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党中央提出的开发大西北的战略，其重点是在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相对落后的边疆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地理环境的原因，中国最显著的国情便是各地区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发展不平衡，尤其反映在东西部地区的强烈反差。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现实，并在宏观战略和微观措施上，迅速解决西部大开发中突出的边疆民族地区的贫穷落后问题。本文拟以西藏日喀则地区卫生事业为例，提出边疆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一

综观中国历史，边疆民族地区一直处于极端落后状态，当中原经济、文化蓬勃发展之际，它们还被人称为“蛮荒之地”。以西藏而言，尽管唐朝贞观年间，太宗皇帝派文成公主不远万里赴藏（当时称吐蕃），远嫁松赞干布，但那里的环境、制度束缚了中原文明的渗透。其他边疆民族地区也大致如此。

从社会发展角度看，边疆民族地区一直处于封闭、落后的状态。解放后，通过对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民族地区从原有的奴隶制、农奴制、封建地主制等落后的经济制度形态中解放出来，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２０多年，经济得以快速发展，最近几年（西部大开发以来），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以１９９８年为例，民族地区完成国内生产总值６５８９．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８．８％，高出全国平均增幅１．０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完成２０５５．６亿元，比上年增长５．７％；第二产业完成２３８１．０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１．３％；第三产业完成２１５３．２亿元，比上年增长９．０％。（李皓、杜肯堂．《民族地区全面小康之路初探》．《中南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２期）这里，仅举日喀则地区的医疗发展为例。目前，全地区１８个县（市）已经基本形成了机构门类齐全，功能发挥较好的四位一体的医疗预防保健网络。２０００年，全地区各级医院、乡镇卫生院共诊疗人次数近１３７万人次，其中，县及县以上医院为５３８２２２人次，乡镇卫生院为８０９２８６人次。在诊疗人次数中，门、急诊人数为１１５２３７２人次，出院人数为１２４１２人，其中，县及县以上医院４５９１５８人次，乡镇卫生院６９３２１４人次。病床使用率：县及县以上医院平均为３８．２２％，其中，地级医院平均为３１．３９％，县级医院为４１．７％，乡镇卫生院为７．６５％。但是，民族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建立在低总量水平和低人均水平的基础上，并不能真实地反映民族地区的经济现状。民族地区与内地的差距还是明显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态势也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逆转。

例如，边疆民族地区除广西、新疆超过全国平均增速外，其余８省区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西藏、青海平均增速分别只有７．８％和７．６％。更需指出的是，全国没有解决温饱的３０００万贫困人口，以及虽已脱贫但还不巩固的６０００万人口，大部分都在边疆民族地区。

那么，除了历史、地理环境因素外，还有什么原因造成边疆民族地区的落后状况呢？

笔者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缺少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也即在发展生产时没有按科学发展观来指导实践的现象，长期以来在边疆民族地区所产生的影响更甚于中、东部地区；二是这些地区长期处于农耕文明?穴以牧业文明转型过来的时间也不长?雪，自然经济及不发达的工业呈粗放型、集约型状态，缺少现代工业的分工。

下面，来分析这两大原因的深层次问题。

第一个问题，长期以来，理性“经济人”在传统“重经济增长”理论的指引下片面强调人类对自然界的单向征服，却对自然资源与环境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多重功能认识上表现出“理性缺失”，这不仅扰乱、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而且使人类自身的持续发展因生态环境的恶化陷入严重生存危机之中。作为不发达国家的中国和作为“远西部”的生态大省———西藏，同样面临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如，西藏可可西里无人区藏羚羊被盗猎者大肆掠杀；西部一些地区的森林被砍伐等，都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个问题，正是边疆民族地区产业分工不发达，使得这些地区的生产关系长时间保持着相当稳定的结构，而经济组织的结构也长期处于初级阶段。改革开放后，边疆民族地区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但这些制度在民族地区的实施并没有起到和内地同样好的效果，正如著名学者潘、马戎在一篇分析西藏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文章中所指出的：“（１）西藏引入内地体制时，是把相同的体制实施于完全不同的社会土壤；（２）相同的体制，在西藏并没有组织起与内地相同的生产活动（规模、效益）……（４）西藏真正的群众性生产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以传统的生产水平和组织方式在进行。”（潘、马戎.《中国西部边区发展模式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94页）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民族地区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并没有与内地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处于同样的高度，市场经济中的制度安排是适应分工和交换的需要而产生的，它并不适应于市场化水平还很低，分工还不发达的地区。

二

前面，我们分析了边疆民族地区之所以落后于内地，特别是东部地区的一些原因，这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必须正视的问题。由于笔者曾在西藏日喀则地区工作过一段时间，所以对上述问题的思考有感性的认识作基础。基于对边疆民族地区落后特点的观察，它最突出地反映在医疗卫生上。

如前所述，虽然当前日喀则地区的医疗卫生条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与国内先进地区相比，仍呈现相当大的差距，其表现如下：

其一，区域卫生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１、现行管理体制不利于卫生管理和卫生资源发挥效益

长期以来，日喀则地区的卫生管理体制和卫生服务体系按行政隶属关系设置，受财政、人事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依法行政的能力较差，职能不强；卫生事业单位受多部门管理，宏观规划，调控区域内卫生发展的行业管理不力，不能很好地运用法律法规、方针政策、规划指导、信息服务和经济手段等来实行区域内全行业管理。卫生资源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管理。

