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打铁师傅们

俗话说，世上三大苦：“撑船，打铁，磨豆腐”。谁也不会想到，我就是学打铁出身的。而且我到两个国家大型企业上班的第一份工作，都是到锻锤上打铁。是我的铁匠师傅们教会了我打铁，更教会我怎样做人，他们是我步入社会大学的启蒙老师。

一

长拖厂,是我们上海知青对长春拖拉机厂的简称。它是农机部下属的一个大型国营机械制造性企业，位于长春市二道河子区，有将近七千名员工，主要制造东方红28型四轮农用拖拉机。

我是在一九七一年底被长拖厂招工录用的，到七二年一月才进的厂。当时对每一个知青来说，被招工是一件天大的事，终于可以离开农村进城了，而且是在省城的国营大企业当工人，真是连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因为此前的招工都是在县城的一些企业，如供销社等单位）。因此对进厂后干什么就没有更多的要求。

其实，我当时本身对工厂也没什么概念，除了中学学工劳动在锁厂装锁和在拉链厂试拉链外，也没到工厂去过。至于工种的分类更是一无所知。

长拖厂有十几个大车间和与之配套的科室和后勤服务部门，是个大型国企。这批进厂的近二百名知青被分到了各个单位（如老同学朱涵瑛就分在修缮队，当钣金工。我与他的故事已在“花甲感悟”一文中提起过，本文不再重复）。大家都是听天由命，服从分配。只觉得穿上新的工作服很神气，以后每个月花钱有保障了。也不会去考虑哪个工种好，哪个工种差。

我到长拖厂后，在大俱乐部里住了几天，就被分配到锻造车间。接着就是报到，分宿舍，领工作服，上安全课，然后再分到班组，当上了模锻工。

二

长拖厂的厂区很大，工厂中央大道右侧是总装、杂件、齿轴、大件等机械加工车间，左侧是发动机、新产品等车间。往里走到底，西边是铸钢、铸铁、精密铸造、热处理等车间。在东部有一片大厂房，那就是锻造车间。

工厂整个的生产工艺流程是由厂区后面往前推进，热加工车间主要生产拖拉机零部件的毛坯件，产品基本成型后再经热处理，然后转各机械加工车间一道一道地精加工，最后运到总装车间装配成拖拉机出厂。

锻造车间里主要分自由锻和模锻两大类工种，自由锻是由锻工用钳子将烧红的铁块放在锻锤的砧上，再通过手工操作或脚踩踏板，控制空气锻锤来上下打击，按图纸要求把锻块制造成型；而模锻是在汽锤的上下砧座上装上产品模具，由锻工将烧红的铁块直接放入模具内,再用手或脚控制操纵杆，让汽锤上下锤击使之成型，再切去非边（多余的部分），就基本定型了。两者相比，自由锻的操作难度和技术含量要高些，操作者需要有一定的力量和高度，而模锻的产品精准度要高些，可以批量生产，生产效率高。

听说长春第一汽车厂（一汽）在招锻工时，是把知青按高低排队，膀大腰圆的先让锻造分厂、铸造分厂挑走，然后再给其他分厂选。而长拖厂却不知用什么标准，竟然会把我挑去当了锻工。但和我一起分到锻造车间的其他上海知青却说，当时他们看到我都还觉得我的身体很健壮，大概在编报的时候光吃不消耗的结果吧。

那时，我也不知锻工是干什么的，只觉得比机械加工的待遇高些：多了高温津贴和工种粮补贴，还要发翻毛大头鞋和劳保棉袄，学徒期只要两年（机械加工学三年）就可以定级（每月三十三元钱），就心满意足了。

