员收入、育儿成本、劳动时间分配和受教育水平等因素都被纳入到对家庭生育决策的“成本-收益”分析中（Becker，1960；Mincer，1974）[9][10]，这些研究更加关注家庭结构、家庭成员相对地位和家庭内部决策机制的影响（Leibenstein，1974、1975）；[11][12]一些研究也将视野拓展到家庭所处的环境，认为生育决策是家庭微观因素、社会经济和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Easterlin，1968）[13]，这对于理解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政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上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理论研究模型的日渐成熟，相关分析更多地集中到实证研究上，其中家庭经济因素和成员个体特征一直是研究重点：Butz & Ward（1979）关于个体收入、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对生育的影响是较早期的实证研究；[14]Steven & Franklin（1995）的研究则利用面板数据来研究家庭收入、工作地位、人力资本变量对生育数量的影响，验证了家庭经济学研究的观点，并且发现了女性受教育程度是影响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15]Laurie & Alex（2005）的研究则发现丈夫的受教育程度对妻子的生育意愿产生了更重要的影响；[16]Audrey（2001）的研究发现结婚年龄的上升对生育率下降大约会产生15%—30%的影响；[17]Paula（2007）[18]的研究表明家务工作和育儿时间的上升会降低边际生育意愿，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往往会降低其生育意愿，这在Alfonso，Gema & Raquel（2009）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证明。[19]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家庭所处的社会环境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也在近晚期的实证研究中受到关注：Mary & Oscar（2002）同时分析了经济变量与非经济变量对印度生育率的影响，发现文化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女性自主权和家庭计划与规模偏好可能影响生育决策，一些非经济变量的解释能力甚至高于经济变量；[20]Eva C. Yen，Gili Yen.&Liu（1989）以中国台湾地区家庭为样本，研究发现传统的价值观念和家庭结构对生育意愿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政策制定者必须关注这些非经济性因素对人口增长的影响；[21]社会政策的作用不仅在发展中国家产生影响，也在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中得到了证明，Lonnie（2005）的研究就发现工业化国家的低生育意愿与其公共福利政策、社会化的健康照顾、女性普遍教育计划相关。[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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