２、卫生资源短缺与资源浪费并存，结构性矛盾、供需矛盾日渐突出

在卫生资源配置上，长期存在着重城市、轻农村，重医疗、轻防保，重规模、轻效益的问题。在城镇不仅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床位、人员超编，而且还发展社会办、个体办医疗机构，以致供大于求。县及县以下农牧区卫生资源的配置，存在着严重的短缺问题，如房屋、设备等基础设施条件落后，历史欠账多，人员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较差，特别是乡（镇）卫生院严重缺乏能开展综合卫生服务的适宜人才和必需的基本设施条件，需求明显大于供给。从内部结构上看，防保、卫生执法监督、急救事业的发展缓慢，卫生防疫和妇幼保健人员分别仅占日喀则地区卫生工作人员总数的８．１％和１．９１％。由于防保等资源的短缺，具有更大社会效益的卫生防疫防病、妇幼保健、卫生执法监督等工作无法保证其正常开展，缺乏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机制。城镇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尚未正式起步，大多可以较低成本诊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均由医院承担，既造成了浪费，又不方便群众。

３、卫生投入不足，卫生经济补偿机制不健全

卫生事业的发展主要依靠政府的投入，财政对卫生事业的投入虽逐年有所增加，但总体上投入仍然严重不足，特别是对卫生部门大型设备的购置、房屋修缮、预防保健、医学科研等方面缺乏必要的投入。群众免费医疗经费不能按时足额到位，免费医疗水平不高。同时，受群众经济文化生活水平和免费医疗制度的影响，卫生部门以收抵支能力差。此外，现行的卫生服务价格虽经调整，但仍不能充分体现卫生技术的劳务价值，致使以药养医成为各级医疗机构获得补偿、谋求生存的主要途径，从而造成医药费用上升，加重了国家、单位和个人的经济负担。

４、群众自我保健意识较差，健康教育滞后

受封建迷信和传统习俗的影响，群众对自我保健缺乏足够的认识，缺乏对常见病、多发病防治等基本卫生知识的了解，自我保健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较差。由于经济文化水平不高，许多群众难以改变过去长期形成的不良生活方式和行为，严重影响群众健康状况的改善。日喀则地区健康教育体系尚不健全，全地区６４万人口，竟无一所健康教育机构，平时的健康教育，除发些宣传资料外，缺乏专业人员对群众进行引导和教育，健康教育事业基本处于空白，健康教育任务极其繁重。

其二，居民健康存在的主要卫生问题

１、传染病和地方病防治任务仍十分艰巨

日喀则地区常年流行的国家法定传染病多达十几种，尤以鼠疫、结核、肝炎、痢疾等最为严重。近年来，鼠间鼠疫疫情十分活跃，染疫动物不断增加，自然疫源地面积不断扩大，并且向城镇、交通要道和旅游景点逼近。结核、乙肝等患病率居高不下，不少地方出现了“结核之村”和“肝炎之家”。地方病，尤其以碘缺乏病、大骨节病为主要疾病，危害广大群众的健康，成为长期的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２、第二次卫生革命的任务非常繁重

随着城市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以及人口的老龄化和疾病谱的变化等，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肿瘤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和职业病的发病逐渐增多。第一次卫生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又面临着第二次卫生革命的繁重任务。

３、出生人口质量和人群整体健康水平较低

日喀则地区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均期望寿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牧区妇幼卫生服务能力低下，服务功能不完善，严重影响着出生人口质量和广大群众整体健康水平的提高。

４、急救网络不健全，急救水平亟待提高

日喀则地区由于自然地理的因素，意外伤害特别是交通事故造成的意外伤害频繁，给群众的生命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全地区医疗急救能力薄弱，缺乏必要的急救人员和急救设施，包括交通工具。

以上所列举的问题不仅仅是日喀则地区的问题，也是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教育卫生条件落后的一个缩影。

要解决长期积累的问题并非易事，但我们只要抓住一些主要的方向性问题，就可以加速改变边疆民族地区落后的面貌。

首先，我们必须向边疆民族地区的广大干部、群众灌输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经济、文化、教育卫生活动，也就是要强调可持续发展原则。边疆民族地区处于重要的生态环境地带，产业发展应高度重视生态，结合退耕还林草工程，发展生态型、环保型产业。

其次，要强调政府扶持与发展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原则。

具体而言，边疆民族地区各级政府应当抓住西部大开发和国家其他宏观经济调控给本地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加快本地区改革开放的步伐，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这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以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小康建设。例如西部边疆民族地区抓住“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公路国道主干线等工程建设的机遇，通过发挥市场机构的作用，使其转化为本地区经济发展和小康建设的内在动力。

再次，要充分认识边疆民族地区在现代化过程中，将着力点放在加快城市化上。到２０００年，我国市镇人口比重达到３６．０９％，已接近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内部发展很不均衡。上海城市化率高达８８．３％，广东、江浙等东南沿海省区均高于４０％，而西部省区则要低得多。由于城市化滞后，第三产业不发达，就带来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城市缺乏带动农村发展的活力，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农民增收受阻，就业岗位不足，内需难以扩大，可持续发展能力减弱，以及笔者所披露的农牧区医疗卫生条件差，等等。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城市化滞后，已经成为制约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瓶颈”，其影响力一点不比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落后来得少。因此，没有城市化，就不会出现充满现代气息的边疆民族地区。

还有一点，就是政府应重视并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投入；以卫生事业为例，应大力推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加强对传染病和地方病的防治，健全医疗救护网络等。

综上所述，边疆民族地区与东部等先进地区相比，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要落后得多，我们只有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指导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活动，才能取得优异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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