报到那天，车间调度把我领到了模锻班，又喊了一位师傅到我身边对我说：“这就是你学徒的师傅，姓赵。”简单介绍了几句，就完成了这拜师仪式。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我的师傅，他年龄不到五十岁，个子不高，但很壮实，像个铁墩子。黑黑的脸上长着一对大眼睛，炯炯有神。美中不足的是脸上有不少麻子，有点影响整体效果。他穿着一身沾满油点和破洞的工作服，工作帽就随意地搭在头上。见了我笑嘻嘻的，很和善可亲。他说：“庄啊，（东北人叫人就念一个姓）以后咱俩就在一起干了”。这话语不多，却把我对师傅的陌生一下子抹去了不少。我就用东北话答了一声：“嗯哪（东北话知道了的意思）”。这一对一答，我就开始跟师傅在模锻锤上学起技术来。

三

一进车间，只见炉火通红透亮，锤声震耳欲聋，两边排列着一批大型锻造设备，都是大家伙，旁边配上了呼呼作响的加热炉，烈火不停地往外窜出，舔着火舌。高空又有往返运行的大吊车，来来往往，忙个不停。工人们都在忙碌地工作，说话都必须提高嗓子喊，还要做手势配合。见到这振奋人心的场面，我顿时觉得这才是向往已久的大工业生产，是锻炼自己成为产业工人的好机会。赵师傅是我们班的班长，又是个勤快人。所以，每天都要提前半个多小时到班上（当时的工人师傅几乎都是这样的）。我也不敢落后，反正是单身，吃完饭就到车间去，陪着师傅打扫卫生，擦洗设备，整理工具，点炉烧火，忙个不停。

我们班使用的是三吨模锻锤，足有十几米高。打的锻件（圆钢料）要有十几斤重，用的铁钳子也是近一米长，好几斤重。反正没有轻巧的东西。

每天上班前，先就把一个个园铁棒（直径在30厘米以上，长度在50厘米以上）装进三米长的加热炉里，然后打开喷油阀让柴油雾化燃烧。接着，就是擦拭锻锤，给锤杆、活塞油孔里加油润滑，运转设备，再把要用的铁钳子，模具，冲头、工艺图纸、工卡量具等准备就绪，等待开工。

铁块很快就烧红了，我就在炉子的出口用长的钢钎把红铁钩到传送带上，再输送到锻锤前，由锻工师傅们用铁钳子夹住放在模锻锤下锻打成型，等到稍微冷却（锻件表皮红变为暗红时），再送到冲床班去冲掉毛边（被挤压成型的产品外面多余的铁皮），整个工艺流程就完成了。

赵师傅对我的培训也是从锻造的工艺一步步开始的，他边干边教，讲道理，讲原理（其实他也没什么文化，主要是经验和技巧），手把手，肩并肩，使我从装料开始到上锤操作，慢慢地熟练起来，成为他的助手。

四

那时候工人实行的是八级工资制，“文革”前是靠技能考试来晋级的，所以工人们对提高技能十分重视，而且都有一手绝活。在锻造方面也是如此。

听说在长拖厂隔壁的柴油机厂（生产坦克发动机的军工厂）有一位聋哑司锤工（操作锻锤的老师傅），他开锤的技术很高超，但在评级时，有人借他的缺陷来说事，不给高评等级，他就急眼（生气）了。伊伊哑哑的没法表达，就把车间的领导和锻工们拉到锻锤边，摘下自己腕上的苏联手表，放在锤砧的下砧上，又盖上一张纸，上面沾了点黄油，然后坐上操作椅，用手启动操作杆，往复几下，果断地往下一锤，再往上一收，只见白纸已沾在上面的砧面上，而手表面完好无损。大家都服气了。

这个“艺高人胆大”的故事是我们锻造车间对学徒工的经典教材，也是传统教育的必修课，我一直记忆犹新。后来就把它作为培训员工时的一个生动题材，借此来激发职工练技术的积极性。

当然，赵师傅在锻造上也有自己的绝活，他们以前是手工抡大锤打铁的出身（可能就是东北人所叫的小炉匠），所以有时一点小活（称作非标产品）他就抡大锤与另一个师傅配合锻打，你来我往，只见铁锤翻飞，通红的锻件在铁砧上翻滚，叮叮当当，一会儿就成型了，把我们这批年轻的工人都看呆了。他还有一个本事是锻焊，就是把两根铁棒的一头都烧红了，然后对接在一起，趁热打铁，来回转动，慢慢地把交接部分锻合在一起，浑然一体，几乎天衣无缝。

所以我很佩服我的师傅，称赞他：“师傅，你的点子真多。”不料我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一旁的师兄赶忙用手捅了我一下。我一看，师傅的脸立马（立刻）沉了下来。师兄赶紧用其他话扯开了。原来师傅是个很自信的人，但他最忌讳别人说他的缺陷，大凡是与麻子有关的字眼都在此范畴内，如广、林、点子、坑、洞之类，而东北人的语言又特别丰富，俏皮话、同音、同义、同形的话，骂人可以不带脏字，稍不注意，就会掉进设下的圈套里。从此，我的讲话也开始注意对象和分寸了。

五

尽管锻造车间的设备比较先进，但一些大型的锻件还是没有能力完成。所以有时只能到长春一汽的锻造分厂去借用大型锻压机加工。

由于我们对他们设备的性能不熟，真正操作还是靠一汽的身高体壮的锻工们，我们只能打打下手。因此他们一般让我们去上大夜班(夜里十二点到明晨八点)，这样就可把我们的加工件放在他们的任务干完后再完成。

到了一汽，我才真正感受到现代化机械加工厂的管理手段的先进和设计理念的合理，要知道这还是五十年代苏联老大哥援华的作品。

不用说他们的汽车加工流水线是安排得如此紧凑精确，每个加工好的工件都挂在流水线的链条上，按规定的工艺要求和时间，有条不紊的各自缓缓地传到下一个工序……最终汇集到总装分厂组装成整车，下线开到停车场。据说是几分钟就出一台解放牌汽车。

而且，那时候他们的管理配套设施已经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路。一汽的每个分厂就是一幢大楼，外貌就像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上海展览馆)的两侧的大厅，富丽堂皇，很有气派。从正门进去后里面就是一个个加工车间，而门楼的上面是办公场所，底下分别为食堂和浴室,食堂像餐厅一样，凭餐券领饭打菜，吃后就可离去，有专人收拾。而浴室的布局更符合环保要求：一进去是更衣室，然后是淋浴室，澡堂，再往里去就是休息室：是职工中夜班睡觉的地方。也就是说，上大夜班的八九点来了后可以先洗澡睡觉，到时间再去更衣室换上工作服上班。而工人中、大夜班下班（无法回家）就也必须先洗澡再入睡。宿舍内有两排大统铺，整洁的被子有秩序地摆放成行，由两位“五七连”（厂办大集体单位）的大嫂管理。调皮的青年到里面也只能老老实实地听她们安排，一到交班时间，她们就高喊“起床了”，看到想多睡的就把被子一掀，逼你起床。然后，刚下班的工人又洗好澡来上床休息。这一景象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

六

相比之下，长拖厂的管理就不在一个档次上了。由于“文革”的原因，那时厂内还是派别林立，生产上不去，管理混乱，工人可以住进厂区里,住到车间里面，家不像家，厂不像厂。难怪工人说，外国有个加拿大，长拖有的是大家拿。直到一九七七年，中央从一汽调来两位厂级领导到长拖厂当厂长和党委书记，局面才有所改观。

厂长牛振海，人称牛魔王，长得又高又大的东北大汉，做起事来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就像当年风行一时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里的乔厂长一样，用严格的管理作风整治三乱，得到了广大工人的拥护。当然，也得罪了不少人。

党委书记何光远，原是一汽铸造分厂的党委书记、厂长。一九四五年就参加了革命，五一年又被送到苏联留学五年，回国后就在一汽工作，是个精通机械加工的政治工作者。他对待群众和蔼亲切，处理事务细致认真，在当时厂长负责制的管理格局下，他为厂长出谋划策，保驾护航，一文一武，有张有弛，使长拖厂的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也深得全厂职工的好评。后来，他调任长春市副市长，不久，又被中央调任农机部副部长、机械部部长，最后任九届全国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主任。

何书记和牛厂长的工作作风和管理理念，给长拖厂的职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给我一个以工代干的小青年（当时我已在厂劳资科工作，与他们也有间接的工作联系）树立了起一个企业管理者的榜样，可以说，对我以后的任职也是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的。

七

好了，还是回到我自己打铁的故事吧。

过去我们干一个班下来，浑身是汗。工作服上全是油点（是锻锤上的润滑油溅的），还要被飞溅的高温氧化皮烫出一个个小洞，身上手上也是伤痕累累（锻工们开玩笑说，出娘胎就肚脐眼有个洞，现在当锻工了，全身都是窟窿）。

夏天打铁，前面是加热炉里喷出的热浪，咄咄逼人，手上的锻件又重又烫，不敢松手。上空,吊着红烫锻件的天了车往复不停;四周,锤声震耳不绝，有时只能戴上防聋耳塞，讲话都要高八度地喊叫。身上的工作服被汗都泡透了，再让火一烤，衣背上泛出片片盐花。为了降温，身后还有一只直径一米的大鼓风机在不停地吹，（我的腰肌劳损病就是那时患上的，严重时人都不能弯腰，后来还是师傅送了我两瓶虎骨酒，每天喝了平躺在木板床上休息，才渐渐的好了一点。）冬天虽然天冷，但车间仍然是这高温，穿单衣，外出就要披上棉大衣，淘气的小锻工有时在腰上扎一根草绳，远看活像个要饭的。

中午吃饭时，一帮锻工头戴塑料安全帽，油渍麻花地敲着饭盒闯到食堂，吓得那些年轻的女工直往别的窗口躲。一打饭，基本一个样，五两饭，一荤一素，其实旁人不知道，卖饭的有好几位大嫂是我们锻工师傅的家属，她们的老公早就在家里打好招呼了，说小青年胃口大，饭菜要多打点。所以，她们常常会收了粗粮票（只能买玉米、高粱米等杂粮），却发了馒头。菜打得又多又满，有时甚至会把粘了稀饭的饭盒往收下的饭票堆上一放，再交给你。到时你看：还退了不少饭票。这种苦中作乐的生活，现在想想还觉得回味无穷。

锻工的工作是枯燥单调的，但锻工之间的生活却是丰富多彩的。才进厂时，有不少大学生作为臭老九在车间里面当工人。就以我在的锻造车间为例，除老锻工外，一线的主力是吉林工大锻造专业的本科生和省机械学校的大专生，然后就是我们这批知青和年轻的锻造专业的中专生，文化程度是相当高的。我与这批师兄师弟都相处得很好。因为大家都住单身宿舍，业余生活也比较单调，我们只能自寻乐趣。夏天下班后就到球场打球或去图书馆看书，讨论时事。休息天就去长春南湖公园划船或游泳。冬天，就把篮球场四周用木方料封闭了，再往里灌热水（反正锻造车间有的是热源）浇起冰场（这样的冰层不会一层层的分离），再穿上冰鞋，就可以尽情地滑冰了。滑冰真是一种享受，“跑刀”重心低，比较好学；“球刀”（打冰球时穿的）前端带齿，重心高，容易摔跤。尽管是零下二、三十度，我们学滑冰的会浑身冒热气，只穿一件毛衣，后来能到正式的冰场上去滑了，更是你追我赶，势不可挡。记得后来女儿在上海室内冰场学滑冰时，我还教了她一些要领，明显有效。

八

由于那时全国要实现农业机械化，我们厂拖拉机供不应求，零配件更是紧张。为了多生产配件，工厂决定在锻造分厂再安装一台大型的锻压设备（一千吨摩擦压力机），生产大型锻件。等到这台设备调试完毕，就交给我们班使用了。

这时，我师傅就向车间领导申请，让我来操作这台设备。我当然是十分高兴，抓紧熟悉设备性能，争取早日操作。

为了让我学习锻造原理，我在西安交大当锻造专业系主任的堂叔还专门把大学教材寄给我，帮我提高知识。

一千吨锻压机有近十米高，它是靠两个横向连接的直径近三米的钢片（像举重的杠铃一样），再分别与垂直方向的一片大钢轮接触摩擦，通过加速度产生上、下的碾压力，而让钢轮中间的锤杆上下运行而来加工锻件的。这台设备无论从劳动强度，震动程度和加工速度上来说，都比一般的锻锤要先进。这台机器可将直径100公分左右，高达200公分的加热铁坯，轻松地压成脸盆大的齿轮毛坯（是拖拉机运行的关键部件），而当时每月的需求量是很大的。

在那个年代，没有奖金，没有涨工资，没有物质刺激的东西，要完成任务，只能靠精神的力量和激励的措施。而在热加工作业（铸造、锻造）中，还要靠连续操作，团队作业，所以配合和协调是很重要的。

我作为一千吨压力机的主要操作手，每天要带领徒弟（省机械工业学校毕业的中专生和后招来的本地知青）一起加料，一起锻打，才能完成当班任务。作为一个生产组织者，我首先要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同时我也告诉大家：在集体作业中，必须要同舟共济、同心协力去完成工作。有人偷懒、就必定有人要多出力，作为团队的一员绝不允许这种现象出现。我们还制定了几条内部规定，奖勤罚懒，激励先进。渐渐地我也学会了做思想工作，和车间的工人们也成了好兄弟。

九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想起了锻造车间的一些领导来。他们是我人生路上的引路人，也是我在长春时的“亲人”。

我们车间的老主任，是个八级老锻工，姓韩，人称“老韩头”。他身材高大，和蔼可亲。见人总是笑嘻嘻的。每天戴个工作帽在底下逛，重点就是抓安全。在锻造行业，安全是第一位的，因为我们每天在同烈火，在与钢铁打交道，不是烫就是伤，而且一出就是大事故。所以韩主任在每次车间大会上逢会必讲安全，尤其是他说起车间的一位漂亮女青工，因工作分心，被冲床冲掉一只中指时，更是语重心长，要大家引起重视。有时讲得我们都有点烦了，甚至经常把那女工都讲哭了。有一次，趁主任到我们机台检查安全时，我就向他提出，不要多讲这件事了。可他把嘴一撅说：“不讲，下一个可能就是你们。”现在想想，我能从锻工这个苦、脏、累、险的岗位上完好无损地退出来，也应该有老主任天天讲、敲警钟的功劳。

别看老韩头对工人很严厉，但他也有父辈一样的关爱。记得那是我进厂没多久，有一天正在班上，忽然有集体户的同学赶到车间来找我，说是我妹妹（也与我在一个户）生急病已送到长春医院，要我赶紧带些住院押金去看她。

我是个学徒工，每月的生活费刚够维持生活。于是我就急忙到车间办公室填了借款条，请主任签字后让事务员到财务科去借钱了。谁知不一会儿，事务员回来了，没办成。原来工厂规定，学徒不得向财务科预借现款，可能是怕没能力还款。这时我着急了，就是让家里寄钱也是要时间的，拖不起。

正当我走投无路，万分着急时，老主任在一旁劝我别急，并亲自取来借款条，写上“急用”两字，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让事务员去办。并叫她跟财务科说，是他老韩头要用的钱，到时还不上就从他工资里扣。当时我看事务员还迟疑了一下。我想是不是韩主任的经济也不宽余，却硬把这事给担了下来。我感动得差点掉下泪来。倒是主任笑着宽慰我，“别急，赶紧去医院吧。有什么困难再吱声，有我们大伙呢”。这席话让我感到了打铁人的铁骨柔情，感到了组织的关爱。

十

那时候，我作为团员，在车间里也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要求上进。车间党支部也很关心我们青工的成长。

在我进车间后不久，车间分来了一名姓王的长春退伍兵，瘦瘦的身材、高高的个头，是个党员。他先是和我在一个班上当锻工，后来因他在部队有机械维修的技能，就调到机修班当上了维修工。

他和我关系很好，也是个爱学习、肯动脑的小伙子。我们经常谈些时事，谈谈工作。他很关心青年工作，理解青年的生活和思想。由于车间有上百名青工，需要抓紧对青年工人的培养和教育。因此当车间党支部在改选时，他就被选为支部副书记。这样，车间党支部形成了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

在车间党支部对我们的教育中，有一件事对我来说是终生难忘的。

那是在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在这一年，我父亲的单位来函通知我们子女要回上海参加父亲的追悼会，平反昭雪、落实政策。

那时候，我已被借到厂劳资科，也不大回车间。但人事关系还在车间。不过，车间领导很快就批了假期让我回了上海。等到我从上海带了新的组织结论回来后，就把它交给党支部，请他们放入我的档案，也算是对以前放在里面的材料作一个补充证明。

那个年代，我们都认为档案是个深不可测的黑洞：是自己的东西，却不知道是什么？重要而神秘。几张纸也许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而自己又无能为力，只能听之任之。

可是，有一天，王副书记托人叫我回车间一次。当我到支部办公室时，我看见除了王书记外，支部李书记和组织委员老张都在那里。因为我在那时因家庭原因，从没向组织上提过入党的意愿，所以也搞不清支部找我有什么事。

他们先问了我一些在劳资科的工作情况，然后支部的李书记就开口了，他很严肃地说：“小庄，你家里的事上海方面已经有结论了。这是件好事，你应该相信组织，相信党。既然党中央要拨乱反正，所以我们支部决定，把你档案中的与新的结论不一致的材料都清理出来，交给你自己处理。希望你以后要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说完他就把一叠又黄又旧还盖了不少公章的公文交给了我。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顿时不知说什么好。就是这些政审材料，一直是我思想上的沉重负担，是我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如今，组织上把它铲除了，我是应该轻装上阵，努力工作了。

从此，我在做人的工作中也一直以此事为鉴。将心比心，我知道一份薄薄的组织结论对一个人的一生是何等重要，我们对人要下定论时，必须字字推敲，慎之又慎。

后来与我一起打铁的王书记先调任厂团委书记（我已从团委调到劳资科），再被送到吉林工大深造。学成后返厂任党委组织部长，党委书记。后又调到国家机械部当办公厅主任。有一年冬天，我去北京开会，几经打听，才与他联系上，他特意开车到我住的宾馆来看我，谈起往事，无限感叹：“我们已经都不再年轻了，可在一起打铁的青春时代，却永远难忘。”那一年，他已在全国政协机关事务管理局当副局长。现在也快退休了吧。

我在长拖厂工作近八年，其中在锻造车间打了四年铁，后来以工代干当了车间材料员、计工员。一九七六年，工厂调我到团委筹备“文革”后的第一个团代会。一九七七年我又被调到劳资科，参与“文革”后的调整工资工作，直到一九八O年九月我调回了南方。

说来也怪，我这些年调到铁路后，出差到了不少城市，唯独没有再去长春。尽管长春铁路工厂的朋友们也多次盛情邀请，我也没有借此重游。当然公务缠身，没有机会是主要原因，但内心深处却另有隐情：听说这些年来长拖厂因市场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历经风雨，每况愈下，或已被兼并，也可能倒闭了。也许我是怕看到她现在的那种凄凉景象，给我美好的回忆会蒙上阴影，才不愿重返故地吧！

长拖厂是我成长中的一站福地。她伴我渡过了难忘的青春时代，打开了我封闭而压抑的心扉，使我享受到工作和生活的快乐。

长拖厂也是我心中的一块圣地。我在那里当上了工人，学到了技能，焕发了青春，收获了爱情。

“长拖”八年，受益匪浅，是她送我开始扬帆起航，我对她充满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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